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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們的女兒已經半歲,半歲的孩子是很費大人心神的時候,好則是單位距我們家很近,母親和弟弟妹妹們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害怕的事並不因人們害怕而不發生。在毛主席逝世一個月之後,國家發生了重大的事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被粉粹了。當時,我不敢相信,也想不通,我一直認為自己路線覺悟不能望其項背的那些“響噹噹”們,也被列入“四人幫”的範疇。

  第十九章 國家出了大事(2)

  大概正是有無數人想不通,尤其是那些個昨日還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精神抖擻地指點江山的“新生力量”們,所以,規模宏大的“轉彎子”會在縣委招待所如期舉行了。

  我們單位除代表三個派別(造反派內部的知派、工派加上早就銷聲匿跡現在又突起的所謂保守派)的九個副科級幹部都參加外,幾個山頭的所謂“派尖子”也被通知參加,這其中有藍峰。

  “轉彎子”會很嚴肅,全封閉式。在那樣的特殊時期,外面免不了有各種猜測和謠言,譬如縣革委的誰誰正遭批鬥,某公社誰誰已被批捕,等等。我將藍峰自回單位實習以來的所作所為在腦海里過了一場又一場“電影”,看哪些能上綱上線,結果是我認為說他是“派尖子”都有些屈,他實在是沒參與西照縣和本單位的“打、砸、搶”,西照縣被列為“反黨奪權”的那些件大事他一件也不沾邊,要說有錯,就是參與了去拉回老A 的派性活動和在他畢業分配時與單位領導發生過口角。

  單位職工看我的眼光也很特別,那些對立面的造反派職工,由於他們的頭頭也在招待所,他們心裡也很忐忑,看我時有些同病相憐;那些本來就是依附著對立派與我們這一派鬧對立的一般群眾,這時儼然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們敲鑼打鼓放鞭炮時的動作故意表現得很誇張,好像是說:上面發生的這些事情我們早料到,造反派不是好東西我們早知道!你們的後台老板倒了,看你們往後還囂張不囂張!你怎麼還在這裡轉?怎麼沒叫你也去招待所受審查呢?千萬不要叫你這個小壞蛋漏網了!

  當時有一句很流行的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動分子受難之時。

  我不是反動分子,我是人民大眾的一員,但在這樣的時刻,在舉國歡慶粉碎“四人幫”的鑼鼓鞭炮聲中,由於我們對立面的群眾在歡欣鼓舞,我卻毫無緣由地開心不起來。

  豈止是不開心?我實在是終日惶惶不安,我心神不寧,感到前途未卜。我不止一次對母親說,萬一運動繼續深入我也進去了,希望她照護好我們不滿一歲的女兒。我的情緒對母親有很大的壓力,母親說,不!不!決不會有這樣的事,你和藍峰都不是壞人,你們也沒有幹壞事,你們不會有事的!你們如果有事,我就拼了我這個老命和他們說理去!父親若在場,就默默地什麼也不說,但可以看出他滿眼的思索和憂慮。好些年以後,我分析父親對當時的形勢也是估摸不透的,但他知道他的女兒、女婿不是壞人。不是壞人就不會遭到懲處,他卻不敢肯定。

  “頭頭兒”們在招待所“轉彎子”期間,縣直在人民影院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討和揭批“四人幫”大會,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我們單位我們這個山頭當時擔任城關儲蓄部主任的小嚴。他是和我同時參加工作的合同工,由於他的母校是下面公社一級的,所以儘管他平時竭誠向造反派靠攏,但總被一中出身的“響噹噹”們視為異己,“納新”和提干也都沒他的份兒,為此他常感委屈。那天,他第一個站出來“反戈一擊”,第一個把他平時尊為革命導師的老A同志稱為“黑主子”,並聲淚俱下地檢討在這個“黑主子”的指揮下自己所做的錯事,痛心疾首表態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大會結束,我們單位如滾鍋一樣,老A雖沒參加大會,但他卻是第一個知道大會情況的人,起碼蕩漾在縣城上空高音喇叭中響起他的名字時他聽得格外清晰。老A氣得滿院子疾走,邊走邊呸呸地吐著惡氣,我們那個山頭的一些職工也大罵小嚴不是東西,說他是紅岩中的叛徒“甫志高”,而一些頭腦略微複雜些的同志則再不肯多說一句話,相互也很少交談,大家都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都在想,縣委為什麼要安排小嚴第一個發言呢?小嚴的發言為什麼要定這麼樣的調子呢?莫不是我們這一派真的錯了,真的與“四人幫”連在一起了?照這樣推測,一直和我們對著幹的那一派就是正確的了,可他們幹的那些事又如何能以國家出了“四人幫”,如何因對立面是錯的他們自然就正確了呢?

  家事 第五部分

  第二十章 多事之秋(1)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父親又去鄭州看病,因手中沒錢困在了那裡,往照東營業所打電話讓我們給他送錢去。本來若將錢寄去起碼會節約來往一趟的火車費及住宿費用,但考慮到既然母親也同父親一起去了,那病就不會很輕,而且父親執拗,說讓送去就是有送的必要,郵寄去怕要誤事和惹他生氣,於是藍峰我倆就請了假帶上女兒一同去了省城。

  到鄭州後發現,父親的病其實並不是太重,母親悄悄告訴我,父親這次來,是跑他的冤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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