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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毛澤東學英語的興致頗高，無論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擠出時間學習，一般是個把小時，有時三四個小時，興致高時，最多達七八個小時。甚至在出巡的火車、輪船、飛機上，這種學習也不間斷。
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後來被稱作是毛澤東“飛機上的工作照”。郭沫若還為之賦詩一首，實際上並非毛澤東的工作照，而是毛澤東在飛機上學英語的照片。
“對此我記得十分清楚，”林克講道，“那是１９５７年春，毛主席南下視察工作。從照片上看，桌面上有兩隻對放的茶杯，兩份對擺的文件，顯然應有兩個人，那是我正與主席學英語。兩份‘文件’是《人民日報》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英譯本。當時侯波同志來跟我打招呼，說是要為主席攝影，我便閃到了一邊。拍照的那一天，是３月１９日晨，從徐州飛往南京，我的日記上有記載。”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會議。當時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的領袖會談，並參與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澤東還做了多次講話，並提出１５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在整個會議過程中，他都非常緊張繁忙。儘管如此，毛澤東的學習卻始終未嘗中輟，“每每在天色未明時，邀我到他的寢室——原俄國沙皇的寢宮去領讀”。
那時，毛澤東已年逾花甲，他自謂學習英語“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但他毅力非凡，表示“決心學習，至死方休”。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要通過學習，能夠看英文的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
在林克珍藏的大量毛澤東手跡中，不乏這樣的短函：
“林克同志，選集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可見毛澤東對英語學習的執著。
林克還談及毛澤東學英語的一些往事，聽之覺得有趣，思之可感其獨特的性格。毛澤東湖南鄉音濃重，在湖南的方言中“Ｎ”“Ｌ”不分，因而在讀英語時，常常出現把“ｎｉｇｈｔ”夜晚念成“ｌｉｇｈｔ”光、亮一類誤讀。每當此時，他就像個謙恭的學生，隨著林克的領讀，反覆練習。他不像有些人學外語，念錯幾次，便羞得張不開口，他始終是爽爽朗朗地大聲念，坦坦然然地大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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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給毛澤東當秘書兼英文“老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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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脫離開英語學習，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就仿佛顛了個過兒。毛澤東要求他的秘書創造性地工作，從不硬性規定一、二、三，指示如何去做，不畫任何框框。林克回憶說：他讓我看材料選材料，不僅要求我能夠分析，能夠綜合，能夠一般地反映情況。他在談話中總是不斷地提出問題，商量問題，討論問題，因此要求我能把看過的材料，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來分析，從戰略上看問題，說出自己的看法。
要適應主席的這些要求，對我來說，難度相當大，必須非常努力地學習。於是，我又收到主席如下短箋
“林克：請找列寧《做什麼﹖》、《四月提綱》１９１７年兩文給我一閱。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點理論書。你需要學理論。興趣有，似不甚濃厚，應當培養。慢慢讀一點，引起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供參考。毛澤東８月４日”
《做什麼﹖》今譯《怎麼辦﹖》，是列寧寫於１９０７年的一部著作。文中特別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林克：多日不見，有些寂寞嗎﹖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於你我都有益。略為偏重一點理論文章，逐步培養這一方面的興趣，是我的希望。年紀大起來了，是下苦功學習的時候了，但以不損害健康為原則。請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種文集給我為盼毛澤東１０月２日”
正是在毛澤東的敦促誘導影響下，林克閱讀了大量馬列經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鍛鍊，“這為我後來從事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研究，參與《２０００年的中國國際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概論》編撰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林克印象極深的，是“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親自主持的讀書活動。５０年代後期，何以出現“大躍進”等災難性的挫折，顯然與毛澤東對形勢分析過於樂觀，急於過渡的主觀傾向直接相關。但不容否認的是，一些地方和基層領導的馬列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知識匱乏，以浮誇和作假迷亂了毛澤東的視聽，亦是他在大政方針的決斷上出現偏頗的重要因素。
毛澤東對此有所察覺，所以儘管廬山會議以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悲劇結束也許這一結局非其初衷，但從那以後，毛澤東一再強調學習形式邏輯、學習馬列著作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１９５９年仲秋，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幹部讀兩本書，一本《哲學小辭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半年內讀完。１２月９日下午５點，毛澤東便帶頭實施由他制定的讀書計劃。讀書活動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應邀參加的有鄧力群、田家英、胡繩和陳伯達。
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後來被稱作是毛澤東“飛機上的工作照”。郭沫若還為之賦詩一首，實際上並非毛澤東的工作照，而是毛澤東在飛機上學英語的照片。
“對此我記得十分清楚，”林克講道，“那是１９５７年春，毛主席南下視察工作。從照片上看，桌面上有兩隻對放的茶杯，兩份對擺的文件，顯然應有兩個人，那是我正與主席學英語。兩份‘文件’是《人民日報》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英譯本。當時侯波同志來跟我打招呼，說是要為主席攝影，我便閃到了一邊。拍照的那一天，是３月１９日晨，從徐州飛往南京，我的日記上有記載。”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會議。當時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的領袖會談，並參與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澤東還做了多次講話，並提出１５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在整個會議過程中，他都非常緊張繁忙。儘管如此，毛澤東的學習卻始終未嘗中輟，“每每在天色未明時，邀我到他的寢室——原俄國沙皇的寢宮去領讀”。
那時，毛澤東已年逾花甲，他自謂學習英語“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但他毅力非凡，表示“決心學習，至死方休”。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要通過學習，能夠看英文的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
在林克珍藏的大量毛澤東手跡中，不乏這樣的短函：
“林克同志，選集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可見毛澤東對英語學習的執著。
林克還談及毛澤東學英語的一些往事，聽之覺得有趣，思之可感其獨特的性格。毛澤東湖南鄉音濃重，在湖南的方言中“Ｎ”“Ｌ”不分，因而在讀英語時，常常出現把“ｎｉｇｈｔ”夜晚念成“ｌｉｇｈｔ”光、亮一類誤讀。每當此時，他就像個謙恭的學生，隨著林克的領讀，反覆練習。他不像有些人學外語，念錯幾次，便羞得張不開口，他始終是爽爽朗朗地大聲念，坦坦然然地大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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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給毛澤東當秘書兼英文“老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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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脫離開英語學習，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就仿佛顛了個過兒。毛澤東要求他的秘書創造性地工作，從不硬性規定一、二、三，指示如何去做，不畫任何框框。林克回憶說：他讓我看材料選材料，不僅要求我能夠分析，能夠綜合，能夠一般地反映情況。他在談話中總是不斷地提出問題，商量問題，討論問題，因此要求我能把看過的材料，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來分析，從戰略上看問題，說出自己的看法。
要適應主席的這些要求，對我來說，難度相當大，必須非常努力地學習。於是，我又收到主席如下短箋
“林克：請找列寧《做什麼﹖》、《四月提綱》１９１７年兩文給我一閱。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點理論書。你需要學理論。興趣有，似不甚濃厚，應當培養。慢慢讀一點，引起興趣，如倒啖蔗，漸入佳境就好了。供參考。毛澤東８月４日”
《做什麼﹖》今譯《怎麼辦﹖》，是列寧寫於１９０７年的一部著作。文中特別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林克：多日不見，有些寂寞嗎﹖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於你我都有益。略為偏重一點理論文章，逐步培養這一方面的興趣，是我的希望。年紀大起來了，是下苦功學習的時候了，但以不損害健康為原則。請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種文集給我為盼毛澤東１０月２日”
正是在毛澤東的敦促誘導影響下，林克閱讀了大量馬列經典著作，洞察分析事物的能力得到了鍛鍊，“這為我後來從事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研究，參與《２０００年的中國國際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概論》編撰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林克印象極深的，是“廬山會議”後，毛澤東親自主持的讀書活動。５０年代後期，何以出現“大躍進”等災難性的挫折，顯然與毛澤東對形勢分析過於樂觀，急於過渡的主觀傾向直接相關。但不容否認的是，一些地方和基層領導的馬列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知識匱乏，以浮誇和作假迷亂了毛澤東的視聽，亦是他在大政方針的決斷上出現偏頗的重要因素。
毛澤東對此有所察覺，所以儘管廬山會議以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悲劇結束也許這一結局非其初衷，但從那以後，毛澤東一再強調學習形式邏輯、學習馬列著作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１９５９年仲秋，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幹部讀兩本書，一本《哲學小辭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半年內讀完。１２月９日下午５點，毛澤東便帶頭實施由他制定的讀書計劃。讀書活動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應邀參加的有鄧力群、田家英、胡繩和陳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