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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萊珉並不是一家真正的銀行，」一個經理說,「格萊珉的工作人員都不坐在辦公室里按銀行家的鐘點上班。他們日復一日地工作到深夜，並且像童子軍那樣挨家挨戶地去做工作。這不是一個我們可以複製的模式。它過於依賴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質了。我們不可能在每一個分行都有一個尤努斯。」
我很憤怒。憑什麼我們努力工作卻要受到打擊呢?這些總裁們拒不承認格萊珉建立起了一個可能引發銀行業本質的革命的新型銀行架構，一種新的經濟概念，而是不斷地試圖把我們的成功歸結於我個人與我的工作人員的自身努力。這與兩年以前我們在喬布拉村進行很小範圍的試驗時我所聽到的反應，一模一樣。
第六章從喬布拉擴展到坦蓋爾窮人的銀行家但是這種遁詞掩蓋著一種更大的憂慮。這些商業銀行家寧願將大筆的錢借給很少數的客戶，而相反的，我們以擁有眾多貸款者而驕傲。我們的年度報告列出了成千上萬筆小額貸款項目，都被用來做各式各樣新的生意：從脫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黃銅貿易，修理收音機，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槤。
環顧著圍桌而坐的這些表情嚴肅的人，我接受了他們的挑戰。「好吧，」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把我們的試驗擴展到一個很大而分散的地區呢?你們盡可挑選能夠找到的最貧窮、最邊遠的地方吧。要確保地域分散，相隔很遠，那樣，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紙筆，當時就畫出了一個格萊珉試驗的五年擴展規劃。我還向中央銀行承諾，不會要他們花一分錢。我們從別處籌集實施那一規劃所需的資金。
自從在吉大港執教時起，在我要求支援時總會有一個國際組織來支持我。這就是福特基金會。林肯·陳（lincoln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biggs），彼爾·富勒（billfuller），還有其他人，支持了我們的事業。在那個特定的時期，福特基金會對我們的試驗尤其感興趣，並積極幫助我們消除那些商業銀行家的疑慮。當時福特基金會駐孟加拉的代表亞德里安·傑曼（adriennegermain）請了兩位美國銀行家做顧問，對我們的工作進行評估。瑪麗·霍頓（maryhoughton）與羅恩·格齊文斯基（rongrzywinski）都來自芝加哥南岸銀行，他們到達卡訪問我們，還去了許多村子訪問，看到的東西使他們深受感動。
1981年我告訴亞德里安說:「我需要一筆機動的資金，用它來應付我們日常工作中的問題。我還需要給為我們提供資金的商業銀行家提供一項擔保，這樣，他們就不會藉口規劃擴展風險過大而退出了。」
由羅恩和瑪麗推薦，福特基金會同意向我們提供80萬美元作為保證金。我向他們保證，我們根本不會去動它。「有這筆錢在那兒，就會帶來神奇的效果。」我說。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們把那筆資金存在倫敦的一家銀行里，從未取用過一鎊。
我們還從總部設在羅馬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ifad）商貸了340萬美元。這筆款項與從孟加拉中央銀行貸出的一筆貸款對應，將在之後三年內用於五個地區的格萊珉擴展規劃。
於是，在1982年，我們啟動了覆蓋五個互不相連的地區的擴展規劃，它們是：位於這個國家中部的達卡地區，東南的吉大港地區，東北的倫格布爾（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蓋爾。至1981年底，我們累計發放的貸款總額是1340萬美元，而僅在1982年一年，我們貸出的金額又新增了1005萬美元。
《窮人的銀行家》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誕生了（1）
雖然孟加拉人口有一億兩千萬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們彼此大多是大學時期的朋友。孟加拉的這種社會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幫助格萊珉克服一些否則簡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礙。舉a.m.a.穆希思為例，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是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商務參贊，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配合進行遊說美國政府的工作，並努力爭取贏得美國公眾對我們事業的支持。我們是朋友。
1982年，我們又在庫米拉的孟加拉鄉村發展學院（bangladeshacademyforruraldevelopment）見面了。我到那裡是要提交一份有關格萊珉銀行未來發展規劃的報告。當我們在會議廳聚齊時，得到了消息：一場軍事政變顛覆了平民政府，軍隊首領海珊·穆罕默德·阿薩德將軍（hussainmuhammadershad）奪取了政權並宣布戒嚴。由於不許我們離開那棟大樓並且禁止任何會議，穆希思和我與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學院的食堂里聊天。
當穆希思還是一名行政人員的時候就很仰慕格萊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開展格萊珉試驗。困在會議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時間向他解釋將格萊珉辦成一個獨立銀行的理想，還講到那些政府里的公僕們與中央銀行的官僚體制如何與我作對。這天結束時，軍方解除了對公眾活動的限制，我們回到了達卡。
幾天之後，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為財務大臣。於是，我在學院「浪費」的那一天工夫就對格萊珉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幾個月以後，我見到了穆希思並請求幫助。他主動建議將格萊珉事宜放在中央銀行下個月度會議的日程上。那是個很艱難的會議，穆希思面對的是自所有國有銀行的董事經理們暴風雨般的反對意見，他們提出一打理由說明將格萊珉轉變為一個獨立銀行是不明智的。
我很憤怒。憑什麼我們努力工作卻要受到打擊呢?這些總裁們拒不承認格萊珉建立起了一個可能引發銀行業本質的革命的新型銀行架構，一種新的經濟概念，而是不斷地試圖把我們的成功歸結於我個人與我的工作人員的自身努力。這與兩年以前我們在喬布拉村進行很小範圍的試驗時我所聽到的反應，一模一樣。
第六章從喬布拉擴展到坦蓋爾窮人的銀行家但是這種遁詞掩蓋著一種更大的憂慮。這些商業銀行家寧願將大筆的錢借給很少數的客戶，而相反的，我們以擁有眾多貸款者而驕傲。我們的年度報告列出了成千上萬筆小額貸款項目，都被用來做各式各樣新的生意：從脫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黃銅貿易，修理收音機，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槤。
環顧著圍桌而坐的這些表情嚴肅的人，我接受了他們的挑戰。「好吧，」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把我們的試驗擴展到一個很大而分散的地區呢?你們盡可挑選能夠找到的最貧窮、最邊遠的地方吧。要確保地域分散，相隔很遠，那樣，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紙筆，當時就畫出了一個格萊珉試驗的五年擴展規劃。我還向中央銀行承諾，不會要他們花一分錢。我們從別處籌集實施那一規劃所需的資金。
自從在吉大港執教時起，在我要求支援時總會有一個國際組織來支持我。這就是福特基金會。林肯·陳（lincoln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biggs），彼爾·富勒（billfuller），還有其他人，支持了我們的事業。在那個特定的時期，福特基金會對我們的試驗尤其感興趣，並積極幫助我們消除那些商業銀行家的疑慮。當時福特基金會駐孟加拉的代表亞德里安·傑曼（adriennegermain）請了兩位美國銀行家做顧問，對我們的工作進行評估。瑪麗·霍頓（maryhoughton）與羅恩·格齊文斯基（rongrzywinski）都來自芝加哥南岸銀行，他們到達卡訪問我們，還去了許多村子訪問，看到的東西使他們深受感動。
1981年我告訴亞德里安說:「我需要一筆機動的資金，用它來應付我們日常工作中的問題。我還需要給為我們提供資金的商業銀行家提供一項擔保，這樣，他們就不會藉口規劃擴展風險過大而退出了。」
由羅恩和瑪麗推薦，福特基金會同意向我們提供80萬美元作為保證金。我向他們保證，我們根本不會去動它。「有這筆錢在那兒，就會帶來神奇的效果。」我說。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們把那筆資金存在倫敦的一家銀行里，從未取用過一鎊。
我們還從總部設在羅馬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ifad）商貸了340萬美元。這筆款項與從孟加拉中央銀行貸出的一筆貸款對應，將在之後三年內用於五個地區的格萊珉擴展規劃。
於是，在1982年，我們啟動了覆蓋五個互不相連的地區的擴展規劃，它們是：位於這個國家中部的達卡地區，東南的吉大港地區，東北的倫格布爾（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蓋爾。至1981年底，我們累計發放的貸款總額是1340萬美元，而僅在1982年一年，我們貸出的金額又新增了1005萬美元。
《窮人的銀行家》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一家為窮人服務的銀行誕生了（1）
雖然孟加拉人口有一億兩千萬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們彼此大多是大學時期的朋友。孟加拉的這種社會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幫助格萊珉克服一些否則簡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礙。舉a.m.a.穆希思為例，我在美國教書時，他是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商務參贊，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配合進行遊說美國政府的工作，並努力爭取贏得美國公眾對我們事業的支持。我們是朋友。
1982年，我們又在庫米拉的孟加拉鄉村發展學院（bangladeshacademyforruraldevelopment）見面了。我到那裡是要提交一份有關格萊珉銀行未來發展規劃的報告。當我們在會議廳聚齊時，得到了消息：一場軍事政變顛覆了平民政府，軍隊首領海珊·穆罕默德·阿薩德將軍（hussainmuhammadershad）奪取了政權並宣布戒嚴。由於不許我們離開那棟大樓並且禁止任何會議，穆希思和我與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學院的食堂里聊天。
當穆希思還是一名行政人員的時候就很仰慕格萊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開展格萊珉試驗。困在會議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時間向他解釋將格萊珉辦成一個獨立銀行的理想，還講到那些政府里的公僕們與中央銀行的官僚體制如何與我作對。這天結束時，軍方解除了對公眾活動的限制，我們回到了達卡。
幾天之後，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為財務大臣。於是，我在學院「浪費」的那一天工夫就對格萊珉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幾個月以後，我見到了穆希思並請求幫助。他主動建議將格萊珉事宜放在中央銀行下個月度會議的日程上。那是個很艱難的會議，穆希思面對的是自所有國有銀行的董事經理們暴風雨般的反對意見，他們提出一打理由說明將格萊珉轉變為一個獨立銀行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