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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蘇扎曼點點頭。「農行的格萊珉試驗分行。聽起來如何?」
「非常好。」
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他站起身來，我們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囂正在奔騰湧流，我看到一些帶著嬰兒的赤腳乞丐，睡在街邊的女人，還有四肢殘疾、身體消瘦的孩子們。
「城市的窮人是另一個問題。」阿尼蘇扎曼長嘆一聲說。
「如果我們能在鄉村減輕貧困，涌到達卡阻塞街道的窮人就會減少了。」我說。
他慢慢地點了點頭:「祝你好運，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雖然仍是大學的一名全職教授，但將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管理我們的農行喬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員仍是我原來的那些學生。工作進度比與賈納塔銀行合作時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親自為每一筆貸款擔保了。但是，我們的貸款者仍不足五百人。雖然有許多成功的個例，但是看起來，我們並未在村莊積年已久的貧窮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進展。
1978年初，我應邀主持由中央銀行組織的一個名為「資助鄉村窮人」的研討會。那個研討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辦，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些專家出席了會議。這些美國專家辯說，借貸給農民的關鍵是要把利率定高。他們認為，有較高利息的壓力，農民就會更加持續地還款。
這在我看來是講不通的。我辯駁說:「孟加拉的農民在絕望的時候，無論向他們收取多高的利息，他們都會借錢的。他們甚至會去向一個威脅要拿走他們所有一切的高利貸者借錢。」會議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著我。「我會付給農民一種負利率。」我解釋說,「我會借給他們100塔卡（大約5美元），如果一個農民還給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債。你們看，借貸給農民的真正問題是把本收回來，而不是利息。」
我當時是在故意挑釁。這些政策專家們想使貸款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於是就只有那些有經驗的農民和手藝人才敢借錢。而我則想把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這樣，人們就會更願意償還他們的貸款了。
一位年長的銀行家對我的講述甚不耐煩。「尤努斯教授，」他開了口,「您的喬布拉試驗算不了什麼，與我們所經管的國有大銀行相比，不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並不是平白無故就花白了頭髮的。請讓我們看到在整個地區、而不只是一個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戰並沒有使我吃驚。大多數銀行家都沒有拿我當回事，他們曲解我擴展項目的動機，並堅持認為，那在全國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中央銀行副行長阿希特·庫馬爾·甘戈帕德海亞（asitkumar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終地傾聽著。會議結束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是否認真地想擴展我的試驗。我告訴他是的。一個月以後，他邀請我出席一個由那些國有銀行的所有董事經理出席的會議，討論我的提議。
經理們對我的態度寬容而居高臨下。當甘戈帕德海亞要求他們支持時，他們說:「當然，根本沒有問題。」但那顯然是為了取悅他的隨口應承。實際上他們非常保守。他們認為，那些貸款者償還貸款都是因為我是個可敬的大學教授，小額貸款項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為那是我土生土長的城市。我試圖解釋說，窮人並不上我的大學，他們的親人中也沒有人會讀會寫，而且我在學術方面的聲望對於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但是圍桌而坐的董事們聽不進去。如果我真要展示這個試驗項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銀行複製的，我就得辭去教授職位做一個銀行家，在另一個地區建立起一個格萊珉分行。
最終，我還是那樣做了。吉大港大學批准我離職兩年。1979年6月6日，還沒來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蓋爾地區（tangail）的格萊珉分行試驗項目。
選中坦蓋爾是因為它離達卡很近，便於達卡的官員判斷試驗項目是否對村民們產生了任何真正的影響。他們同意，每一家國有銀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許我們使用——其中一家小銀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這樣，我們在坦蓋爾一共有了19個分行，在吉大港有6個，還有我們已經在喬布拉村建立的農行試驗分行。突然之間，格萊珉壯大到了25個分行。
坦蓋爾正處於宛如戰時的動盪之中，一個馬克思主義不同政見運動中名為「人民軍隊」的地下組織的武裝團伙在鄉間肆虐。這些游擊隊隨意開槍，毫無顧忌地殺人，在每個村子我們都碰到倒斃在路中間、吊死在樹上或被槍殺倒在牆邊的屍體。鄉間到處散布著解放戰爭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當地的社區負責人大多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鄰居家裡或住到坦蓋爾城的旅館裡。整個地區既沒有法律也沒有秩序。
我們，一個羽翼未豐的銀行試驗規劃，面對流血和殺戮，能有什麼作為呢?我們為新招募的那些要獨自在偏遠的村莊工作生活的分行經理與銀行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深感擔憂。更糟的是，我們雇用的工作人員中有許多是有極端傾向的年輕學生，他們很容易受到武裝的左傾游擊隊的影響。（我們過後發現，事實上，一些工作人員在開始為我們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軍隊」的活躍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稍微動一下都會使人筋疲力盡。白天，路上空無一人，人們站在樹下，祈禱來一場突然的夏日暴風雨。我們經過的村子十分淒涼，人們極度貧苦消瘦，於是我知道，我來對了地方。這是人們最需要我們的地方。
「非常好。」
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他站起身來，我們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囂正在奔騰湧流，我看到一些帶著嬰兒的赤腳乞丐，睡在街邊的女人，還有四肢殘疾、身體消瘦的孩子們。
「城市的窮人是另一個問題。」阿尼蘇扎曼長嘆一聲說。
「如果我們能在鄉村減輕貧困，涌到達卡阻塞街道的窮人就會減少了。」我說。
他慢慢地點了點頭:「祝你好運，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雖然仍是大學的一名全職教授，但將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管理我們的農行喬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員仍是我原來的那些學生。工作進度比與賈納塔銀行合作時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親自為每一筆貸款擔保了。但是，我們的貸款者仍不足五百人。雖然有許多成功的個例，但是看起來，我們並未在村莊積年已久的貧窮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進展。
1978年初，我應邀主持由中央銀行組織的一個名為「資助鄉村窮人」的研討會。那個研討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辦，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些專家出席了會議。這些美國專家辯說，借貸給農民的關鍵是要把利率定高。他們認為，有較高利息的壓力，農民就會更加持續地還款。
這在我看來是講不通的。我辯駁說:「孟加拉的農民在絕望的時候，無論向他們收取多高的利息，他們都會借錢的。他們甚至會去向一個威脅要拿走他們所有一切的高利貸者借錢。」會議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著我。「我會付給農民一種負利率。」我解釋說,「我會借給他們100塔卡（大約5美元），如果一個農民還給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債。你們看，借貸給農民的真正問題是把本收回來，而不是利息。」
我當時是在故意挑釁。這些政策專家們想使貸款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於是就只有那些有經驗的農民和手藝人才敢借錢。而我則想把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這樣，人們就會更願意償還他們的貸款了。
一位年長的銀行家對我的講述甚不耐煩。「尤努斯教授，」他開了口,「您的喬布拉試驗算不了什麼，與我們所經管的國有大銀行相比，不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並不是平白無故就花白了頭髮的。請讓我們看到在整個地區、而不只是一個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戰並沒有使我吃驚。大多數銀行家都沒有拿我當回事，他們曲解我擴展項目的動機，並堅持認為，那在全國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中央銀行副行長阿希特·庫馬爾·甘戈帕德海亞（asitkumar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終地傾聽著。會議結束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是否認真地想擴展我的試驗。我告訴他是的。一個月以後，他邀請我出席一個由那些國有銀行的所有董事經理出席的會議，討論我的提議。
經理們對我的態度寬容而居高臨下。當甘戈帕德海亞要求他們支持時，他們說:「當然，根本沒有問題。」但那顯然是為了取悅他的隨口應承。實際上他們非常保守。他們認為，那些貸款者償還貸款都是因為我是個可敬的大學教授，小額貸款項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為那是我土生土長的城市。我試圖解釋說，窮人並不上我的大學，他們的親人中也沒有人會讀會寫，而且我在學術方面的聲望對於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但是圍桌而坐的董事們聽不進去。如果我真要展示這個試驗項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銀行複製的，我就得辭去教授職位做一個銀行家，在另一個地區建立起一個格萊珉分行。
最終，我還是那樣做了。吉大港大學批准我離職兩年。1979年6月6日，還沒來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蓋爾地區（tangail）的格萊珉分行試驗項目。
選中坦蓋爾是因為它離達卡很近，便於達卡的官員判斷試驗項目是否對村民們產生了任何真正的影響。他們同意，每一家國有銀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許我們使用——其中一家小銀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這樣，我們在坦蓋爾一共有了19個分行，在吉大港有6個，還有我們已經在喬布拉村建立的農行試驗分行。突然之間，格萊珉壯大到了25個分行。
坦蓋爾正處於宛如戰時的動盪之中，一個馬克思主義不同政見運動中名為「人民軍隊」的地下組織的武裝團伙在鄉間肆虐。這些游擊隊隨意開槍，毫無顧忌地殺人，在每個村子我們都碰到倒斃在路中間、吊死在樹上或被槍殺倒在牆邊的屍體。鄉間到處散布著解放戰爭遺留下來的武器彈藥。當地的社區負責人大多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鄰居家裡或住到坦蓋爾城的旅館裡。整個地區既沒有法律也沒有秩序。
我們，一個羽翼未豐的銀行試驗規劃，面對流血和殺戮，能有什麼作為呢?我們為新招募的那些要獨自在偏遠的村莊工作生活的分行經理與銀行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深感擔憂。更糟的是，我們雇用的工作人員中有許多是有極端傾向的年輕學生，他們很容易受到武裝的左傾游擊隊的影響。（我們過後發現，事實上，一些工作人員在開始為我們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軍隊」的活躍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時候，稍微動一下都會使人筋疲力盡。白天，路上空無一人，人們站在樹下，祈禱來一場突然的夏日暴風雨。我們經過的村子十分淒涼，人們極度貧苦消瘦，於是我知道，我來對了地方。這是人們最需要我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