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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斯利開始表現不耐煩。“別再說了，彼得。”
“是我在負責偵查，但我得看報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們有更大的問題，好了吧？”韋斯利回嘴道。
“嗬，是什麼？”
於是我們說了。我們告訴他，我與塞西爾的妹妹通話後的發現。
他安靜地聽，眼睛裡的怒意逐漸消退，一臉疑惑。
我們的結論是那五個女人絕對有一樣相同之處——她們的聲音。
我提醒他馬特·彼得森說的話。“我記得他說到他第一次在派對遇見洛麗時，曾提及她的聲音。他說她有那種引人注意的聲音，非常好聽的女低音。我們想到這五個案子相同之處在聲音。說不定兇手沒有看到她們，而是聽到她們的聲音。”
“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韋斯利補充道，“一想到那種跟蹤潛伏的人，我們就假定那精神病人曾見過被害人，可能在購物中心或慢跑時，也可能他從住宅窗外偷看。通常即便電話是因素之一，也都發生在最初的接觸之後。他先看到她，之後說不定打電話給她，光聽她的聲音或許就足以讓他想入非非。但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則更可怕，彼得。兇手的職業可能容許他打電話給不認識的女人。他手上有眾多電話號碼和住址，他打電話給她們。如果她的聲音引發他的幻想，他就選上她。”
“你這樣說好像可以縮小範圍似的，”馬里諾抱怨道，“現在我們要去查這些女人是不是列在電話簿上，接著我們要考慮兇手可能從事的職業。太太小姐們每個星期都會接到那種電話，賣掃把、燈泡、公寓的等等，再加上做市場調查的，那種問上你五十個問題的傢伙。他們想知道你已婚還是單身，賺多少錢，怎麼穿褲子，刷牙後用不用牙線之類的。”
“你知道我們的問題了。”韋斯利喃喃道。
馬里諾的連珠炮仍在繼續。“所以有人迷上了姦殺。他還可以每小時領八塊錢，坐在家裡翻遍電話簿。萬一有女人告訴他，她單身，一年賺兩萬，一個星期後，”他轉向我，“她就躺在你這裡。好，現在你們告訴我，憑哪一點可以找到他？”
我們不知道。
聲音這個因素並沒有縮小排查範圍，在這一點上馬里諾是對的。事實上，這隻讓我們的調查更為困難。我們或許可以查出被害人在某天曾遇見哪些人，但很難確定她曾與哪些人通過電話。就算被害人沒被殺死，也不見得想得出來。那些打電話來推銷、作市場調查，甚至是打錯電話的人鮮少會報上名來。我們每天每夜都會接到許多電話，但沒人注意，也不會記得。
我說：“他殺人的模式讓我懷疑他在外工作，從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整個星期壓力不斷積壓。星期五晚上或午夜之後，他出去動手殺人。如果他一天要用二十次硼砂肥皂，不太可能是在自家浴室洗的手。據我所知，平常雜貨店賣的洗手肥皂並不含硼砂。所以如果他用硼砂肥皂，一定是在工作場所。”
“我們確定是硼砂？”韋斯利問。
“檢驗室用色層分析法檢驗過，確認我們在屍體上發現的發亮殘餘物含有硼砂。這點確定無疑。”
韋斯利思索了片刻。“如果他在工作場所使用硼砂肥皂，然後下午五點回家，凌晨一點時應該不會剩下多少。他可能在晚上上班，使用男盥洗室的硼砂肥皂。午夜下班約凌晨一點時，直接去被害人家。”
我認為這個想法很有可能。如果兇手晚上做事，白天就有很多機會在別人都去工作時，到他下一個被害人居住的小區勘查地彤。他也可以在稍晚下班時再去，說不定在午夜。那時被害人及其鄰居不是不在家，就是在睡覺。沒有人會看到他。
哪些在夜間工作的職業會用到電話？
我們思考了一會兒。
“多數電話推銷員會在晚飯時打電話來，”韋斯利說，“通常九點過後便不會再打。”
我們都同意。
“送比薩的，”馬里諾建議，“他們任何時候都送。也可能是兇手接的電話。你打過去，接電話的人首先就會問你的號碼。如果以前你打過，你的地址將立刻出現在電腦屏幕上。半個鐘頭後那畜生拿著熱比薩在你門前出現，可能一眼就發現那個女人獨居。他喜歡她的聲音，也有她的地址。”
“去查查。”韋斯利說，“派幾個傢伙去各處有外送比薩的地方看看。”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去看有沒有哪個賣比薩的地方是這五個女人都曾經光顧過的。應該都在電腦里，很容易找。”
馬里諾走開了一會兒，帶了本電話簿回來。他找到比薩店的部分，開始記下名字和地址。
我們想出越來越多可能的職業。醫院和電話公司的接線生整晚都在接聽電話，找你捐錢的人就是晚上十點了也會撥電話來打斷你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而且總會有人拿著電話簿隨手亂撥——比如聯邦儲備銀行的警衛坐在空無一人的門廊時，或加油站的工人在深夜顧客很少時，都可能因窮極無聊而打電話消磨時間。
我的心思越來越紊亂，無法有條理地思考。
“是我在負責偵查，但我得看報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們有更大的問題，好了吧？”韋斯利回嘴道。
“嗬，是什麼？”
於是我們說了。我們告訴他，我與塞西爾的妹妹通話後的發現。
他安靜地聽，眼睛裡的怒意逐漸消退，一臉疑惑。
我們的結論是那五個女人絕對有一樣相同之處——她們的聲音。
我提醒他馬特·彼得森說的話。“我記得他說到他第一次在派對遇見洛麗時，曾提及她的聲音。他說她有那種引人注意的聲音，非常好聽的女低音。我們想到這五個案子相同之處在聲音。說不定兇手沒有看到她們，而是聽到她們的聲音。”
“以前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韋斯利補充道，“一想到那種跟蹤潛伏的人，我們就假定那精神病人曾見過被害人，可能在購物中心或慢跑時，也可能他從住宅窗外偷看。通常即便電話是因素之一，也都發生在最初的接觸之後。他先看到她，之後說不定打電話給她，光聽她的聲音或許就足以讓他想入非非。但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則更可怕，彼得。兇手的職業可能容許他打電話給不認識的女人。他手上有眾多電話號碼和住址，他打電話給她們。如果她的聲音引發他的幻想，他就選上她。”
“你這樣說好像可以縮小範圍似的，”馬里諾抱怨道，“現在我們要去查這些女人是不是列在電話簿上，接著我們要考慮兇手可能從事的職業。太太小姐們每個星期都會接到那種電話，賣掃把、燈泡、公寓的等等，再加上做市場調查的，那種問上你五十個問題的傢伙。他們想知道你已婚還是單身，賺多少錢，怎麼穿褲子，刷牙後用不用牙線之類的。”
“你知道我們的問題了。”韋斯利喃喃道。
馬里諾的連珠炮仍在繼續。“所以有人迷上了姦殺。他還可以每小時領八塊錢，坐在家裡翻遍電話簿。萬一有女人告訴他，她單身，一年賺兩萬，一個星期後，”他轉向我，“她就躺在你這裡。好，現在你們告訴我，憑哪一點可以找到他？”
我們不知道。
聲音這個因素並沒有縮小排查範圍，在這一點上馬里諾是對的。事實上，這隻讓我們的調查更為困難。我們或許可以查出被害人在某天曾遇見哪些人，但很難確定她曾與哪些人通過電話。就算被害人沒被殺死，也不見得想得出來。那些打電話來推銷、作市場調查，甚至是打錯電話的人鮮少會報上名來。我們每天每夜都會接到許多電話，但沒人注意，也不會記得。
我說：“他殺人的模式讓我懷疑他在外工作，從星期一做到星期五，整個星期壓力不斷積壓。星期五晚上或午夜之後，他出去動手殺人。如果他一天要用二十次硼砂肥皂，不太可能是在自家浴室洗的手。據我所知，平常雜貨店賣的洗手肥皂並不含硼砂。所以如果他用硼砂肥皂，一定是在工作場所。”
“我們確定是硼砂？”韋斯利問。
“檢驗室用色層分析法檢驗過，確認我們在屍體上發現的發亮殘餘物含有硼砂。這點確定無疑。”
韋斯利思索了片刻。“如果他在工作場所使用硼砂肥皂，然後下午五點回家，凌晨一點時應該不會剩下多少。他可能在晚上上班，使用男盥洗室的硼砂肥皂。午夜下班約凌晨一點時，直接去被害人家。”
我認為這個想法很有可能。如果兇手晚上做事，白天就有很多機會在別人都去工作時，到他下一個被害人居住的小區勘查地彤。他也可以在稍晚下班時再去，說不定在午夜。那時被害人及其鄰居不是不在家，就是在睡覺。沒有人會看到他。
哪些在夜間工作的職業會用到電話？
我們思考了一會兒。
“多數電話推銷員會在晚飯時打電話來，”韋斯利說，“通常九點過後便不會再打。”
我們都同意。
“送比薩的，”馬里諾建議，“他們任何時候都送。也可能是兇手接的電話。你打過去，接電話的人首先就會問你的號碼。如果以前你打過，你的地址將立刻出現在電腦屏幕上。半個鐘頭後那畜生拿著熱比薩在你門前出現，可能一眼就發現那個女人獨居。他喜歡她的聲音，也有她的地址。”
“去查查。”韋斯利說，“派幾個傢伙去各處有外送比薩的地方看看。”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去看有沒有哪個賣比薩的地方是這五個女人都曾經光顧過的。應該都在電腦里，很容易找。”
馬里諾走開了一會兒，帶了本電話簿回來。他找到比薩店的部分，開始記下名字和地址。
我們想出越來越多可能的職業。醫院和電話公司的接線生整晚都在接聽電話，找你捐錢的人就是晚上十點了也會撥電話來打斷你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而且總會有人拿著電話簿隨手亂撥——比如聯邦儲備銀行的警衛坐在空無一人的門廊時，或加油站的工人在深夜顧客很少時，都可能因窮極無聊而打電話消磨時間。
我的心思越來越紊亂，無法有條理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