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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術：對內男耕女織
每個治國者登基第一天，都會想一個問題：“我怎麼樣才能走出改朝換代的周期律?”各代的辦法都不一樣。朱元璋雖然是乞丐出身，學歷很低，但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把這個國家打成一盤散沙。當這個國家的人民變成一粒粒沙子的時候，也就沒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來，就不可能造反了，這就是對內維持統治的“散沙術”。朱元璋還在老子的《道德經》里找到了思想依據，老子說，天下最理想的境界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一個小村莊裡，守望相助，男人早上起來去種地，日落就回家，女人在家裡燒飯紡紗管小孩，男女一生不出鄉村，這樣，天下自然太平，王朝自然千秋萬代。史書說，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歡讀的書便是《道德經》。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經濟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織。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國(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廣泛引入長江流域，它一年可有兩熟，甚至三熟，而且產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麥要高一倍，從而引發了一場“水稻革命”。糧食產量的劇增，使得“中國碩大的沙漏倒轉了”125。宋代人口急速增長，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億級人口的龐大帝國。從此之後，統治者失去了對外進行土地和人口掠奪的“剛性需求”。
而朱元璋則發動了一場“棉花革命”。與水稻一樣，棉也是一種外來植物，原產於印度，在漢字中第一次出現是南朝的《宋書》。宋末元初，它已經在南方地區得到一定面積的普及。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婦女黃道婆改進紡織技術，使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國之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10畝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田地比元末增長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和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中國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約人均每年織布兩匹，商品值近1億兩白銀，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場出售的，總產量是英國在工業革命早期時的6倍。126
這兩場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對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國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響。
這裡還有一個世界級的問題需要解答：眾所周知，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的，而它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最終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那麼，為什麼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不但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反而為自閉創造了條件?
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14世紀的中國江南鄉村，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餘，無論婦孺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但聚合之後，成億萬之數。趙岡和陳鍾毅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過一個讓人吃驚的事實：從14世紀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家手工業棉紡織場!他們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寫道：“中國傳統手工業各大部門都曾有過工場雇用人工操作生產的記載，惟獨棉紡織業沒有任何手工工場的確切報導。”127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閒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在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手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手工業則變成了機械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進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城市化率的下滑
中國的城市從來不屬於民間。張光直的研究證明，從“中國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國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維護權力的必要工具，這一特徵其實從未被改變過。128不過，城市在經濟中的功能卻在明代以後改變了。在先秦之後的一千五百多年裡，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心被置於若干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制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可是，在明代之後，與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家庭紡機相配套的，是中國從城市化向城鎮化的大退化。
隨著家庭紡織業的繁榮，這些農戶的周邊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業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裡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中國的縣級機構，自唐之後數量變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個，可是市鎮數量卻幾何級增多，到清中期，全國已約有三萬個市鎮，它們替代之前的兩千個中心縣城，成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器。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漸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江南地區形成眾多市鎮。129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16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到19世紀中葉降至谷底。若與西方相比，戲劇性的反差更為明顯：中國城市化率的最高點出現在13世紀的南宋，之後掉頭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紀開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130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於亞洲，北京在很長時間裡為規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僅有一座世界級大城市位於亞洲，其餘則均位於歐洲與美洲，這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131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轉移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引導。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製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於數量更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
每個治國者登基第一天，都會想一個問題：“我怎麼樣才能走出改朝換代的周期律?”各代的辦法都不一樣。朱元璋雖然是乞丐出身，學歷很低，但也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他的辦法就是，把這個國家打成一盤散沙。當這個國家的人民變成一粒粒沙子的時候，也就沒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來，就不可能造反了，這就是對內維持統治的“散沙術”。朱元璋還在老子的《道德經》里找到了思想依據，老子說，天下最理想的境界是“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一個小村莊裡，守望相助，男人早上起來去種地，日落就回家，女人在家裡燒飯紡紗管小孩，男女一生不出鄉村，這樣，天下自然太平，王朝自然千秋萬代。史書說，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歡讀的書便是《道德經》。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經濟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織。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產於亞洲熱帶地區，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國(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廣泛引入長江流域，它一年可有兩熟，甚至三熟，而且產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麥要高一倍，從而引發了一場“水稻革命”。糧食產量的劇增，使得“中國碩大的沙漏倒轉了”125。宋代人口急速增長，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億級人口的龐大帝國。從此之後，統治者失去了對外進行土地和人口掠奪的“剛性需求”。
而朱元璋則發動了一場“棉花革命”。與水稻一樣，棉也是一種外來植物，原產於印度，在漢字中第一次出現是南朝的《宋書》。宋末元初，它已經在南方地區得到一定面積的普及。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婦女黃道婆改進紡織技術，使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國之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10畝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田地比元末增長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和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中國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約人均每年織布兩匹，商品值近1億兩白銀，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場出售的，總產量是英國在工業革命早期時的6倍。126
這兩場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對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國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響。
這裡還有一個世界級的問題需要解答：眾所周知，發生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的，而它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最終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那麼，為什麼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不但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反而為自閉創造了條件?
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14世紀的中國江南鄉村，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餘，無論婦孺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但聚合之後，成億萬之數。趙岡和陳鍾毅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過一個讓人吃驚的事實：從14世紀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家手工業棉紡織場!他們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寫道：“中國傳統手工業各大部門都曾有過工場雇用人工操作生產的記載，惟獨棉紡織業沒有任何手工工場的確切報導。”127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閒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在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手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手工業則變成了機械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進程，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城市化率的下滑
中國的城市從來不屬於民間。張光直的研究證明，從“中國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國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維護權力的必要工具，這一特徵其實從未被改變過。128不過，城市在經濟中的功能卻在明代以後改變了。在先秦之後的一千五百多年裡，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心被置於若干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制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可是，在明代之後，與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家庭紡機相配套的，是中國從城市化向城鎮化的大退化。
隨著家庭紡織業的繁榮，這些農戶的周邊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業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裡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中國的縣級機構，自唐之後數量變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個，可是市鎮數量卻幾何級增多，到清中期，全國已約有三萬個市鎮，它們替代之前的兩千個中心縣城，成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器。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漸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江南地區形成眾多市鎮。129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16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到19世紀中葉降至谷底。若與西方相比，戲劇性的反差更為明顯：中國城市化率的最高點出現在13世紀的南宋，之後掉頭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紀開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130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於亞洲，北京在很長時間裡為規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僅有一座世界級大城市位於亞洲，其餘則均位於歐洲與美洲，這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131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轉移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引導。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製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於數量更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