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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77而整個社會的公共資源及財富聚集在少數家族的手中，又會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
在這個意義上，由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歷史的事實證明，缺乏集權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樣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及物質文明發展的經濟制度。與中央集權相比，分權自治所可能——或者說必然帶來的戰爭等暴力威脅，給人民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在這樣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權與分權的兩難境地。
“桃花源記”的經濟學詮釋
公元184年，河北爆發黃巾軍起義，繼而引發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三國、魏晉南北朝。
這數百年間，出現了兩大極致景象，一是國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經濟的大倒退。
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魏晉南北朝，三是20世紀初的民國初期，其共同的特徵是，全數出現在中央集權瓦解或喪失的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宗教家。
與思想解放同時發生的是經濟的驚人大倒退。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西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市場機能嚴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頓丘有五十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餘，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78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以洛陽為例，三百多年間六興六毀，繁榮轉眼成空，與洛陽齊名的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
更為驚心的是人口的銳減。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長期的分裂戰亂，在中華民族的國民記憶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而根植下兩個傳統價值觀：其一，“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在政治上，呼喚大一統的獨裁和集權統治;其二，在經濟上，嚮往避世無爭的小農社會。這是兩個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訴求，最終卻在明清兩朝得以“完美”實現。
東晉文人陶淵明曾寫《桃花源記》，講一個武陵漁民誤入桃花源，此地與外世完全隔絕，阡陌交錯，雞犬相聞，居民甚至“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漁民告知外部世界發生的戰亂，“皆嘆惋”。這篇散文寫得十分優美，被列入後代的每一種教科書中，幾乎人人讀過，並以之為最理想的社會形態。
不過，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詮釋，結論卻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個沒有工商產業的農耕社會，物質條件非常貧瘠，而且，與外界沒有任何的交通、資訊以及商品流通往來，因而，經濟和文化發展徹底停滯。陶淵明沒有記載桃花源中是否有鹽井，如果沒有，則必須求諸外世，否則從生活飲食上無法解釋。因此，對桃花源的嚮往，實質上是一種心理上的“返祖”現象，若國民經濟退回到桃花源的狀態，則無疑是一次難以置信的反動，是對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放棄。
然而，對桃花源式的、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嚮往，在魏晉時期成為一種主流意識並影響深遠。比陶淵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顏之推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也就是說：“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種莊稼以收穫食物，親手種桑織麻，所有的生活用品，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於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自宋明之後，《顏氏家訓》成為很多家族家訓的藍本。若從國史而論，從道家《道德經》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到儒家孔孟對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朱元璋對男耕女織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澤東的“免費吃飯”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見小農經濟在國民中的吸引力。
第五講 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法國年鑑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過“世界時間”的概念。按他的觀點，人類文明的進步並不均衡地發生在地球的每一個地方，相反，它只出現在少數的兩到三個地方，這些地方所呈現的景象代表了那個時期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張簡化了的世界地圖上，很多地點是無聲無息的空白，它們完全地處在轟轟烈烈的歷史之外。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應該警惕地尋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斷自己到底是身處“世界時間”之中，還是置身事外，是與“世界時間”同步前行，還是被遠遠地拋棄在外面。79
若將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文明史中，我們或可以發現，兩漢時期，“世界時間”確乎是在西方的羅馬城和東方的西安、洛陽。公元6世紀之後，中國獨享“世界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從13世紀開始，西方的進步聲浪越來越響，到18世紀，“世界時間”的鐘擺徹底離開了中國。直至我寫作本書的2013年前後，中國與美國並稱為G280，“世界時間”重新回來。
在千年鼎盛時期，唐朝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一個階段。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29年後，李淵代隋，創建唐朝。後人好以一字定義歷朝，譬如暴秦、強漢、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後290餘年，治國者在軍政及經濟政策上的創新頗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
科舉制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設上的最大貢獻是推行科舉制。
科舉始創於隋，奠型於唐。政府通過定期考試來選拔官吏，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字數在90萬字左右。這種定期考試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1300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是對軍爵制的演進，從此，文武二士都擁有了公平地進入體制內的通道，不再成為反對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發現了其中的奧秘，趙嘏曾賦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曾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這個意義上，由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的數百年，歷史的事實證明，缺乏集權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樣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及物質文明發展的經濟制度。與中央集權相比，分權自治所可能——或者說必然帶來的戰爭等暴力威脅，給人民帶來了更多的痛苦。在這樣的邏輯下，中國的國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權與分權的兩難境地。
“桃花源記”的經濟學詮釋
公元184年，河北爆發黃巾軍起義，繼而引發公元189年的“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三國、魏晉南北朝。
這數百年間，出現了兩大極致景象，一是國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經濟的大倒退。
中國歷史上有過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一是春秋戰國，二是魏晉南北朝，三是20世紀初的民國初期，其共同的特徵是，全數出現在中央集權瓦解或喪失的時期。在魏晉南北朝，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宗教家。
與思想解放同時發生的是經濟的驚人大倒退。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西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市場機能嚴重退化。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後，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頓丘有五十餘，冀州有百餘，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餘，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餘，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78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以洛陽為例，三百多年間六興六毀，繁榮轉眼成空，與洛陽齊名的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
更為驚心的是人口的銳減。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後，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長期的分裂戰亂，在中華民族的國民記憶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而根植下兩個傳統價值觀：其一，“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在政治上，呼喚大一統的獨裁和集權統治;其二，在經濟上，嚮往避世無爭的小農社會。這是兩個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訴求，最終卻在明清兩朝得以“完美”實現。
東晉文人陶淵明曾寫《桃花源記》，講一個武陵漁民誤入桃花源，此地與外世完全隔絕，阡陌交錯，雞犬相聞，居民甚至“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漁民告知外部世界發生的戰亂，“皆嘆惋”。這篇散文寫得十分優美，被列入後代的每一種教科書中，幾乎人人讀過，並以之為最理想的社會形態。
不過，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詮釋，結論卻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個沒有工商產業的農耕社會，物質條件非常貧瘠，而且，與外界沒有任何的交通、資訊以及商品流通往來，因而，經濟和文化發展徹底停滯。陶淵明沒有記載桃花源中是否有鹽井，如果沒有，則必須求諸外世，否則從生活飲食上無法解釋。因此，對桃花源的嚮往，實質上是一種心理上的“返祖”現象，若國民經濟退回到桃花源的狀態，則無疑是一次難以置信的反動，是對社會進步的一種消極放棄。
然而，對桃花源式的、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嚮往，在魏晉時期成為一種主流意識並影響深遠。比陶淵明晚一百多年的北朝儒生顏之推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也就是說：“人民生活的根本就是自己栽種莊稼以收穫食物，親手種桑織麻，所有的生活用品，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於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自宋明之後，《顏氏家訓》成為很多家族家訓的藍本。若從國史而論，從道家《道德經》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到儒家孔孟對井田制的痴迷，乃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朱元璋對男耕女織的刻意追求，最近溯及毛澤東的“免費吃飯”的人民公社，一路延溯，可見小農經濟在國民中的吸引力。
第五講 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法國年鑑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過“世界時間”的概念。按他的觀點，人類文明的進步並不均衡地發生在地球的每一個地方，相反，它只出現在少數的兩到三個地方，這些地方所呈現的景象代表了那個時期人類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張簡化了的世界地圖上，很多地點是無聲無息的空白，它們完全地處在轟轟烈烈的歷史之外。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應該警惕地尋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斷自己到底是身處“世界時間”之中，還是置身事外，是與“世界時間”同步前行，還是被遠遠地拋棄在外面。79
若將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文明史中，我們或可以發現，兩漢時期，“世界時間”確乎是在西方的羅馬城和東方的西安、洛陽。公元6世紀之後，中國獨享“世界時間”長達一千年之久。從13世紀開始，西方的進步聲浪越來越響，到18世紀，“世界時間”的鐘擺徹底離開了中國。直至我寫作本書的2013年前後，中國與美國並稱為G280，“世界時間”重新回來。
在千年鼎盛時期，唐朝無疑是其中最顯赫的一個階段。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29年後，李淵代隋，創建唐朝。後人好以一字定義歷朝，譬如暴秦、強漢、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後290餘年，治國者在軍政及經濟政策上的創新頗有讓人耳目一新之處。
科舉制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設上的最大貢獻是推行科舉制。
科舉始創於隋，奠型於唐。政府通過定期考試來選拔官吏，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字數在90萬字左右。這種定期考試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1300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是對軍爵制的演進，從此，文武二士都擁有了公平地進入體制內的通道，不再成為反對的力量。早在唐代，就有人發現了其中的奧秘，趙嘏曾賦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曾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