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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即為配合第一步的摸底活動，在談判中採用拖延戰術。袁世凱既已決定坐下來同日本人談，即再次起用了擅長在困難局面下談判的陸征祥(如前不久進行的與俄國人進行的有關蒙古主權的交涉)擔任外交總長，以代替在對外交涉上不那麼在行的孫寶琦49，並指示陸征祥、曹汝霖應逐項逐條商議，不可籠統並商，儘量拖延談判。
日本要求談判儘快得出結果，每天會談一次以加速進度，在最短的時間內簽訂條約。而袁世凱卻極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國的外交支援，特別是美國的支援。中國代表團的組成是外交部與日方代表團需要立即解決的另一問題。中國提出雙方應各組成五人代表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總長出席，頂多帶一名秘書，構成三人代表團。顯然日本公使是奉東京之命要進行秘密談判，把和北京講英語國家公使有來往，特別是與國外講英語國家新聞界有聯繫的中方人員排除在外。日本堅持己見，迫使中國撤回自己的建議，接受日本的反建議。因此我(即顧維鈞，時任國務院和總統府英語秘書)和另一位秘書被排斥於中國代表團之外。我雖未參加談判，這並不意味著我對每次談判內容和進展毫無所知。事實上，外交總長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會晤之後，總是召開小型會議，討論會晤中提出的問題。
頭幾次會談的時間很長，除了程序問題外，沒有什麼進展。實際上，袁世凱總統曾指示陸征祥先生，要他儘量拖延，這和日本公使要儘快結束談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為了執行總統的指示，陸先生想出許多巧妙的計策來拖延談判。日本要天天談，每周五次，陸則提出每周開會一次，並且和顏悅色地和日方爭辯。他說他很忙，有許多別的外交問題等他處理，他還要參加內閣的會議。日本公使多方堅持，最後達成妥協，每周會談三次。
陸的另一任務是縮短每次會談的時間。已有決定每周會談三次，時間是下午四點至六點。陸的妙計是每次說完開場白後即命獻茶，儘管日本公使不悅，他還是決意儘量使喝茶的時間拖長，而日置益50先生也知道這是東方待客的禮節，無法加以拒絕。
第三就是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及報界秘密透露日本獨霸中國權益的計劃，即“二十一條”的細節，引起列強的關注，以牽制和對日本施加國際壓力。這一任務是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具體執行的。
此時，北京急需從國際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儘管中國許諾將此事保守秘密，不讓其他國家知道，但我向總統和外交總長說明，這種許諾是在威脅之下作出的，中國沒有義務遵守。根據世界的形勢，惟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的支持的是美國。……
這時關於二十一條的消息少量而不斷地出現在外國的報紙上，引起了各國，特別是華盛頓和倫敦的關注。我徵得總統和外交總長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館保持接觸。我每次在外交部開完會後，如不是當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51和英國公使朱爾典。當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電詢政府二十一條的詳情，尤其是第五號時，東京開始焦急不安，顯然東京並未將二十一條的性質及談判進展等詳情通報其駐外使館，據報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謂的第五號。但(美國)國務院出示了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難堪。此後日本政府也開始感到難堪，當然不是為了在北京的談判中，而是在和華盛頓和倫敦的關係上確實是這樣。秘密泄露後，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果繼續否認二十一條及其第五號的存在，殊非明智之舉。秘密越來越公開，日本談判代表對中國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企圖迅速簽訂條約，結束談判。陸征祥仍採取拖延辦法，但已越來越不靈了。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他只好一點一點地把前四號的談判結束下來。52
其實，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半個多月後，袁即通過專辦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將此事透露給了西方。2月11日和15日，英國記者端納(後曾任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顧問)和袁的政治顧問莫里循就先後將條約全文傳達給了《泰晤士報》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53。消息的透露很快就產生了應有的效果。美國國務卿布賴恩3月照會日本駐美大使，認為日本提出的條件與其過去所做出的關於中國主權的聲明不相符合，美國在原則上“反對日本有關山東、南滿、蒙古東部的要求”;同時，美國“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日本的這些提議如果被接受，“就會排斥美國人，使他們不能平等參加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並限制了中國的政治獨立”。美國的政策“是要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自由，並保持美國人在中國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強迫中國簽訂協約後，布賴恩國務卿於5月11日再次照會中、日兩國政府，聲明美國“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民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54。”
美國的介入無疑是對日本的重大壓力。日本只得否認第五號要求的存在，並匆匆結束了條約的談判，它原來的企圖只實現了少一半，而把中國變為像朝鮮那樣的保護國，以便將來加以吞併的陰謀完全失敗，大隈內閣後來即因此而倒台。從此，美國被日本視為實現自己在中國和東太平洋霸業的最大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一條”可以被視作未來太平洋戰爭的遠因，在那次戰爭中，中美最終結盟，徹底擊垮了日本的帝國迷夢。
第四，扶植張作霖作為關外的政治強人，以此阻遏日本對東北的滲透和控制。讀民國初年那段歷史，常令人感嘆扼腕，國家內亂不止，國勢危殆，西邊的新疆和東邊的滿蒙分別被沙俄和日本這兩個強鄰所窺伺，它們之所以今天還屬於中國，不能不承認當時一西一東兩個強人的柱石作用，西邊的強人是新疆的都督楊增新，東邊的強人是東北的張作霖。
楊增新(1863—1928)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光緒十四年(1889)進士。歷任甘肅中衛、天水縣知縣，河州知州，甘肅武備學堂總辦、候補道，新疆陸軍學堂總辦，阿克蘇道、鎮迪道道尹，新疆提法使(即官制改革前的按察使);1912年由袁世凱任命為新疆都督。楊在政治上親北洋，“終袁世凱之世，他是擁護袁世凱的”，“他每次提起袁，總是以‘項城’相呼，認為‘項城’在世時對新疆的一切措施是諒解並且支持的，比起後來的黎(元洪)、段(祺瑞)好得多55。”楊增新雖是進士出身，卻並不迂腐，而是奉行黃老，善於以術馭人。在新疆當時極為複雜危險的局勢面前，他能敉平內亂，潛消反側，挫敗沙俄分裂新疆，攫奪領土的種種陰謀，表現了出色的領導才能。1916年，他妥善處理了自俄國逃入新疆的三十萬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難民問題;此後又解決了竄入新疆的四萬多白俄軍隊造成的危機;他還完成了伊黎、塔城和阿爾泰改隸新疆的行政改革。與一心進關爭雄，逐鹿中原的張作霖不同，楊寧可固守新疆，決不介入內地的紛爭，他奉行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方針，他在督署大堂上題寫的一幅對聯頗可反映其固境自守的心態：
日本要求談判儘快得出結果，每天會談一次以加速進度，在最短的時間內簽訂條約。而袁世凱卻極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國的外交支援，特別是美國的支援。中國代表團的組成是外交部與日方代表團需要立即解決的另一問題。中國提出雙方應各組成五人代表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總長出席，頂多帶一名秘書，構成三人代表團。顯然日本公使是奉東京之命要進行秘密談判，把和北京講英語國家公使有來往，特別是與國外講英語國家新聞界有聯繫的中方人員排除在外。日本堅持己見，迫使中國撤回自己的建議，接受日本的反建議。因此我(即顧維鈞，時任國務院和總統府英語秘書)和另一位秘書被排斥於中國代表團之外。我雖未參加談判，這並不意味著我對每次談判內容和進展毫無所知。事實上，外交總長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會晤之後，總是召開小型會議，討論會晤中提出的問題。
頭幾次會談的時間很長，除了程序問題外，沒有什麼進展。實際上，袁世凱總統曾指示陸征祥先生，要他儘量拖延，這和日本公使要儘快結束談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為了執行總統的指示，陸先生想出許多巧妙的計策來拖延談判。日本要天天談，每周五次，陸則提出每周開會一次，並且和顏悅色地和日方爭辯。他說他很忙，有許多別的外交問題等他處理，他還要參加內閣的會議。日本公使多方堅持，最後達成妥協，每周會談三次。
陸的另一任務是縮短每次會談的時間。已有決定每周會談三次，時間是下午四點至六點。陸的妙計是每次說完開場白後即命獻茶，儘管日本公使不悅，他還是決意儘量使喝茶的時間拖長，而日置益50先生也知道這是東方待客的禮節，無法加以拒絕。
第三就是向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及報界秘密透露日本獨霸中國權益的計劃，即“二十一條”的細節，引起列強的關注，以牽制和對日本施加國際壓力。這一任務是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具體執行的。
此時，北京急需從國際上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儘管中國許諾將此事保守秘密，不讓其他國家知道，但我向總統和外交總長說明，這種許諾是在威脅之下作出的，中國沒有義務遵守。根據世界的形勢，惟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的支持的是美國。……
這時關於二十一條的消息少量而不斷地出現在外國的報紙上，引起了各國，特別是華盛頓和倫敦的關注。我徵得總統和外交總長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館保持接觸。我每次在外交部開完會後，如不是當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見美國公使芮恩施51和英國公使朱爾典。當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電詢政府二十一條的詳情，尤其是第五號時，東京開始焦急不安，顯然東京並未將二十一條的性質及談判進展等詳情通報其駐外使館，據報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謂的第五號。但(美國)國務院出示了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難堪。此後日本政府也開始感到難堪，當然不是為了在北京的談判中，而是在和華盛頓和倫敦的關係上確實是這樣。秘密泄露後，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果繼續否認二十一條及其第五號的存在，殊非明智之舉。秘密越來越公開，日本談判代表對中國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企圖迅速簽訂條約，結束談判。陸征祥仍採取拖延辦法，但已越來越不靈了。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他只好一點一點地把前四號的談判結束下來。52
其實，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半個多月後，袁即通過專辦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將此事透露給了西方。2月11日和15日，英國記者端納(後曾任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顧問)和袁的政治顧問莫里循就先後將條約全文傳達給了《泰晤士報》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53。消息的透露很快就產生了應有的效果。美國國務卿布賴恩3月照會日本駐美大使，認為日本提出的條件與其過去所做出的關於中國主權的聲明不相符合，美國在原則上“反對日本有關山東、南滿、蒙古東部的要求”;同時，美國“對一個外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或經濟上對中國行使支配權力，不能漠不關心”，日本的這些提議如果被接受，“就會排斥美國人，使他們不能平等參加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並限制了中國的政治獨立”。美國的政策“是要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自由，並保持美國人在中國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強迫中國簽訂協約後，布賴恩國務卿於5月11日再次照會中、日兩國政府，聲明美國“對於中日兩國政府間已經締結或行將締結的任何協定或約定，凡有損害美國及其在華公民的條約權利或中華民國政治或領土完整，或通稱門戶開放政策的國際對華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認54。”
美國的介入無疑是對日本的重大壓力。日本只得否認第五號要求的存在，並匆匆結束了條約的談判，它原來的企圖只實現了少一半，而把中國變為像朝鮮那樣的保護國，以便將來加以吞併的陰謀完全失敗，大隈內閣後來即因此而倒台。從此，美國被日本視為實現自己在中國和東太平洋霸業的最大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二十一條”可以被視作未來太平洋戰爭的遠因，在那次戰爭中，中美最終結盟，徹底擊垮了日本的帝國迷夢。
第四，扶植張作霖作為關外的政治強人，以此阻遏日本對東北的滲透和控制。讀民國初年那段歷史，常令人感嘆扼腕，國家內亂不止，國勢危殆，西邊的新疆和東邊的滿蒙分別被沙俄和日本這兩個強鄰所窺伺，它們之所以今天還屬於中國，不能不承認當時一西一東兩個強人的柱石作用，西邊的強人是新疆的都督楊增新，東邊的強人是東北的張作霖。
楊增新(1863—1928)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光緒十四年(1889)進士。歷任甘肅中衛、天水縣知縣，河州知州，甘肅武備學堂總辦、候補道，新疆陸軍學堂總辦，阿克蘇道、鎮迪道道尹，新疆提法使(即官制改革前的按察使);1912年由袁世凱任命為新疆都督。楊在政治上親北洋，“終袁世凱之世，他是擁護袁世凱的”，“他每次提起袁，總是以‘項城’相呼，認為‘項城’在世時對新疆的一切措施是諒解並且支持的，比起後來的黎(元洪)、段(祺瑞)好得多55。”楊增新雖是進士出身，卻並不迂腐，而是奉行黃老，善於以術馭人。在新疆當時極為複雜危險的局勢面前，他能敉平內亂，潛消反側，挫敗沙俄分裂新疆，攫奪領土的種種陰謀，表現了出色的領導才能。1916年，他妥善處理了自俄國逃入新疆的三十萬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難民問題;此後又解決了竄入新疆的四萬多白俄軍隊造成的危機;他還完成了伊黎、塔城和阿爾泰改隸新疆的行政改革。與一心進關爭雄，逐鹿中原的張作霖不同，楊寧可固守新疆，決不介入內地的紛爭，他奉行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方針，他在督署大堂上題寫的一幅對聯頗可反映其固境自守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