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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幾十萬將士傷亡的代價，卻為何沒有乘著勝勢撈取更多的權益?或者乾脆和俄國作一番交易，瓜分已處於兩國占領下的東北?它們要是這樣做了，中國當時是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與之對抗的。大清國這就不得不感謝山姆大叔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了。原來，日俄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即訓令美駐中、日、俄公使，請日俄尊重中國的中立與行政完整，限制作戰區域。2月20日，海約翰國務卿再次向各國發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國的中立與行政完整。美國總統羅斯福1905年4月出面調解時，勸告日俄直接談判，並要求日本維持滿洲門戶開放，並交還給中國。日本表示接受並於5月25日對美正式聲明，開放滿洲，交還中國16。日本為了拉美國站在自己一邊，除以門戶開放的許諾討好美國外，在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來東京為其環球鐵路計劃遊說時，日本首相桂太郎對他的計劃(其中一段要在東北修築)也是滿口應承，並與哈里曼簽署了造路的備忘錄。1905年7月，桂太郎與美國陸軍部長塔夫脫達成一項諒解(會談覺書)，主要內容為美不反對日本合併朝鮮，而日本則對菲律賓不圖侵占，美日共同維持遠東和平。這樣，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實際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員，因而美國在戰爭中與英國一樣，表面中立，實際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戰區域，但僅限於東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鮮，明顯有利於日本;又如，戰爭期間，美曾與英國在各自國內允許日本發行、募集公債，為日本提供急需的戰爭財源。
送“高帽”的學問 [二]
日本既是以反對俄國獨吞東北，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名義打的這場戰爭，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盡，沒有餘力與山姆再搞對抗，所以就行韜晦之計，暫時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養生息，以待來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獨霸南滿的意圖，在東北建鐵路的備忘錄被宣布無效，哈里曼的計劃也就此泡湯，日美之間由此生出了嫌隙，而這也就成為美國日後干涉“二十一條”，美日交惡，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中國結盟打擊日本的的遠因。
1907年7月，日本又與俄國簽訂了《日俄協定》，其中的秘密條款就是日俄瓜分東北權益的規定，在這個交易中，日本在承認俄國在北滿的一切特權外，並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則在對應承認日本在南滿的一切特權外，也承認了日本與朝鮮間依現行條約為基礎的共同政治關係，即在實際上承認了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17。通過這個協定，日本初步實現了其大陸政策的核心計劃，即控制朝鮮、中國東北等對其至關重要的所謂“利益線”，當然北滿還在俄國人手裡，但日本人有這個耐心，東北早晚要全部拿過來，這就是日後“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的起因。
但在日俄戰爭前後，中日關係卻處在“蜜月時期”，用日本人的話來說，是“日中親善達到了最頂點18”。日本為了與俄國對抗，在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期間開始極力拉攏中國。日本擺出一副“親善”的面孔，見了中國人就大談東方民族要攜起手來，對抗西方的侵略;日本還積極參與中國的變法改革運動，處處表現出很熱心，很想幫助中國富強起來的樣子，一時還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國人。當時日本參謀本部先後派出許多高級將領，到中國遊說，勸誘中國大量聘用日本顧問和教習，派遣武備學生赴日本軍校留學深造，為此，還專門開設了“振武學校”、“成城學校”，作為中國學生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科。當袁世凱推行北洋新政時，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村專程到保定造訪袁世凱，接洽“中日軍事合作”問題。同年10月，日軍參謀總長大山岩對應聘前往中國的軍官發布了特別的訓示，要他們“努力工作”，在中國上層“以實力培植親日勢力”，強調這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百年大計19”。很顯然，日本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著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國統治階層內部培植起一個“親日派”，作為日本將來侵略中國的工具。
日本這一套可能使缺乏國際政治、外交鬥爭經驗的人上當，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凱，在朝鮮時，文的武的，他與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對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麼怎樣解釋北洋反而是當時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備學生最多，與日本人搞軍事合作最緊密，與日本軍事顧問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聯絡、依靠日本，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中國只能以更為先進的列強為師，不管人家是否打過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強的國家學習，才有可能擺脫積弱積貧，受人欺侮的現狀。
其次，中國需要其他列強出頭抵制俄國的侵略，這種侵略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國既沒有力量抵禦，只能採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儘管日本的意圖也是侵略，但它的實際威脅在將來，而俄國的威脅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確實有的可學。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還不過是個化外蠻夷的蕞爾小國;但甲午之戰居然打的大清國丟盔卸甲，潰不成軍。更讓國人吃驚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敗了擁有世界上最龐大陸海軍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短短几十年時間，就從一個比大清更弱、命運也相同的小國崛起為東亞強國，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確實給了中國人啟示與希望。更何況，這個日本在大清國患難之際頻頻招手微笑，主動出頭擺平俄國，不顧《辛丑條約》禁運軍火的條款，大批出售武器彈藥給中國呢。而且袁世凱和當時朝廷的大員都認識到，日本經驗更切合中國的實際，所以庚子年後“近學日本”成為一時的風氣。況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學要便宜很多，在當時那種財政拮据的情況下，這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呢。據統計，1904年初，中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一千三百餘人，其中武科學生二百餘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學生人數激增至一萬七千八百六十餘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幾倍20;東洋之風，可謂勁矣。
袁世凱對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卻不肯不利用日本的這筆教育資源。他歷來重視軍事人材的培養，當然不會放棄機會。1902年3月，袁從武衛右軍的隨營學堂中選派了五十五名學生赴日留學，1907年又陸續派出了近百名武備留學生，以培養“高級將材”。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大都受到重用，擔任了高級軍職。較著名的有：孫傳芳、盧香亭、楊文楷、周蔭人、吳光新、盧金山、潘矩楹、張樹元、劉詢、賈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孫國英、王金鈺、徐樹錚、唐之道、姜登選、陳文運、曲同豐、傅良佐、毛繼成、廖宇春等。袁還在保定武備學堂附設了留學預備班，蔣介石、張群等就是經由這個預備班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袁世凱在編練、擴建北洋新軍時大量聘用日本軍官，全盤引入日本軍事教學與訓練方法的做法，還在於他認為日本陸軍師從德國，而北洋新軍從小站起就是由德國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訓練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實際上仍與原來的訓練一脈相承，不至於杆格癥牾。
送“高帽”的學問 [二]
日本既是以反對俄國獨吞東北，維護“門戶開放”原則的名義打的這場戰爭，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盡，沒有餘力與山姆再搞對抗，所以就行韜晦之計，暫時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養生息，以待來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獨霸南滿的意圖，在東北建鐵路的備忘錄被宣布無效，哈里曼的計劃也就此泡湯，日美之間由此生出了嫌隙，而這也就成為美國日後干涉“二十一條”，美日交惡，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中國結盟打擊日本的的遠因。
1907年7月，日本又與俄國簽訂了《日俄協定》，其中的秘密條款就是日俄瓜分東北權益的規定，在這個交易中，日本在承認俄國在北滿的一切特權外，並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則在對應承認日本在南滿的一切特權外，也承認了日本與朝鮮間依現行條約為基礎的共同政治關係，即在實際上承認了朝鮮為日本的保護國17。通過這個協定，日本初步實現了其大陸政策的核心計劃，即控制朝鮮、中國東北等對其至關重要的所謂“利益線”，當然北滿還在俄國人手裡，但日本人有這個耐心，東北早晚要全部拿過來，這就是日後“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的起因。
但在日俄戰爭前後，中日關係卻處在“蜜月時期”，用日本人的話來說，是“日中親善達到了最頂點18”。日本為了與俄國對抗，在庚子事變和日俄戰爭期間開始極力拉攏中國。日本擺出一副“親善”的面孔，見了中國人就大談東方民族要攜起手來，對抗西方的侵略;日本還積極參與中國的變法改革運動，處處表現出很熱心，很想幫助中國富強起來的樣子，一時還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國人。當時日本參謀本部先後派出許多高級將領，到中國遊說，勸誘中國大量聘用日本顧問和教習，派遣武備學生赴日本軍校留學深造，為此，還專門開設了“振武學校”、“成城學校”，作為中國學生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預科。當袁世凱推行北洋新政時，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村專程到保定造訪袁世凱，接洽“中日軍事合作”問題。同年10月，日軍參謀總長大山岩對應聘前往中國的軍官發布了特別的訓示，要他們“努力工作”，在中國上層“以實力培植親日勢力”，強調這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百年大計19”。很顯然，日本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著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國統治階層內部培植起一個“親日派”，作為日本將來侵略中國的工具。
日本這一套可能使缺乏國際政治、外交鬥爭經驗的人上當，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凱，在朝鮮時，文的武的，他與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對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麼怎樣解釋北洋反而是當時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備學生最多，與日本人搞軍事合作最緊密，與日本軍事顧問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聯絡、依靠日本，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中國只能以更為先進的列強為師，不管人家是否打過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強的國家學習，才有可能擺脫積弱積貧，受人欺侮的現狀。
其次，中國需要其他列強出頭抵制俄國的侵略，這種侵略已經嚴重威脅到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國既沒有力量抵禦，只能採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儘管日本的意圖也是侵略，但它的實際威脅在將來，而俄國的威脅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確實有的可學。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國人心目中還不過是個化外蠻夷的蕞爾小國;但甲午之戰居然打的大清國丟盔卸甲，潰不成軍。更讓國人吃驚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敗了擁有世界上最龐大陸海軍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短短几十年時間，就從一個比大清更弱、命運也相同的小國崛起為東亞強國，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確實給了中國人啟示與希望。更何況，這個日本在大清國患難之際頻頻招手微笑，主動出頭擺平俄國，不顧《辛丑條約》禁運軍火的條款，大批出售武器彈藥給中國呢。而且袁世凱和當時朝廷的大員都認識到，日本經驗更切合中國的實際，所以庚子年後“近學日本”成為一時的風氣。況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學要便宜很多，在當時那種財政拮据的情況下，這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呢。據統計，1904年初，中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一千三百餘人，其中武科學生二百餘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學生人數激增至一萬七千八百六十餘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幾倍20;東洋之風，可謂勁矣。
袁世凱對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卻不肯不利用日本的這筆教育資源。他歷來重視軍事人材的培養，當然不會放棄機會。1902年3月，袁從武衛右軍的隨營學堂中選派了五十五名學生赴日留學，1907年又陸續派出了近百名武備留學生，以培養“高級將材”。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大都受到重用，擔任了高級軍職。較著名的有：孫傳芳、盧香亭、楊文楷、周蔭人、吳光新、盧金山、潘矩楹、張樹元、劉詢、賈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孫國英、王金鈺、徐樹錚、唐之道、姜登選、陳文運、曲同豐、傅良佐、毛繼成、廖宇春等。袁還在保定武備學堂附設了留學預備班，蔣介石、張群等就是經由這個預備班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袁世凱在編練、擴建北洋新軍時大量聘用日本軍官，全盤引入日本軍事教學與訓練方法的做法，還在於他認為日本陸軍師從德國，而北洋新軍從小站起就是由德國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訓練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實際上仍與原來的訓練一脈相承，不至於杆格癥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