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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並不多，其中多數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學習法學的學生。當時的留學生，學歷回國後不被承認，仍須經過考試方能給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試優等被授予翰林院檢討者。金字伯平，安徽歙縣人，“人頗雅飭，沒有留學生的習氣。”袁世凱親自上奏朝廷，將他要到北洋，專辦對外法律交涉事務，“受知袁氏，內參密勿81。”在北洋歷任督署文案、督練處參議、直隸自治局督理、資政院秘書長;民國後歷任中國銀行籌辦處總辦、政事堂參議、農商部次長、總長等職。又如黎淵(1880—?)，字伯顏，貴州遵義人，以舉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系。畢業後受任於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凱在辦學和推行憲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學堂、北洋法政學堂監督;在憲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項憲政文件的執筆者之一，歷任直隸自治籌備局、憲政籌備廳、修訂法律館參事、咨議等職，民國後歷任大總統府秘書、憲政研究會委員、政治會議和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諸職，是袁世凱在法律和國會問題方面的參謀。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陸宗輿、李士偉等留美、留日大學生均被羅致於北洋，受到重用。
當時的留學生在國內可不像今天這麼吃香，甭管你是美國的耶魯、康乃爾，還是日本的早稻田、東京帝大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按規定在國內也得等個八九十來年才能獲得咱們中國的“舉人”、“進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沒有這個出身，你在官場上會遭人歧視，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裡頭先就存了“二毛子”之類的成見，對留學生愛搭不理的。袁世凱則不然，可能是沒有所謂“出身”的負擔吧，他不僅延攬重用留學生，積極為他們奏請“出身”，而且禮敬有加。有一則故事說的是袁世凱當了軍機大臣後，與慶王等另外幾位軍機一同接見前來參拜的留學生，別人都傲然不以為禮，惟獨袁“必鞠躬伸雙手，表示接頭還禮82。”當時太后為著變法圖強，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學人才，開辦經濟特科，可在心裡頭拿它當作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新學人才有著很大的疑慮。
1903年7月首屆經濟特科的初試，梁士詒為一等第一名，楊度為一等第二名;在複試前，守舊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見時進讒言，說此次參加考試的多為新黨(即康梁一黨)，不可取用。太后當即更換閱卷大臣，將原定的錄取名額削減了3/4以上。看準了太后厭惡新黨的心理，守舊派的吳逢甲、魏光燾又參奏梁士詒、楊度等十八人是革命黨，其實全是莫須有的謊言。但梁就此落第，楊東逃日本，所以，那時侯袁世凱任用留學生，還真要有些魄力，擔著點兒惹太后生氣的風險呢。
回過頭來再說用外國人，袁世凱在這上面與他的恩公李鴻章亦步亦趨，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鴻章主持北洋時，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漢納根、丁家立等，在當時清廷重臣中是獨一無二的。李鴻章是開風氣者，袁世凱則幹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鴻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凱用的則大多是東洋人。據日本學者統計，當時全中國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隸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凱為何要聘這麼多日本人?原因有兩個。一是俄國自強租旅大以來，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變時占據的東北三省，一直拖著不肯交還，清廷此時對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沒有力量，於是打算利用列強間的矛盾，抵制俄國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見著俄國人輕易地霸占了全東北，又急又恨，於是轉過頭來對中國“親善”，明里暗裡地拉攏中國，說黃種人都是一撥兒，同文同種，應該聯合到一起對抗俄國的侵略。中國原來在軍事上是學德國的，但膠澳事件使兩國關係冷卻了下來，而且多數大臣都覺得日本國情與中國相近，也是由落後中變法圖強，所以應該近學日本，風氣一下子就轉了過來，從“西化”轉成了“東洋化”。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軍事和教育兩方面。軍事方面，袁世凱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駐屯軍的參謀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後來晉升為陸軍大將)為練兵顧問，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別擔任軍政司參謀處、教練處和兵備處的顧問，參與北洋的軍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請在北京擔任使館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職務，當時中俄密約規定中國軍隊只准聘用俄國教官，所以這些顧問全以“兵書翻譯官”的名義出現。這個坂西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髮辮，取了中國名字，講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是個中國通。他做袁世凱的軍事顧問，前後達十年之久，與袁世凱有很深的關係，因此這裡對他略加介紹。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紀州人，出身於諸侯家臣世家，後舉家遷往東京。坂西1900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兩年後作為參謀本部的特派人員前往中國，此後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軍事顧問，實際上還肩負著日本參謀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攏中國，為日本在滿蒙地區同俄國的角逐刺探情報。袁世凱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針就是利用日、英與俄國的矛盾來收復東三省，所以袁世凱在對付俄國人方面與日本很合拍，也因此與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通過坂西、青木(日本駐華武官)，他對日本軍事上的動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敵，如今成了共同對敵的合作夥伴，然而十年之後，當袁世凱在“二十一條”問題上不那麼合作了的時候，青木、坂西又翻臉成為兇惡的帝國主義分子，積極策劃支持宗社黨打內戰，顛覆袁世凱政權。歷史就是這麼變幻無常，證實了“外交上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這句名言的真實和殘酷。
坂西在袁死後曾回顧他們之間的交往和印象，認為袁“畢竟是個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嚴風采。與中國的其他達官貴僚不同，他不吸鴉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著嚴格的規律，是與當時所謂的‘大官派頭’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還回憶了袁世凱給他取名的經過：
到中國後過了兩年(1904)，日俄戰爭爆發。在即將開戰前，有一天袁世凱特意把我叫去說：“交戰國的軍官在中立國的軍隊任職不妥，所以在戰爭結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國名字?我來給你起個名字怎麼樣?”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後給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釋說，班志超是引用漢光武帝時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為你所做的工作類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漢語中發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間加了個“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慮事情異常細緻，並且是個愛詼諧的人。84
袁世凱聘用的日本軍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個軍事學堂做教習。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邊龍聖作顧問，在醫療行政方面，則有古城梅溪、西村豐太郎，法政方面有岡田朝太郎法學博士，財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彌，農業方面有楠原正三，工業方面有藤井恆太、鹽田真，印刷技術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當時的留學生在國內可不像今天這麼吃香，甭管你是美國的耶魯、康乃爾，還是日本的早稻田、東京帝大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按規定在國內也得等個八九十來年才能獲得咱們中國的“舉人”、“進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沒有這個出身，你在官場上會遭人歧視，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裡頭先就存了“二毛子”之類的成見，對留學生愛搭不理的。袁世凱則不然，可能是沒有所謂“出身”的負擔吧，他不僅延攬重用留學生，積極為他們奏請“出身”，而且禮敬有加。有一則故事說的是袁世凱當了軍機大臣後，與慶王等另外幾位軍機一同接見前來參拜的留學生，別人都傲然不以為禮，惟獨袁“必鞠躬伸雙手，表示接頭還禮82。”當時太后為著變法圖強，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學人才，開辦經濟特科，可在心裡頭拿它當作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新學人才有著很大的疑慮。
1903年7月首屆經濟特科的初試，梁士詒為一等第一名，楊度為一等第二名;在複試前，守舊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見時進讒言，說此次參加考試的多為新黨(即康梁一黨)，不可取用。太后當即更換閱卷大臣，將原定的錄取名額削減了3/4以上。看準了太后厭惡新黨的心理，守舊派的吳逢甲、魏光燾又參奏梁士詒、楊度等十八人是革命黨，其實全是莫須有的謊言。但梁就此落第，楊東逃日本，所以，那時侯袁世凱任用留學生，還真要有些魄力，擔著點兒惹太后生氣的風險呢。
回過頭來再說用外國人，袁世凱在這上面與他的恩公李鴻章亦步亦趨，而且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鴻章主持北洋時，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漢納根、丁家立等，在當時清廷重臣中是獨一無二的。李鴻章是開風氣者，袁世凱則幹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鴻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凱用的則大多是東洋人。據日本學者統計，當時全中國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隸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凱為何要聘這麼多日本人?原因有兩個。一是俄國自強租旅大以來，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變時占據的東北三省，一直拖著不肯交還，清廷此時對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沒有力量，於是打算利用列強間的矛盾，抵制俄國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見著俄國人輕易地霸占了全東北，又急又恨，於是轉過頭來對中國“親善”，明里暗裡地拉攏中國，說黃種人都是一撥兒，同文同種，應該聯合到一起對抗俄國的侵略。中國原來在軍事上是學德國的，但膠澳事件使兩國關係冷卻了下來，而且多數大臣都覺得日本國情與中國相近，也是由落後中變法圖強，所以應該近學日本，風氣一下子就轉了過來，從“西化”轉成了“東洋化”。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軍事和教育兩方面。軍事方面，袁世凱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駐屯軍的參謀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後來晉升為陸軍大將)為練兵顧問，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別擔任軍政司參謀處、教練處和兵備處的顧問，參與北洋的軍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請在北京擔任使館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職務，當時中俄密約規定中國軍隊只准聘用俄國教官，所以這些顧問全以“兵書翻譯官”的名義出現。這個坂西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髮辮，取了中國名字，講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是個中國通。他做袁世凱的軍事顧問，前後達十年之久，與袁世凱有很深的關係，因此這裡對他略加介紹。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紀州人，出身於諸侯家臣世家，後舉家遷往東京。坂西1900年畢業於陸軍大學，兩年後作為參謀本部的特派人員前往中國，此後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軍事顧問，實際上還肩負著日本參謀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攏中國，為日本在滿蒙地區同俄國的角逐刺探情報。袁世凱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針就是利用日、英與俄國的矛盾來收復東三省，所以袁世凱在對付俄國人方面與日本很合拍，也因此與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通過坂西、青木(日本駐華武官)，他對日本軍事上的動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敵，如今成了共同對敵的合作夥伴，然而十年之後，當袁世凱在“二十一條”問題上不那麼合作了的時候，青木、坂西又翻臉成為兇惡的帝國主義分子，積極策劃支持宗社黨打內戰，顛覆袁世凱政權。歷史就是這麼變幻無常，證實了“外交上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這句名言的真實和殘酷。
坂西在袁死後曾回顧他們之間的交往和印象，認為袁“畢竟是個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嚴風采。與中國的其他達官貴僚不同，他不吸鴉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著嚴格的規律，是與當時所謂的‘大官派頭’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還回憶了袁世凱給他取名的經過：
到中國後過了兩年(1904)，日俄戰爭爆發。在即將開戰前，有一天袁世凱特意把我叫去說：“交戰國的軍官在中立國的軍隊任職不妥，所以在戰爭結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國名字?我來給你起個名字怎麼樣?”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後給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釋說，班志超是引用漢光武帝時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為你所做的工作類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漢語中發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間加了個“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慮事情異常細緻，並且是個愛詼諧的人。84
袁世凱聘用的日本軍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個軍事學堂做教習。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邊龍聖作顧問，在醫療行政方面，則有古城梅溪、西村豐太郎，法政方面有岡田朝太郎法學博士，財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彌，農業方面有楠原正三，工業方面有藤井恆太、鹽田真，印刷技術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