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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小說,也不是吳承恩所創作,因為《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在前邊已經提及過——已說過猴行者,深河神〔1〕,及諸異境。元朝的雜劇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經做材料的著作。

  此外明時也別有一種簡短的《西遊記傳》——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經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漸漸演成神異故事,且多作成簡單的小說,而至明吳承恩,便將它們匯集起來,以成大部的《西遊記》。承恩本善於滑稽,他講妖怪的喜,怒,哀,樂,都近於人情,所以人都喜歡看!這是他的本領。而且叫人看了,無所容心,不像《三國演義》,見劉勝則喜,見曹勝則恨;因為《西遊記》上所講的都是妖怪,我們看了,但覺好玩,所謂忘懷得失,獨存賞鑒了——這也是他的本領。至於說到這書的宗旨,則有人說是勸學;有人說是談禪;有人說是講道;議論很紛紛。但據我看來,實不過出於作者之遊戲,只因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響,所以釋迦,老君,觀音,真性,元神之類,無所不有,使無論什麼教徒,皆可隨宜附會而已。如果我們一定要問它的大旨,則我覺得明人謝肇湅j所說的“《西遊記》……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這幾句話,已經很足以說盡了。後來有《後西遊記》及《續西遊記》等,都脫不了前書窠臼。至董說的《西遊補》,則成了諷刺小說,與這類沒有大關係了。

  (二)《封神傳》《封神傳》在社會上也很盛行,至為何人所作,我們無從而知。有人說:作者是一窮人,他把這書做成賣了,給他女兒作嫁資,但這不過是沒有憑據的傳說。

  它的思想,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響;所敘的是受辛進香女媧宮,題詩黷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上邊多說戰爭,神佛雜出,助周者為闡教;助殷者為截教。我以為這“闡”是明的意思,“闡教”就是正教;“截”是斷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謂斷見外道。——總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響,以三教為神,以別教為魔罷了。

  (三)《三寶太監西洋記》《三寶太監西洋記》,是明萬曆間的書,現在少見;這書所敘的是永樂中太監鄭和服外夷三十九國,使之朝貢的事情。書中說鄭和到西洋去,是碧峰長老助他的,用法術降服外夷,收了全功。在這書中,雖然所說的是國與國之戰,但中國近於神,而外夷卻居於魔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說之流。不過此書之作,則也與當時的環境有關係,因為鄭和之在明代,名聲赫然,為世人所樂道;而嘉靖以後,東南方面,倭寇猖獗,民間傷今之弱,於是便感昔之盛,做了這一部書。但不思將帥,而思太監,不恃兵力,而恃法術者,乃是一則為傳統思想所囿;一則明朝的太監的確常做監軍,權力非常之大。這種用法術打外國的思想,流傳下來一直到清朝,信以為真,就有義和團實驗了一次。

  二、講世情的當神魔小說盛行的時候,講世情的小說,也就起來了,其原因,當然也離不開那時的社會狀態,而且有一類,還與神魔小說一樣,和方士是有很大的關係的。這種小說,大概都敘述些風流放縱的事情,間於悲歡離合之中,寫炎涼的世態。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書中所敘,是借《水滸傳》中之西門慶做主人,寫他一家的事跡。西門慶原有一妻三妾,後復愛潘金蓮,酖其夫武大,納她為妾;又通金蓮婢春梅;復私了李瓶兒,也納為妾了。後來李瓶兒,西門慶皆先死,潘金蓮又為武松所殺,春梅也因yín縱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時,慶妻攜其遺腹子孝哥,欲到濟南去,路上遇著普淨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終於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為這書中的潘金蓮,李瓶兒,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書名就叫《金瓶梅》。明人小說之講穢行者,人物每有所指,是借文字來報盡仇的,像這部《金瓶梅》中所說的西門慶,是一個紳士,大約也不外作者的仇家,但究屬何人,現在無可考了。至於作者是誰,我們現在也還未知道。有人說:這是王世貞為父報仇而做的,因為他的父親王忬為嚴嵩所害,而嚴嵩之子世蕃又勢盛一時,凡有不利於嚴嵩的奏章,無不受其壓抑,不使上聞。王世貞探得世蕃愛看小說,便作了這部書,使他得沉湎其中,無暇他顧,而參嚴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說》冠其首。

  但這不過是一種推測之辭,不足信據。《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貞在當時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給他了。後人之主張此說,並且以《苦孝說》冠其首,也無非是想減輕社會上的攻擊的手段,並不是確有什麼王世貞所作的憑據。

  此外敘放縱之事,更甚於《金瓶梅》者,為《玉嬌李》。

  但此書到清朝已經佚失,偶有見者,也不是原本了。還有一種山東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續金瓶梅》,和前書頗不同,乃是對於《金瓶梅》的因果報應之說,就是武大後世變成yín夫,潘金蓮也變為河間婦,終受極刑;西門慶則變成一個騃憨男子,只坐視著妻妾外遇。〔2〕——以見輪迴是不慡的。從此以後世情小說,就明明白白的,一變而為說報應之書——成為勸善的書了。這樣的講到後世的事情的小說,如果推演開去,三世四世,可以永遠做不完工,實在是一種奇怪而有趣的做法。

  但這在古代的印度卻是曾經有過的,如《鴦堀摩羅經》〔3〕就是一例。

  如上所講,世情小說在一方面既有這樣的大講因果的變遷,在他方面也起了別一種反動。那是講所謂“溫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傳》,《玉嬌梨》來做代表。不過這類的書名字,仍多襲用《金瓶梅》式,往往摘取書中人物的姓名來做書名;但內容卻不是yín夫蕩婦,而變了才子佳人了。所謂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詩,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題詩為媒介。這似乎是很有悖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對於舊習慣是有些反對的意思的,但到團圓的時節,又常是奉旨成婚,我們就知道作者是尋到了更大的帽子了。那些書的文章也沒有一部好,而在外國卻很有名。一則因為《玉嬌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譯本;《好逑傳》有德,法文譯本,所以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們都知道,給中國做文學史就大概提起它;二則因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國度里,一個以上的佳人共愛一個才子便要發生極大的糾紛,而在這些小說里卻毫無問題,一下子便都結了婚了,從他們看起來,實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

  ※※※

  〔1〕深河神據《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應作“深沙神”。

  〔2〕這是《玉嬌李》的情節,參看《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

  〔3〕《鴦堀摩羅經》四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屬大乘部,敘述佛濟度鴦堀摩羅的故事。

  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

  清代底小說之種類及其變化,比明朝比較的多,但因為時間關係,我現在只可分作四派來說一個大概。這四派便是:

  一、擬古派;二、諷刺派;三、人情派;四、俠義派。

  一、擬古派所謂擬古者,是指擬六朝之志怪,或擬唐朝之傳奇者而言。唐人底小說單本,到明時什九散亡了,偶有看見模仿的,世間就覺得新異。元末明初,先有錢唐瞿佑仿了唐人傳奇,作《剪燈新話》,文章雖沒有力,而用些艷語來描畫閨情,所以特為時流所喜,仿效者很多,直到被朝廷禁止,這風氣才漸漸的衰歇。但到了嘉靖間,唐人底傳奇小說盛行起來了,從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文人大抵喜歡做幾篇傳奇體的文章;其專做小說,合為一集的,則《聊齋志異》最有名。《聊齋志異》是山東淄川人蒲松齡做的。有人說他作書以前,天天在門口設備茗煙,請過路底人講說故事,作為著作的材料;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裡聽來的,有許多是從古書尤其是從唐人傳奇變化而來的——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就是——所以列他於擬古。書中所敘,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當時所出同類的書差不多,但其優點在:

  (一)描寫詳細而委曲,用筆變幻而熟達。(二)說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覺得可親,並不覺得很可怕。不過用古典太多,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

  《聊齋志異》出來之後,風行約一百年,這其間模仿和讚頌它的非常之多。但到了乾隆末年,有直隸獻縣人紀昀出來和他反對了,紀昀說《聊齋志異》之缺點有二:(一)體例太雜。就是說一個人的一個作品中,不當有兩代的文章的體例,這是因為《聊齋志異》中有長的文章是仿唐人傳奇的,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卻象六朝的志怪。(二)描寫太詳。這是說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跡的,而每每過於曲盡細微,非自己不能知道,其中有許多事,本人未必肯說,作者何從知之?紀昀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糙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話,以攻擊社會。據我看來,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過他以為對於一般愚民,卻不得不以神道設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可是到了末流,不能了解他攻擊社會的精神,而只是學他的以神道設教一面的意思,於是這派小說差不多又變成勸善書了。

  擬古派的作品,自從以上二書出來以後,大家都學它們;

  一直到了現在,即如上海就還有一群所謂文人在那裡模仿它。

  可是並沒有什麼好成績,學到的大抵是糟粕,所以擬古派也已經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腳下了。

  二、諷刺派小說中寓譏諷者,晉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見聞,又工於表現,故凡所有敘述,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態;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為獨多而獨詳。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明季底遺風,尚留存於士流中,八股而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事。敬梓身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醜態,就能格外詳細。其書雖是斷片的敘述,沒有線索,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敗,社會上的人們覺得自己的國勢不振了,極想知其所以然,小說家也想尋出原因的所在;於是就有李寶嘉歸罪於官場,用了南亭亭長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對於官場的情形也並不很透徹,所以往往有失實的地方。嗣後又有廣東南海人吳沃堯歸罪於社會上舊道德的消滅,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做了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部書也很盛行,但他描寫社會的黑暗面,常常張大其詞,又不能穿入隱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長有同樣的缺點。這兩種書都用斷片湊成,沒有什麼線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藝術的手段,卻差得遠了;最容易看出來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諷刺,而那兩種都近於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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