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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時間，已進入2002年。這年春天，我的第一本書出版了。我很想拿給卡佳看看，雖然首印只有五千本。但我想到在她面前，我是來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中國電工，而不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喜歡寫作的郵局職工。所以，我不能解釋這本書是怎麼回事，只能強忍著不告訴卡佳——如果她沒有被助動車撞過，如果她的記憶沒有混亂，她一定會為我而高興的！說句題外話，這本書在幾年後翻譯成俄語在莫斯科出版了，得到了一個俄羅斯文學評論家的評點。我匿名地給她郵寄過一本，不知道她看過沒有。
從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一直在卡佳面前，扮演成時間旅行者格奧爾基。我的表演很成功，每個周末，我都會陪伴她兩個小時，幫她閱讀書架上她最愛的書，跟她說說我杜撰的世界新聞，比如美帝國主義行將崩潰，古巴和朝鮮人民過著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偶爾也帶她到復興公園裡走走，讓她回憶起莫斯科的公園和森林。
有一天，還是在思南路的頂層大屋，當我為卡佳胡謅穿越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遇見丹東和路易十六時，聽到了敲門聲。
平常除了我，不會有任何人來敲她的門。是我替她開門的，外面是個老頭，估計有七十歲了。他報出了卡佳的真實姓名，問這是她家嗎。
是的。
太好了，你媽媽在家嗎？當他摘下眼鏡，我才明白，他把我當做了卡佳的兒子。不過，我媽媽可比卡佳年輕二十歲呢。
是誰啊？卡佳出現在了門後。
他看著她，一句都沒有說。
她也看著他，皺起眉頭，咬著嘴唇。
卡佳？
令人意外，他說出這個名字。
你是誰？
卡佳問他。老頭的眼角抽動，強忍著不在我面前失態，輕聲回答，格奧爾基。
瞬間，我明白了什麼，把門口的燈都打開，想看清楚老頭的臉，發現他很像一個人——我。
不，是我很像他，眼前的這個老頭，仿佛四十年後的我。
他就是格奧爾基？1958年，在莫斯科，卡佳深深喜歡過的男子，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實習的中國電工。
但我很緊張，慌張地躲藏到牆角，注視著卡佳的表情，她看出來了嗎？
卡佳依舊沉默不語，盯著老頭的臉盤，反反覆覆，看了又看，就差拿出放大鏡了。
老頭站在門口問，卡佳，你還好嗎？
卡佳不響。
他接著說，1958年，你離開了莫斯科，我一直很想再見到你。
兩年後，中蘇關係惡化，他才捲鋪蓋回國。那時候，我們國家緊缺技術工人，因為在蘇聯的發動機工廠工作過，他被調去了軍工系統。在西北沙漠的深處，生產第一代彈道飛彈。這是一項絕密工程，僅次於原子彈，所有人都不能與外界來往，家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他也聯繫不到卡佳。後來他成了工程師，成為我國飛彈事業的功臣。他在西北基地結婚，生了一對兒女，一直干到光榮退休。去年，他的妻子過世，兒女也結婚了，他自由了。於是，老頭通過各種關係，找到了這裡。
他是格奧爾基，而我是格奧爾鬼，很抱歉。
我怯生生地看著卡佳，準備悄悄溜號，讓他們兩個人獨處，畢竟已互相尋找了四十多年。
但，卡佳卻搖頭說，我不認識你。
她說的那麼冰冷而決絕，讓人望而生畏無法抗拒。
卡佳，不要這樣對我，不要……
老頭才說了半句話，卡佳就趕他走了，大聲叫喊起來：你是個冒牌貨！真正的格奧爾基在這裡——她用手指著我的鼻子。
你說什麼？這個年輕人是我？
請不要再來騷擾我了，不然我打電話報警！
話音未落，卡佳已強行關上了房門。
而我不知道說什麼，她一個人縮在沙發里，隨意地翻著幾本書，連眼鏡都沒戴上，想是一個字都沒有讀進去。我走到窗邊，看到樓下的老頭仍然徘徊，不斷抬頭仰望這扇窗戶。
第一次，我覺得卡佳不但刻薄，而且殘忍。
再見，我要回1959年的莫斯科去了。
告別卡佳，我衝到思南路，看著那個四十多年後的我。我那架勢像是要打人，但他並不害怕，挺直胸膛看著我。我羞澀地說，對不起，她的記憶出了些問題。
你是誰？
我是你。
嗯，看到你很親切，真的很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是冒牌貨，你才是正版，我向你道歉。
老頭從兜里掏出個信封，裡面裝著一根女人的頭髮絲，說這是在1958年的莫斯科，她最後送給他的東西。
你要我拿上去再跟她說說嗎？也許，她會想起來的。
哎，不必啦，謝謝你。
謝我什麼？
老頭搖搖頭，不聲不響，離開了。
我想他再也沒有回來過。
這年十二月，我的工作調動了，因為寫作引起領導關注，我被調離基層的郵政局，來到四川北路的郵政總局，在機關里編寫郵政史和企業年鑑。
對於卡佳來說，來自1959年的莫斯科的格奧爾基，突然在時間隧道中消失了。
也許，這對於老太太來說很殘忍，但我不能再繼續偽裝下去了。
隔了半年，進入盛夏時節，漫長的“非典”災難消退，我才再去看望她。我會直截了當告訴她，我不是她的格奧爾基。
但家裡沒有人。我到處找她都沒有消息，鄰居說她失蹤三天了，許多老年人就是這樣走失的。我有個表哥叫葉蕭，是個很厲害的警官。通過他的幫忙，我查到卡佳的身份證被人使用過，購買了上海飛蘭州的機票，剛入住當地一家賓館。難道有人盜竊了她的身份證？還是更可怕的事？葉蕭幫我詢問蘭州警方，確認入住賓館的就是老太太本人。
我打電話到賓館房間，恰好她接起電話，告訴我，他死了。
誰？
格奧爾基。
我的腦中掠過那張四十多年後自己的臉。
原來，卡佳是去參加葬禮的。
我去找她，也買了張飛機票去蘭州。參加追悼會的有老頭的子女，已是兒孫繞膝，還有軍工企業的領導，多年的老同事們。但沒有人認識卡佳，她獨自穿著黑紗，站在一堆花圈外面。西北風吹濕了她的眼睛，遺體被推去火化時，卡佳遠望著他竊竊細語——你知道嗎，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你找了多久。
她又用俄語說了一遍。
再見，格奧爾基。
一年前，當七十歲的他，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卡佳就已明白，她的格奧爾基回來了。老頭說的都沒錯。但，那個真正住在她心裡頭的，是在莫斯科河冰面上跟蘇聯人打架的年輕的中國人，而不是白髮蒼蒼的老頭子。二十多歲與六十多歲的格奧爾基，對她來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此時此刻，怎及得上彼時彼刻？年華這東西，就像人死不得復活，滿頭白髮不可能恢復三千青絲。她心裡透亮得很，我們都回不去了，不如，還是讓這老頭子，別再折騰，好好過日子吧……
所以，卡佳的記憶並沒有錯亂，精心偽裝的人不是我，而是她！
她只是為了讓自己相信，格奧爾基當年所說的時間旅行，是真實發生過的，他一定會穿越時空來找她，索性將計就計演了一場戲。
是我被她騙了，我才是個傻瓜呢。
其實，當我假扮成格奧爾基的時候，她只要跟我說兩句俄語，就必然會露出馬腳……但她自始至終跟我說中國話，儘量避免任何俄語單詞，哪怕是個地名和人名，除非達斯維達尼亞或達瓦里希。對啊，當我們說到往事，凡是我無法圓謊之時，她都會主動扯開話題，讓我避免尷尬露餡。
我護送卡佳飛回上海。在祖國的藍天上，老太太向我承認，當她剛認識我，第一次在我面前發心臟病，讓我給她拿藥吃硝酸甘油片，竟然也是假裝的。那也不是硝酸甘油片，而是糖片。
她只是始終在等一個人，等頭髮烏黑的年輕電工，等他沉默時的眼角，等他最美的時光。他倆唯一共同擁有的，只有記憶。但我沒有，或者說，我沒有她最美的時光的記憶。
我以為她會哭，但沒有一滴眼淚。卡佳應該榮封奧斯卡影后，同時拿下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獎，難怪是莫斯科電影學院的。
說實話，我應該對她有所怨恨，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中，我卻怨恨不起來。
但我沒有再去看過她。
時間，卻像翻書一樣快啊，刷刷刷過去了十多年。我早就從郵政系統辭職，自己開了家文化公司。我依然保持每天都寫小說的狀態，雖然比不過網文大神們，但旺盛的寫作欲望從未變過。而在我的書架上，還有當年卡佳送的書。
唯一小小的遺憾是，我還沒去過莫斯科，儘管我的書在那裡翻譯出版過。如果我有機會去莫斯科，我會去一個地址——卡佳的明信片裡所寫的，每個星期都要投遞到那裡，收件人的名字叫格奧爾基。
2014年，初秋的一夜，烏魯木齊的地下通道，聽完流浪歌手的吉他彈唱。我忽然，很想給一個人打電話。
但我沒打通她家的電話，也許是搬家了，換號了，還是那棟老洋房被拆遷了？
回到上海，我才聽說——卡佳死了，在一個禮拜前，享年七十九歲。
我回來晚了，沒能送她最後一程，已被火葬場燒了。整理遺物過程中，我發現一個白色信封，上面寫著我的名字。打開只有一根頭髮，銀白色細細的長髮——這是她最後的希望，如果我能還能找到1958年以前的她的話。
信封底下壓著一張VCD：《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十多年前我從大自鳴鐘盜版碟市場為她買的。人去樓空的頂層大屋，我獨自陷落在卡佳的沙發中，打開VCD和電視機重新看了一遍。兩個多小時後，電影臨近尾聲，女主角卡佳微笑著眼含淚水，對著暱稱為果沙的格奧爾基，反覆說了兩遍“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親愛的，卡佳。
我閉上眼睛，仿佛回到二十歲。能在那個年紀，遇見卡佳，是我一生莫大的幸運。
卡佳去世的一周年忌日，我回到思南路上，那棟洋樓的頂層早已換了主人。我把車停在路邊，獨自在梧桐樹下漫步。阿娘麵館早已搬到對面，我常給卡佳買東西的煙紙店變成了房產中介，只有我上過班的郵局沒變。如果她還活著的話，我想帶她去國泰電影院，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又快公映了。
忽然，從卡佳住過的小花園裡，有個男人像風一樣衝出來，正巧撞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