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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也請你幫個忙。有一起強姦案或者是兇殺案的一個見證人就住在這條街的某個地方。是什麼性質的犯罪我不能斷定,但是這個見證人肯定是有的。請你打聽打聽。”

  伊戈爾·列斯尼科夫終於到了大卡緬希基大街,不過已是黃昏時分。根據謝盧亞諾夫繪製的路線圖,這是本區內他應當去的最後一個地方。列斯尼科夫已感到筋疲力盡,肚子餓得咕咕叫。在去找這位戈盧布佐夫的住所前,得先解決肚子問題。他就近進了一家小吃店,食品的花樣少得可憐。他吃了兩根小灌腸和一根醋漬黃瓜。小灌腸放的胡椒太多,吃起來麻嘴。黃瓜太酸,像是濃醋汁泡的。為了減輕對胃的刺激,這裡再也挑不出其他更合適的食品了。列斯尼科夫只有少吃一點,保證胃炎不發作,隨後他就心情輕鬆地去拜訪戈盧布佐夫了。

  碰巧這個人在家,他很客氣地接待了列斯尼科夫。

  “可是您知道,偵查員已經盤問過我了,”他驚訝地說,“我同德羅茲傑茨基一起出城的事全給他講了。難道這還不夠嗎?”

  德羅茲傑茨基是殺害薩馬爾采夫議員的一個犯罪嫌疑人。

  在同警方辦案人員的第一次談話時他聲稱,兇殺案發生的當天他同自己的熟人戈盧布佐夫一起到城外去了。戈盧布佐夫證實了這一情況,但是,現在需要把這件事情再核實一遍。

  “您都看到了,”列斯尼科夫溫和地說,“對於我們警方工作人員來說,工作做到這種程度已經足夠了。但是您應該知道,被殺害的是一名國家杜馬議員,這就是說本案將引起記者們的關注,他們削尖腦袋到處鑽,一心想揭露出警方還不知道的情況。因此對於類似的這種案件我們必須搜集大量證據,不漏掉蛛絲馬跡點滴情況,不給格調低下的報刊以可乘之機,防止它們說什麼‘偵查員沒有詢問到這個情況、忽略了這一點、對某方面沒有注意到’等。我們的工作要細緻,經得起檢查。您明白我說的意思嗎?”

  “當然,應當這樣。”戈盧布佐夫連連點頭,“請問吧。”

  “據您證實,在薩馬爾采夫議員被殺害那天您到城外去了,是這樣吧?確切地說是哪一天?

  “這是……”戈盧布佐夫回憶了一下說,“那天是星期六,十月七日。”

  “這次出行是預先安排好的?”

  “算不上早就安排的……”他一聳肩,兩手一攤說,“外出之前,星期五,德羅茲傑茨基給我打電話說,他準備同我商量購買我的別墅的事。但是他想事先看一看。他問我,星期六同他一起去別墅方便不方便?我回答說暫時還不清楚,只有等到星期六快吃午飯時才能知道。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左右我才知道,下午半天我沒有事,就親自給德羅茲傑茨基打電話說,可以出去。”

  “您往哪裡打的電話?往他家裡還是他上班的地方?”

  “往家裡。星期六不上班。”

  “好,請接著說。”

  “我們約好了見面地點,我到達起義廣場時,德羅茲傑茨基已經在那兒等我了。他坐上我的汽車,我們就出發了。開兩台車豈不白白浪費汽油?”

  “這時是幾點鐘?”

  “我們約好是兩點半見面。據我回憶,我是提前五分鐘到的……”

  列斯尼科夫再次了解了戈盧布佐夫出城看別墅的情況,時間很快過去了,談話已接近尾聲。列斯尼科夫腦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快回家去,早點睡覺。對不在犯罪現場證明材料的取證工作是一項最複雜的任務,要求做到準確,分毫不差。只有將戈盧布佐夫的每句證言同德羅茲傑茨基提供的證據認真比較後,才能確定不在現場證明材料的真偽。在做這項鑑定工作時應當考慮到,誠實善良的人們在對同一個事件提供證據時必定會有出入,但是這種差異不能超出允許的範圍。當這種差別太大時,證據的正確性值得懷疑,反之,差別太小或者根本沒有差別,這樣的證據同樣值得懷疑。

  “你們是幾點鐘返回莫斯科的?”

  “我想是九點左右。我們一起回到了起義廣場,德羅茲傑茨基的汽車就停在那裡。道別後他上了自己的汽車,我們就分道揚鑣了。我說完了。”

  “很好,瓦西里·維克托羅維奇,謝謝您的幫助。現在還有幾個同這起案子無關的問題,不知您願不願意回答?”

  “請講。”戈盧布佐夫開朗地笑了笑。

  “瓦西里·維克托羅維奇,您在這個地方住了很久了吧?”

  “對,已經二十年了。”

  “大概您認識許多人?”

  “當然。”

  “有沒有人向您說過不久前發生的強姦和殺人的事?”

  “什麼強姦案?”戈盧布佐夫真的吃了一驚,“人家為什麼應當向我說呢?”

  “請您別激動,”列斯尼科夫急忙安慰他說,“據我們了解,有一位見證人就住在你們這條街上,犯罪事件發生後警方曾立即詢問過他,請您注意,他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證據,辦案人員想再同他談談,可是這事難辦了。因為記有地址的那份文件竟被這位工作人員遺失了,真是個馬大哈。他記得這位見證人住在大卡緬希基大街,就是想不起這個人家的門牌號,也不知姓什麼。這太糟糕了!目前,我們尋找見證人的工作正在全城進行,請您想一想,能不能給我們提供點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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