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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常常覺得這是個病態的世界，還有很多他們並不知道的。
郡法醫官提摩西·哈勃從車庫一樣的地方走出來，手上拿著一個綁著繩子的牛皮紙袋。他把寫著伊莉莎白·貝克姓名的驗屍報告交給卡森。
“你還要簽個名。”哈勃說。
卡森在表格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貝克醫生沒說為什麼想看檔案嗎?”卡森問。
“他只說很悲痛，努力地想走出悲痛，除此之外……”哈勃聳聳肩。
“他有沒有問你有關這個案子的其他問題?”
“沒問什麼特別的事。”
“那不特別的事呢?”
哈勃想了一會兒，說：“他問我是不是還記得是誰來指認屍體的?”
“你記得嗎?”
“一開始沒記起來。”
“誰指認的屍體?”
“死者的父親。然後，貝克又問我花了多長時間。”
“什麼多久?”
“指認花的時間。”
“我不懂。”
“老實說，我也不明白。他想知道死者的父親是立刻就認出了屍體，還是花了幾分鐘才認出來。”
“他為什麼想知道這些?”
“我不知道。”
卡森由此理出了一點眉目，但還是像不知道所以然，“你當時怎麼回答的?”
“說實話，我不記得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很久了，不然我一定會有些印象的。”
“還有嗎?”
“大概就是這樣了。”他說，“有兩個小伙子把人推進電話亭暴打。如果這邊沒什麼其他事情的話，我想過去處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檔案袋。“好了，”他說，“我沒什麼事了。如果有事，我怎麼找你?”
“我一般都會在辦公室。”
寫著“執業律師彼得·法蘭利”的金版鑲在水泥玻璃門上，字已經有些褪色。門上有個拳頭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經用灰色膠帶補上，膠帶看起來也有些舊了。
我壓低了帽檐，五臟六腑被“亞洲李小龍”折磨過後，一直疼痛難熬。二十二分鐘後，全世界的電台都會傳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為通緝犯了。
難以想像我目前的處境。我的麻煩大了，但一切又好像離我很遠，仿佛是一個我不太熟悉的人身邊發生的事。而此時此刻，我竟然覺得這些事情無關緊要，我滿腦子只有一件要緊事要辦：找到伊莉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關係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邊。接待室里有五六個人，其中兩個戴著長長的護頸，一個提著鳥籠，不知道來幹嗎的。沒人斜眼打量我們，這些人好像已經偷偷地觀察過我們，掂量過輕重，覺得沒有必要浪費精力理會我們。
接待人員戴著慘不忍睹的假髮，打量著我們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說：“我要見彼得·法蘭利。”
“他現在有客戶在。”她沒嚼口香糖，但看起來很像在嚼口香糖。
輪到泰利斯出馬，他像個手法熟練的魔術師變出一沓比我的手腕還厚的鈔票。“告訴他，我們準備好了現金，”他咧嘴笑著補充了一句，“你也有。我們要馬上見他。”
兩分鐘後，有人帶著我們走入彼得·法蘭利的辦公室，房間裡瀰漫著雪茄和碧麗珠檸檬噴霧劑的味道。在零售連鎖店裡司空見慣的組合家具被故意塗黑，仿冒成昂貴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賭城遮禿的假髮不相上下。牆上沒擺文憑，只放了些騙人的幌子，卻只能騙那些容易上當的人。有張是“國際品酒協會”的證書，還有一張是彼得·法蘭利1996年參加“長島法律研討會”的花哨的證明書。還有不得了的，幾張泛黃的照片裡，年輕的彼得·法蘭利跟一些個看起來若非社會名流就是當地政治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個都不認得。有一張木框裱起來的高爾夫球四人賽照片是陳設的焦點，就擺在辦公桌後面的獎牌區。
“請坐，”法蘭利擺手的動作不小，“兩位請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著，雙手疊放，靠在黑色的牆上。
“那麼，”法蘭利說，仿佛口裡在咀嚼什麼，“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嗎?”
法蘭利的一張臉像衰老的運動員，一頭金髮已經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絲西裝，我已經很久沒看見有人穿成這樣子了，背心口袋的懷表穿了條假的金鍊。
“我想問你以前的一個案子。”我說。
一雙依舊年輕、冷酷而湛藍的眼眸直視著我。桌子上有張合照，照片裡有他和一個豐滿的女人，還有個14歲左右正處於青澀年少經歷著成長煩惱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來三人的表情略帶膽怯，仿佛隨時準備經受打擊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蘭利重複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來找過你，我想知道她來找你是為了什麼事?”
法蘭利的目光掠過泰利斯。泰利斯仍然雙手抱胸，太陽鏡下的表情難以捉摸。“我不明白，是離婚案件嗎?”
郡法醫官提摩西·哈勃從車庫一樣的地方走出來，手上拿著一個綁著繩子的牛皮紙袋。他把寫著伊莉莎白·貝克姓名的驗屍報告交給卡森。
“你還要簽個名。”哈勃說。
卡森在表格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貝克醫生沒說為什麼想看檔案嗎?”卡森問。
“他只說很悲痛，努力地想走出悲痛，除此之外……”哈勃聳聳肩。
“他有沒有問你有關這個案子的其他問題?”
“沒問什麼特別的事。”
“那不特別的事呢?”
哈勃想了一會兒，說：“他問我是不是還記得是誰來指認屍體的?”
“你記得嗎?”
“一開始沒記起來。”
“誰指認的屍體?”
“死者的父親。然後，貝克又問我花了多長時間。”
“什麼多久?”
“指認花的時間。”
“我不懂。”
“老實說，我也不明白。他想知道死者的父親是立刻就認出了屍體，還是花了幾分鐘才認出來。”
“他為什麼想知道這些?”
“我不知道。”
卡森由此理出了一點眉目，但還是像不知道所以然，“你當時怎麼回答的?”
“說實話，我不記得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很久了，不然我一定會有些印象的。”
“還有嗎?”
“大概就是這樣了。”他說，“有兩個小伙子把人推進電話亭暴打。如果這邊沒什麼其他事情的話，我想過去處理一下。”
卡森一手抓起檔案袋。“好了，”他說，“我沒什麼事了。如果有事，我怎麼找你?”
“我一般都會在辦公室。”
寫著“執業律師彼得·法蘭利”的金版鑲在水泥玻璃門上，字已經有些褪色。門上有個拳頭大小的破洞，有人已經用灰色膠帶補上，膠帶看起來也有些舊了。
我壓低了帽檐，五臟六腑被“亞洲李小龍”折磨過後，一直疼痛難熬。二十二分鐘後，全世界的電台都會傳出我的名字，我真的成為通緝犯了。
難以想像我目前的處境。我的麻煩大了，但一切又好像離我很遠，仿佛是一個我不太熟悉的人身邊發生的事。而此時此刻，我竟然覺得這些事情無關緊要，我滿腦子只有一件要緊事要辦：找到伊莉莎白。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好像跟我關係不大。
泰利斯陪在我的身邊。接待室里有五六個人，其中兩個戴著長長的護頸，一個提著鳥籠，不知道來幹嗎的。沒人斜眼打量我們，這些人好像已經偷偷地觀察過我們，掂量過輕重，覺得沒有必要浪費精力理會我們。
接待人員戴著慘不忍睹的假髮，打量著我們的眼神就像看到了一堆狗屎。
我說：“我要見彼得·法蘭利。”
“他現在有客戶在。”她沒嚼口香糖，但看起來很像在嚼口香糖。
輪到泰利斯出馬，他像個手法熟練的魔術師變出一沓比我的手腕還厚的鈔票。“告訴他，我們準備好了現金，”他咧嘴笑著補充了一句，“你也有。我們要馬上見他。”
兩分鐘後，有人帶著我們走入彼得·法蘭利的辦公室，房間裡瀰漫著雪茄和碧麗珠檸檬噴霧劑的味道。在零售連鎖店裡司空見慣的組合家具被故意塗黑，仿冒成昂貴的橡木和桃心木家具，其效果跟賭城遮禿的假髮不相上下。牆上沒擺文憑，只放了些騙人的幌子，卻只能騙那些容易上當的人。有張是“國際品酒協會”的證書，還有一張是彼得·法蘭利1996年參加“長島法律研討會”的花哨的證明書。還有不得了的，幾張泛黃的照片裡，年輕的彼得·法蘭利跟一些個看起來若非社會名流就是當地政治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的合照，可是那些人我一個都不認得。有一張木框裱起來的高爾夫球四人賽照片是陳設的焦點，就擺在辦公桌後面的獎牌區。
“請坐，”法蘭利擺手的動作不小，“兩位請坐。”
我坐下，泰利斯站著，雙手疊放，靠在黑色的牆上。
“那麼，”法蘭利說，仿佛口裡在咀嚼什麼，“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嗎?”
法蘭利的一張臉像衰老的運動員，一頭金髮已經稀疏，五官柔和。他身穿一套人造絲西裝，我已經很久沒看見有人穿成這樣子了，背心口袋的懷表穿了條假的金鍊。
“我想問你以前的一個案子。”我說。
一雙依舊年輕、冷酷而湛藍的眼眸直視著我。桌子上有張合照，照片裡有他和一個豐滿的女人，還有個14歲左右正處於青澀年少經歷著成長煩惱的女孩。三人都笑眯眯的，但也看得出來三人的表情略帶膽怯，仿佛隨時準備經受打擊似的。
“以前的案子?”法蘭利重複一句。
“我太太八年前來找過你，我想知道她來找你是為了什麼事?”
法蘭利的目光掠過泰利斯。泰利斯仍然雙手抱胸，太陽鏡下的表情難以捉摸。“我不明白，是離婚案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