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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丁正在第一個桌台上檢查一個死在其臥室窗外雪地里的年輕女人的屍體。我注意到屍體呈粉紅色，同時聞到了血液里的酒精味。她的右臂上了石膏，上面潦草地寫著幾句話和簽名。
“情況如何?”
“血液酒精濃度是零點二三，”他開始檢查動脈，“這並非致死原因。我想是凍死的。”
“當時的狀況呢?”我無法不想起珍妮。
“她和幾個朋友出去喝酒，大約晚上十一點回到家。當時雪下得相當大，他們讓她下了車，沒等她進屋就離開了。警方判斷她大概把鑰匙掉在雪地里了，但又醉得沒法找到。”
他把那段動脈放進一罐福馬林。“她爬上窗戶，試圖用手臂上的石膏打破玻璃進屋。”他取出頭骨里的腦組織，“但是行不通。窗戶太高了，只用一隻手臂無法攀上去。最後她昏了過去。”
“多好的朋友!”我說著走開了。
新來的安德森醫生正在為一個臀部骨折的九十一歲婦人的屍體拍照。我拿起一旁辦公桌上的文件，迅速瀏覽案情。
“需要驗屍嗎?”
“需要。”安德森醫生說。
“為什麼?”
她停下手邊的工作，透過面罩看著我，我看出了她眼裡的驚惶。“骨折發生在兩周前。艾伯馬利的法醫認為她的死可能是那次意外導致的併發症造成的。”
“死亡時的狀況呢?”
“當時她有胸腔出血和呼吸困難的症狀。”
“我看不出這與臀部骨折有什麼直接關聯。”我說。
安德森醫生用戴著手套的雙手扶著不鏽鋼桌台。
“上帝的旨意隨時都會要人命的，”我說，“你可以放了她!她不屬於法醫的工作範圍。”
“斯卡佩塔醫生，”費爾丁的聲音夾雜著斯特萊克電鋸的噪音傳來，“你知道器官移植評議會定在周四舉行嗎?”
“我得去擔任陪審員。”我轉向安德森醫生說，“你周四得上法庭嗎?”
“一直都得去。他們不斷傳喚我，可又不用我的證詞。”
“叫秘書羅絲替你處理。如果你周四有空而這裡又不太忙，你可以和費爾丁一起去參加評議會。”
我檢查了推車和櫥櫃，想找出是否還有手套盒遺失。但高特似乎只拿走了廂型車裡的那些。不知他在我的辦公室里還找到了什麼，我的心一沉。
我直接回到辦公室，沿路沒同任何人說話。我打開顯微鏡下方的柜子。我在裡面藏著一組非常精緻的解剖刀，是露西送給我的聖誕禮物。德國制，不鏽鋼材質，把手輕盈光滑，無與倫比的鋒利，非常昂貴。我移開幻燈片檔案箱、期刊、顯微鏡燈泡、電池和幾令列印紙——那組刀不見了。
羅絲正在隔壁的辦公室里打電話，我走進去，站在她的桌邊。
“可你已經撤銷她的證詞了，”她說，“既然你撤銷了她的證詞，又何必傳喚她去作證呢?”
她看著我，翻了翻白眼。羅絲已經擔任秘書多年，依然敬業強悍。無論晴雪她都在這裡，就像《悲慘世界》里的那個女校長。
“是啊，是啊，我們總算有交集了。”她在便箋紙上迅速寫著，“我向你保證安德森醫生一定會對你感激不盡……當然。再見。”
我的秘書掛了電話，望著我。“你真的太過分了。”
“說來聽聽。”我說。
“你最好小心點，總有一天我會跟別人跑的。”
我累得無法開玩笑了。“那我也無法怪你。”我說。
她打量著我，就像心細的母親發現我喝了酒、撒了謊或者偷抽了煙那樣。“怎麼了，斯卡佩塔醫生?”她說。
“你有沒有看見我的那組解剖刀?”
她一臉茫然。
“露西送我的，三把一組，放在硬塑料盒裡。三把不同尺寸的刀。”她恍然大悟。“哦，對了，我記起來了。我以為你把它放在柜子里了。”
“不在那裡了。”
“糟糕，希望不是清潔人員乾的。你最後一次看到是什麼時候?”
“應該就在露西給我之後，在聖誕節之前，因為她不想把它帶到邁阿密。我拿給你看了，記得吧?然後我就把它放進柜子，因為我不想放在樓下。”
羅絲沉下臉。“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她顫抖起來，“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念頭。”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想到他做那些事情是用我的……”
“你不能這麼想，”她打斷我的話，“你無法控制他的行為。”
我扭開頭去。
“我有些擔心詹妮弗。”我的秘書接著說。
詹妮弗是助理辦公室的職員，主要職責是整理照片、接聽電話，以及將案件資料歸檔。
“她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
“因為這裡發生的事?”我推測道。
羅絲點點頭。“今天她在盥洗室里哭了很久。不用說，發生那件事的確很糟，更別提那些流言了，但她比任何人都難過。我找她談過話了，她可能會辭職。”她將滑鼠移到word軟體的圖標上按了一下，“我會把驗屍報告列印給你看。”
“情況如何?”
“血液酒精濃度是零點二三，”他開始檢查動脈，“這並非致死原因。我想是凍死的。”
“當時的狀況呢?”我無法不想起珍妮。
“她和幾個朋友出去喝酒，大約晚上十一點回到家。當時雪下得相當大，他們讓她下了車，沒等她進屋就離開了。警方判斷她大概把鑰匙掉在雪地里了，但又醉得沒法找到。”
他把那段動脈放進一罐福馬林。“她爬上窗戶，試圖用手臂上的石膏打破玻璃進屋。”他取出頭骨里的腦組織，“但是行不通。窗戶太高了，只用一隻手臂無法攀上去。最後她昏了過去。”
“多好的朋友!”我說著走開了。
新來的安德森醫生正在為一個臀部骨折的九十一歲婦人的屍體拍照。我拿起一旁辦公桌上的文件，迅速瀏覽案情。
“需要驗屍嗎?”
“需要。”安德森醫生說。
“為什麼?”
她停下手邊的工作，透過面罩看著我，我看出了她眼裡的驚惶。“骨折發生在兩周前。艾伯馬利的法醫認為她的死可能是那次意外導致的併發症造成的。”
“死亡時的狀況呢?”
“當時她有胸腔出血和呼吸困難的症狀。”
“我看不出這與臀部骨折有什麼直接關聯。”我說。
安德森醫生用戴著手套的雙手扶著不鏽鋼桌台。
“上帝的旨意隨時都會要人命的，”我說，“你可以放了她!她不屬於法醫的工作範圍。”
“斯卡佩塔醫生，”費爾丁的聲音夾雜著斯特萊克電鋸的噪音傳來，“你知道器官移植評議會定在周四舉行嗎?”
“我得去擔任陪審員。”我轉向安德森醫生說，“你周四得上法庭嗎?”
“一直都得去。他們不斷傳喚我，可又不用我的證詞。”
“叫秘書羅絲替你處理。如果你周四有空而這裡又不太忙，你可以和費爾丁一起去參加評議會。”
我檢查了推車和櫥櫃，想找出是否還有手套盒遺失。但高特似乎只拿走了廂型車裡的那些。不知他在我的辦公室里還找到了什麼，我的心一沉。
我直接回到辦公室，沿路沒同任何人說話。我打開顯微鏡下方的柜子。我在裡面藏著一組非常精緻的解剖刀，是露西送給我的聖誕禮物。德國制，不鏽鋼材質，把手輕盈光滑，無與倫比的鋒利，非常昂貴。我移開幻燈片檔案箱、期刊、顯微鏡燈泡、電池和幾令列印紙——那組刀不見了。
羅絲正在隔壁的辦公室里打電話，我走進去，站在她的桌邊。
“可你已經撤銷她的證詞了，”她說，“既然你撤銷了她的證詞，又何必傳喚她去作證呢?”
她看著我，翻了翻白眼。羅絲已經擔任秘書多年，依然敬業強悍。無論晴雪她都在這裡，就像《悲慘世界》里的那個女校長。
“是啊，是啊，我們總算有交集了。”她在便箋紙上迅速寫著，“我向你保證安德森醫生一定會對你感激不盡……當然。再見。”
我的秘書掛了電話，望著我。“你真的太過分了。”
“說來聽聽。”我說。
“你最好小心點，總有一天我會跟別人跑的。”
我累得無法開玩笑了。“那我也無法怪你。”我說。
她打量著我，就像心細的母親發現我喝了酒、撒了謊或者偷抽了煙那樣。“怎麼了，斯卡佩塔醫生?”她說。
“你有沒有看見我的那組解剖刀?”
她一臉茫然。
“露西送我的，三把一組，放在硬塑料盒裡。三把不同尺寸的刀。”她恍然大悟。“哦，對了，我記起來了。我以為你把它放在柜子里了。”
“不在那裡了。”
“糟糕，希望不是清潔人員乾的。你最後一次看到是什麼時候?”
“應該就在露西給我之後，在聖誕節之前，因為她不想把它帶到邁阿密。我拿給你看了，記得吧?然後我就把它放進柜子，因為我不想放在樓下。”
羅絲沉下臉。“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她顫抖起來，“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念頭。”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想到他做那些事情是用我的……”
“你不能這麼想，”她打斷我的話，“你無法控制他的行為。”
我扭開頭去。
“我有些擔心詹妮弗。”我的秘書接著說。
詹妮弗是助理辦公室的職員，主要職責是整理照片、接聽電話，以及將案件資料歸檔。
“她的精神狀態很不穩定。”
“因為這裡發生的事?”我推測道。
羅絲點點頭。“今天她在盥洗室里哭了很久。不用說，發生那件事的確很糟，更別提那些流言了，但她比任何人都難過。我找她談過話了，她可能會辭職。”她將滑鼠移到word軟體的圖標上按了一下，“我會把驗屍報告列印給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