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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他在出院以前總該老實一點了吧。但是沒有，他乘警察不備跑了，在我準備給他拆線的前一天。他的逃跑顯然讓民警們覺得是一種侮辱，年輕的警察們個個主動請戰，發誓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抓回來。其實他這麼一個身無分文，同時又被毒品折磨得弱不禁風的人能跑多遠呢？第二天警察們就在一個廢棄的棚屋區找到了他，而那裡正是他們這些癮君子們經常聚集的地方。於是他被遣返回老家，強制戒毒。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至少在關押期間他是接觸不到毒品的。
半年後他回家了，臉色好了許多，人也老老實實了，這顯然給了他父親莫大的安慰，他甚至還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兒子的進步。後來聽說他結婚了，找了一個鄉下樸實的姑娘，而且也住到了農村。後來我知道這是他父親的安排，目的是為了不讓他有機會再和原來的毒友們接觸。我覺得這個決定無比英明，雖然鄉下的生活要簡陋許多，但是無疑能讓他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魔鬼活著。我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心情已經平復下來，我幾乎覺得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結局，完美得超出了我的想像。但是現實再一次擊碎了我的夢想。一次我當班的時候他又來了，又是被警察拖來的。從那個顯然是參加工作不久的小警察委屈的抱怨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這次是他的父親看見他一年多沒有吸毒了，就借了一筆錢給他做生意，試圖讓他東山再起。而他沒到幾天就把錢全部花在了毒品上面，再一次一文不名了。這一次警察抓捕他時聰明多了，沒有給他任何抓鞋釘的機會，但是他也狡猾多了，他卸下了拘留室窗戶上的風鉤，吞了下去。他能夠再一次吞下異物，但我卻不願再一次經受給他做手術的折磨了，於是我找到主任，向他解釋了整件事情，求他隨便指派哪一位醫生接手我的任務。主任默默地聽完我的講述，笑著問我：“白求恩在炮火里做手術的故事你知道的吧？他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他勇敢唄！”我一時沒明白主任的意思。主任緩緩地搖了搖頭，笑著說：“如果在手術台下，我相信白求恩一定也會和正常人一樣去躲避炮彈的。但是他在手術台上，那時候他的角色是一個外科醫生，我想白求恩在扮演外科醫生這個角色的時候沒去留心炮火，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炮火的存在。”我低下頭，若有所思。主任笑著說：“去吧，你是個聰明人，響鼓不用重錘，我想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的。”多年以後當我回想起這段話，我認為它改變了我的一生。現在的我早已不再是一名外科醫生，但是這段話讓我明白了工作和生活之間差別。在做法醫的時候，我就是一名不為個人感情所動的法醫；而當我完成工作，我又會恢復到正常人的角色，無數的悲歡離合可以讓作為法醫的我淡定，但永遠無法讓作為常人的我麻木。於是一切都好像是在重演：同一間手術室，同樣的我和他。唯一不同的是麻醉師換了，顯然他也知道了這個故事，於是極不耐煩地對文軍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在你的肚子上裝一個拉鏈，省得你下回又把什麼吞下去？”然後他選擇了在這種情況下很不常用的麻醉方式：氯胺酮分離麻醉。這種麻醉方式最簡單：麻醉師只要給病人打一針就可以了；但是這種麻醉之所以被叫做分離麻醉是因為它麻醉的只是患者的痛覺，事實上患者會在手術之中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被牽拉、切割著，只不過不痛而已，因此除非是要嚴密觀察患者情況的手術比如說兒科手術，我們一般是不會用這種麻醉方式的，另外這種麻醉方式還有一個副作用，由於它不會造成患者肌肉的鬆弛，切口要相對大一些。我認為麻醉師是要故意懲戒一下李文軍。而麻醉方式的選擇是他們的事情，我不好多嘴，於是我選擇專心扮演好我外科醫生的角色。
手術很成功。我順利地取出了長達十二厘米的風鉤。完成手術之後，等我恢復到常人的時候，我決定要和他好好談一次了。我選擇了一個晚上來到他的病房。其他的病人都不在，顯然大家都對他唯恐避之不及。他的右手銬在床頭，房間沒有開燈，一輪彎月掛在天上，將寒光透過窗戶撒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坐在他的床頭，背對著他，慢慢開了口。那一晚我講了很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語無倫次，但是我的講述是飽含深情的。我從我們年少時美好的回憶開始講起，一直講到他的蛻變，可以說講得痛心疾首，我覺得他只要是個人，只要他不是糙木，都會被我打動的。但是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反應，於是我轉過身來，他看著我，眼睛裡帶著久違了的火熱，說：“做手術的時候你給我打的是什麼？比任何毒品感覺都好，你能不能再給我打一針？”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臉的愕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以為我沒聽清，眉飛色舞地向我說著手術之中他是如何如何的飄飄欲仙，最後又加了一句：“再給我一針吧！”我拂袖而去，在門口，背對著門我說了一句：“你好自為之吧。”就再也沒有回頭。這是我這輩子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當年的我並不清楚為什麼他會覺得氯胺酮會有那麼好的感覺，多年以後，當我成為一名法醫，我才知道原來氯胺酮就是毒品K粉的化學成分。手術七天後我讓實習生給他拆了線，警察馬上帶走了他。我沒有和他再說一句話，但是關於他的消息還是不斷地傳到我的耳朵。他又被帶回老家強制戒毒；從戒毒所出來的第二天他又去吸毒了；討債的人帶走了他父親所有值錢的東西；他的父母
離婚了；他的妻子為了向他證明毒癮是可以戒掉的不惜以身試毒，結果也染上了毒癮……我感覺毒品就是一個深淵。一個你永遠看不見底的深淵。一個人染上了毒癮，不僅是他本人，就連他的家庭，和他相關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滑向這個深淵，不斷地滑下去，不知道哪裡才是盡頭。
至毒（4）
讀法醫病理研究生的那段時間讓我回到了久違的學生生活。一個暑假，我去拜訪了他的父親。那個曾經在我眼中金碧輝煌的家現在變得破敗不堪，門上一張“借錢給李文軍的人後果自負”的字條早已被歲月漂白，在微風中瑟瑟發抖。他的父親出人意料的蒼老。頭髮早已花白，連背也佝僂了起來：在我的記憶中他可是一名豪情真漢子啊。看到我他父親愣了一下，馬上把我請進了家門。這個家真的已經家徒四壁了，牆上依然掛著文軍小時候的各種獎狀，而當年智力競賽的那個獎盃，就放在家裡最顯眼的柜子上。觸摸著這些獎狀、獎盃，往事一一浮現在我的面前，我的心中如五味雜陳，淚水幾乎忍不住奪眶而出。他的父親告訴我，文軍正在住院。上個禮拜文軍因為偷東西被人發現，從三樓跳了下來，摔斷了腿。此刻到了午飯時間，他正準備去送飯。我無言以對，握了握他父親的手，硬塞給他二百塊錢，飛快地逃離了這個沉重的地方。
文軍出院的那天，我鬼使神差又來到了他的家。他的腿上還打著石膏，臉朝牆躺在床上，吸著菸捲。此刻的他已經完全不像一個人：兩隻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眼圈黑得像是用墨汁染過，身上瘦得能數清每一根肋骨，膝關節奇怪地膨大著，成為這個下肢最粗壯的部分，而大腿，能看到的只是包著一層皮的股骨——甚至可以看到股骨的每一個隆起和凹陷。突然，他的父親發現了異常，一把搶過了他的菸捲，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腳踩著，喝問他：“這是哪裡來的？你從哪裡帶回來的？”在我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他的父親抽出了一根皮帶，劈頭蓋腦地向文軍身上抽去。皮帶抽在他的臉上、身上，我看不出文軍有什麼反應，他幾乎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我甚至看不到他的皮膚上出現皮下出血的痕跡：我懷疑他身上到底還有多少可以循環的血液。文軍無動於衷，他父親卻下不了手了，喘著粗氣，把皮帶扔在一邊，坐在地上就哭了起來，我從來不知道一個男人還可以哭得那麼傷心，那哭聲就好像是一道衝破了大堤的洪水，又好像是在森林裡找不到出口的野獸。哭著哭著他突然站了起來，抓起那個智力競賽的獎盃就要往地上摔去。我一把搶過了獎盃，把他的父親攬在懷裡，任由一個男人的淚水灑在我的肩膀。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文軍活著。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我帶走了那個獎盃。
我和文軍最後的一次相逢居然是他躺在解剖台上。有人在鐵路旁邊發現了一具無名屍體，而民警的初步檢查發現他身上有些痕跡不能用火車的碾壓解釋，於是就送到了我們這裡。我一眼認出他就是文軍，雖然此刻他已經身首分離。我甚至認出了他肚臍周圍的那個胎記，我記得小時候我開玩笑說它像一隻小豬。我依然按照法醫工作的要求給他取了指紋，我知道他有前科，確認他的身份並不是問題。看了看他身上的損傷和痕跡後我就來到了現場，我想從現場發現一些什麼來解釋民警的疑問。事實上民警也傾向於他是自殺，因為他的手邊就放著一份寫在煙盒上的遺書，雖然上面只有三個字，“我走了”。他甚至為了防止遺書被風捲走壓了一塊石頭在上面，這些都無可辯駁地說明他是自殺，警方覺得有疑問的只是為什麼他的身上濕淋淋的，而且頸部和頭上都有傷痕。看著現場四周的環境，我明白髮生了什麼。他先是試圖在小河裡自溺，但是求生的本能讓他遊了上來；接著他試圖用石頭打死自己，他拿著一個石塊拼命地向自己的頭部打去，但是孱弱的身體還是讓他沒能成功；然後他想自縊，萎縮的肌肉讓他爬不了那麼高，因此還是失敗了；最後他選擇了臥軌，他選擇了一個火車彎道的地方，確保司機不會先看到他，這一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和我的同事都沒有見過這麼複雜的自殺，於是我們起了爭論，關於死者在死亡之前精神狀態的問題。我的同事認為正常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一次自殺不成功後很難再進行第二次，何況他一共自殺了四次；先前他吞服異物的行為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他的精神狀態有問題，而他精神失常的原因就是：吸毒。但我堅持認為先前他每一次吞服異物都是有目的的，不足以說明他的精神狀態異常，而他對自殺彎道的選擇、遺書以及遺書的擺放無疑證明了他那怕在臨死之前都是十分清醒甚至明智的。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好在這一點並不影響我們對他死亡方式的判斷：自殺。但是問題並沒有結束：沒有人認領他的屍體。這時候我才知道他的父親已經在半年以前死於腦溢血；而他的妻子，當我找到她的時候，也已經是一個失去了靈魂的癮君子，因為賣yín染上的梅毒讓她全身令人恐懼地潰爛著，對外界，她已完全失去了反應。
半年後他回家了，臉色好了許多，人也老老實實了，這顯然給了他父親莫大的安慰，他甚至還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告訴我他兒子的進步。後來聽說他結婚了，找了一個鄉下樸實的姑娘，而且也住到了農村。後來我知道這是他父親的安排，目的是為了不讓他有機會再和原來的毒友們接觸。我覺得這個決定無比英明，雖然鄉下的生活要簡陋許多，但是無疑能讓他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魔鬼活著。我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心情已經平復下來，我幾乎覺得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結局，完美得超出了我的想像。但是現實再一次擊碎了我的夢想。一次我當班的時候他又來了，又是被警察拖來的。從那個顯然是參加工作不久的小警察委屈的抱怨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這次是他的父親看見他一年多沒有吸毒了，就借了一筆錢給他做生意，試圖讓他東山再起。而他沒到幾天就把錢全部花在了毒品上面，再一次一文不名了。這一次警察抓捕他時聰明多了，沒有給他任何抓鞋釘的機會，但是他也狡猾多了，他卸下了拘留室窗戶上的風鉤，吞了下去。他能夠再一次吞下異物，但我卻不願再一次經受給他做手術的折磨了，於是我找到主任，向他解釋了整件事情，求他隨便指派哪一位醫生接手我的任務。主任默默地聽完我的講述，笑著問我：“白求恩在炮火里做手術的故事你知道的吧？他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他勇敢唄！”我一時沒明白主任的意思。主任緩緩地搖了搖頭，笑著說：“如果在手術台下，我相信白求恩一定也會和正常人一樣去躲避炮彈的。但是他在手術台上，那時候他的角色是一個外科醫生，我想白求恩在扮演外科醫生這個角色的時候沒去留心炮火，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炮火的存在。”我低下頭，若有所思。主任笑著說：“去吧，你是個聰明人，響鼓不用重錘，我想你會明白我的意思的。”多年以後當我回想起這段話，我認為它改變了我的一生。現在的我早已不再是一名外科醫生，但是這段話讓我明白了工作和生活之間差別。在做法醫的時候，我就是一名不為個人感情所動的法醫；而當我完成工作，我又會恢復到正常人的角色，無數的悲歡離合可以讓作為法醫的我淡定，但永遠無法讓作為常人的我麻木。於是一切都好像是在重演：同一間手術室，同樣的我和他。唯一不同的是麻醉師換了，顯然他也知道了這個故事，於是極不耐煩地對文軍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在你的肚子上裝一個拉鏈，省得你下回又把什麼吞下去？”然後他選擇了在這種情況下很不常用的麻醉方式：氯胺酮分離麻醉。這種麻醉方式最簡單：麻醉師只要給病人打一針就可以了；但是這種麻醉之所以被叫做分離麻醉是因為它麻醉的只是患者的痛覺，事實上患者會在手術之中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被牽拉、切割著，只不過不痛而已，因此除非是要嚴密觀察患者情況的手術比如說兒科手術，我們一般是不會用這種麻醉方式的，另外這種麻醉方式還有一個副作用，由於它不會造成患者肌肉的鬆弛，切口要相對大一些。我認為麻醉師是要故意懲戒一下李文軍。而麻醉方式的選擇是他們的事情，我不好多嘴，於是我選擇專心扮演好我外科醫生的角色。
手術很成功。我順利地取出了長達十二厘米的風鉤。完成手術之後，等我恢復到常人的時候，我決定要和他好好談一次了。我選擇了一個晚上來到他的病房。其他的病人都不在，顯然大家都對他唯恐避之不及。他的右手銬在床頭，房間沒有開燈，一輪彎月掛在天上，將寒光透過窗戶撒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坐在他的床頭，背對著他，慢慢開了口。那一晚我講了很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語無倫次，但是我的講述是飽含深情的。我從我們年少時美好的回憶開始講起，一直講到他的蛻變，可以說講得痛心疾首，我覺得他只要是個人，只要他不是糙木，都會被我打動的。但是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反應，於是我轉過身來，他看著我，眼睛裡帶著久違了的火熱，說：“做手術的時候你給我打的是什麼？比任何毒品感覺都好，你能不能再給我打一針？”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臉的愕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以為我沒聽清，眉飛色舞地向我說著手術之中他是如何如何的飄飄欲仙，最後又加了一句：“再給我一針吧！”我拂袖而去，在門口，背對著門我說了一句：“你好自為之吧。”就再也沒有回頭。這是我這輩子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當年的我並不清楚為什麼他會覺得氯胺酮會有那麼好的感覺，多年以後，當我成為一名法醫，我才知道原來氯胺酮就是毒品K粉的化學成分。手術七天後我讓實習生給他拆了線，警察馬上帶走了他。我沒有和他再說一句話，但是關於他的消息還是不斷地傳到我的耳朵。他又被帶回老家強制戒毒；從戒毒所出來的第二天他又去吸毒了；討債的人帶走了他父親所有值錢的東西；他的父母
離婚了；他的妻子為了向他證明毒癮是可以戒掉的不惜以身試毒，結果也染上了毒癮……我感覺毒品就是一個深淵。一個你永遠看不見底的深淵。一個人染上了毒癮，不僅是他本人，就連他的家庭，和他相關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滑向這個深淵，不斷地滑下去，不知道哪裡才是盡頭。
至毒（4）
讀法醫病理研究生的那段時間讓我回到了久違的學生生活。一個暑假，我去拜訪了他的父親。那個曾經在我眼中金碧輝煌的家現在變得破敗不堪，門上一張“借錢給李文軍的人後果自負”的字條早已被歲月漂白，在微風中瑟瑟發抖。他的父親出人意料的蒼老。頭髮早已花白，連背也佝僂了起來：在我的記憶中他可是一名豪情真漢子啊。看到我他父親愣了一下，馬上把我請進了家門。這個家真的已經家徒四壁了，牆上依然掛著文軍小時候的各種獎狀，而當年智力競賽的那個獎盃，就放在家裡最顯眼的柜子上。觸摸著這些獎狀、獎盃，往事一一浮現在我的面前，我的心中如五味雜陳，淚水幾乎忍不住奪眶而出。他的父親告訴我，文軍正在住院。上個禮拜文軍因為偷東西被人發現，從三樓跳了下來，摔斷了腿。此刻到了午飯時間，他正準備去送飯。我無言以對，握了握他父親的手，硬塞給他二百塊錢，飛快地逃離了這個沉重的地方。
文軍出院的那天，我鬼使神差又來到了他的家。他的腿上還打著石膏，臉朝牆躺在床上，吸著菸捲。此刻的他已經完全不像一個人：兩隻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眼圈黑得像是用墨汁染過，身上瘦得能數清每一根肋骨，膝關節奇怪地膨大著，成為這個下肢最粗壯的部分，而大腿，能看到的只是包著一層皮的股骨——甚至可以看到股骨的每一個隆起和凹陷。突然，他的父親發現了異常，一把搶過了他的菸捲，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腳踩著，喝問他：“這是哪裡來的？你從哪裡帶回來的？”在我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他的父親抽出了一根皮帶，劈頭蓋腦地向文軍身上抽去。皮帶抽在他的臉上、身上，我看不出文軍有什麼反應，他幾乎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我甚至看不到他的皮膚上出現皮下出血的痕跡：我懷疑他身上到底還有多少可以循環的血液。文軍無動於衷，他父親卻下不了手了，喘著粗氣，把皮帶扔在一邊，坐在地上就哭了起來，我從來不知道一個男人還可以哭得那麼傷心，那哭聲就好像是一道衝破了大堤的洪水，又好像是在森林裡找不到出口的野獸。哭著哭著他突然站了起來，抓起那個智力競賽的獎盃就要往地上摔去。我一把搶過了獎盃，把他的父親攬在懷裡，任由一個男人的淚水灑在我的肩膀。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文軍活著。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我帶走了那個獎盃。
我和文軍最後的一次相逢居然是他躺在解剖台上。有人在鐵路旁邊發現了一具無名屍體，而民警的初步檢查發現他身上有些痕跡不能用火車的碾壓解釋，於是就送到了我們這裡。我一眼認出他就是文軍，雖然此刻他已經身首分離。我甚至認出了他肚臍周圍的那個胎記，我記得小時候我開玩笑說它像一隻小豬。我依然按照法醫工作的要求給他取了指紋，我知道他有前科，確認他的身份並不是問題。看了看他身上的損傷和痕跡後我就來到了現場，我想從現場發現一些什麼來解釋民警的疑問。事實上民警也傾向於他是自殺，因為他的手邊就放著一份寫在煙盒上的遺書，雖然上面只有三個字，“我走了”。他甚至為了防止遺書被風捲走壓了一塊石頭在上面，這些都無可辯駁地說明他是自殺，警方覺得有疑問的只是為什麼他的身上濕淋淋的，而且頸部和頭上都有傷痕。看著現場四周的環境，我明白髮生了什麼。他先是試圖在小河裡自溺，但是求生的本能讓他遊了上來；接著他試圖用石頭打死自己，他拿著一個石塊拼命地向自己的頭部打去，但是孱弱的身體還是讓他沒能成功；然後他想自縊，萎縮的肌肉讓他爬不了那麼高，因此還是失敗了；最後他選擇了臥軌，他選擇了一個火車彎道的地方，確保司機不會先看到他，這一次，他終於成功了。我和我的同事都沒有見過這麼複雜的自殺，於是我們起了爭論，關於死者在死亡之前精神狀態的問題。我的同事認為正常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一次自殺不成功後很難再進行第二次，何況他一共自殺了四次；先前他吞服異物的行為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他的精神狀態有問題，而他精神失常的原因就是：吸毒。但我堅持認為先前他每一次吞服異物都是有目的的，不足以說明他的精神狀態異常，而他對自殺彎道的選擇、遺書以及遺書的擺放無疑證明了他那怕在臨死之前都是十分清醒甚至明智的。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好在這一點並不影響我們對他死亡方式的判斷：自殺。但是問題並沒有結束：沒有人認領他的屍體。這時候我才知道他的父親已經在半年以前死於腦溢血；而他的妻子，當我找到她的時候，也已經是一個失去了靈魂的癮君子，因為賣yín染上的梅毒讓她全身令人恐懼地潰爛著，對外界，她已完全失去了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