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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安人員在討論審訊時有的提出以毛巾包裹方式毆打，有的提出以油漆氣味熏——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偵查機關將犯罪嫌疑人送押看守所後不得提外審，同時，按照規定，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時要進行身體檢查，犯罪嫌疑人提出受到刑訊逼供的，看守所獄醫要進行診斷，管教民警要做談話筆錄，這些制度原本是可以監督刑訊逼供的。但實踐中刑訊逼供現象仍然屢禁不止，造成此現象的制度根源在於偵押沒有分離，看守所對刑訊逼供起不到監督作用，甚至予以配合。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時只簡單檢查一下有沒有嚴重心臟病、傳染病等不宜關押疾病，而不會認真細緻檢查是否遭受刑訊，管教民警也不會專門針對是否遭受刑訊做談話筆錄，對偵查人員提外審也不會嚴格控制。不建立偵押分離制度，刑訊逼供難以根治。看守所應隸屬司法行政部門，司法行政部門同時管理看守所和律師行業，這樣，不僅偵押分離，看守所能對刑訊進行有效監督，同時，律師到看守所收集證明刑訊的證據也方便多了，對偵查人員刑訊逼供會形成有力的遏制。
4.向淵、顏慕曦提審鍾天崖時，顏慕曦拿自己的手機給鍾天崖和父母通話——“不傷法理，不絕人情，是執法的最高境界”。司法人員的人文關懷，有利於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對立情緒，獲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和尊重，從而使其配合司法機關，查清案件真相，同時，也有利於樹立司法機關良好的執法形象。公訴人在提審犯罪嫌疑人時，應建立與犯罪嫌疑人的良好溝通氛圍，而不要以“高壓態勢”，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形成心理隔閡，令犯罪嫌疑人對公訴人產生抵制和反感。司法者在司法中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司法機關的形象，都是一種具體的普法教育。實踐中，有的司法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需求不聞不問，貌似嚴格遵守規定，實質上是司法冷漠的表現，令當事人及其家屬感到寒心和反感，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威信和形象。
5.檢察院決定找方瀟陽調查取證，了解高斌的性格特徵和平常行為表現——本案中，鍾天崖、高斌二人的性格特徵、心理狀況、平常行為表現、人生經歷，是判斷鍾天崖的行為是否屬於正當防衛的重要參考依據。品格證據雖然對犯罪事實不具有直接的證明力，但在有的案件中，是增強司法人員內心確信的重要參考依據，因而，不能說品格證據一律不具有證據資格。當然，品格證據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直接認定或否定犯罪人及犯罪事實的依據，必須與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辯解、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一起，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此外，除了在定罪上增強司法人員內心確信，品格證據還有助於證明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大小，可以作為量刑的直接依據。在審查品格證據中，不能偏聽偏信，因為對一個人品格的描述充滿了主觀色彩，受交往時間、利害關係、感情深淺、主觀成見等諸多因素影響，因而應審慎作出判斷採信。
6.方晉要求方瀟陽作偽證，方瀟陽違心地作了偽證——證人證言總是真實與虛假難辨的，因為證人作證的動機非常複雜，司法者無法看透他內心的想法，同時，大部分證人證言都是部分真實與部分虛假的混雜，並非全面的、絕對的真實或全面的、絕對的虛假，因此，司法人員對證人證言要認真甄別，慎重採信。特別是要查清證人的背景及與當事人是否存在利害關係，作為判斷其證言真實性的依據。實踐中，證人也並非生活在真空中，其內心可能受到各種人情因素的干擾，只要不是惡意栽贓陷害或者製造偽證包庇犯罪，司法機關應給予一定的寬容，儘量不予刑事追究。只有惡意陷害他人或包庇犯罪，並造成一定後果或嚴重妨害司法的，才應予以刑事追究。否則，如果偽證罪的認定過於寬泛，會令公民對作證更加感到恐懼和抵制，不利於在我國營造證人積極、主動作證的良好氛圍。
7.顏慕曦堅定認為高海富系傷害蔣國根的主謀，請鄧煒想辦法突破李龍彪的口供——顏慕曦因為愛上鍾天崖，迫切希望以妨害作證罪追究高海富刑事責任，從而拯救鍾天崖，拯救自己的愛情。顏慕曦對鍾天崖的這種感情使其亂了心智，不能保持理性、平和心態司法。司法者如果在司法中摻雜了非理性的個人私情，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產生愛或恨的情緒，便可能無法作出理性判斷，損害司法公正。
8.向淵認為認定高海富指使他人撞傷蔣國根的證據不足，檢委會對高海富作出不起訴決定——檢察官負有客觀義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保持足夠的理性和冷靜，不縱更不枉，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公正處理。正如林鈺雄在《檢察官論》中所言：“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與法官同為客觀法律準則及其實體正義的忠實公僕，‘勿縱’之外要‘勿究’，‘除暴’之外要‘安良’，並非也不應該是片面追求攻擊被告的狂熱分子。”公訴人應當保持這樣一種理性、冷靜和客觀，防止“公訴人”變成“追訴人”。存疑不起訴，體現的就是寧縱勿枉的司法原則。對此，我國古代刑法中就有這種司法理念。正如《漢書·刑法志》中所言：“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這種“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的刑事司法理念，仍然值得當今司法者借鑑警示。
4.向淵、顏慕曦提審鍾天崖時，顏慕曦拿自己的手機給鍾天崖和父母通話——“不傷法理，不絕人情，是執法的最高境界”。司法人員的人文關懷，有利於化解犯罪嫌疑人的對立情緒，獲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和尊重，從而使其配合司法機關，查清案件真相，同時，也有利於樹立司法機關良好的執法形象。公訴人在提審犯罪嫌疑人時，應建立與犯罪嫌疑人的良好溝通氛圍，而不要以“高壓態勢”，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形成心理隔閡，令犯罪嫌疑人對公訴人產生抵制和反感。司法者在司法中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司法機關的形象，都是一種具體的普法教育。實踐中，有的司法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的需求不聞不問，貌似嚴格遵守規定，實質上是司法冷漠的表現，令當事人及其家屬感到寒心和反感，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威信和形象。
5.檢察院決定找方瀟陽調查取證，了解高斌的性格特徵和平常行為表現——本案中，鍾天崖、高斌二人的性格特徵、心理狀況、平常行為表現、人生經歷，是判斷鍾天崖的行為是否屬於正當防衛的重要參考依據。品格證據雖然對犯罪事實不具有直接的證明力，但在有的案件中，是增強司法人員內心確信的重要參考依據，因而，不能說品格證據一律不具有證據資格。當然，品格證據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直接認定或否定犯罪人及犯罪事實的依據，必須與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辯解、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一起，進行綜合審查判斷。此外，除了在定罪上增強司法人員內心確信，品格證據還有助於證明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大小，可以作為量刑的直接依據。在審查品格證據中，不能偏聽偏信，因為對一個人品格的描述充滿了主觀色彩，受交往時間、利害關係、感情深淺、主觀成見等諸多因素影響，因而應審慎作出判斷採信。
6.方晉要求方瀟陽作偽證，方瀟陽違心地作了偽證——證人證言總是真實與虛假難辨的，因為證人作證的動機非常複雜，司法者無法看透他內心的想法，同時，大部分證人證言都是部分真實與部分虛假的混雜，並非全面的、絕對的真實或全面的、絕對的虛假，因此，司法人員對證人證言要認真甄別，慎重採信。特別是要查清證人的背景及與當事人是否存在利害關係，作為判斷其證言真實性的依據。實踐中，證人也並非生活在真空中，其內心可能受到各種人情因素的干擾，只要不是惡意栽贓陷害或者製造偽證包庇犯罪，司法機關應給予一定的寬容，儘量不予刑事追究。只有惡意陷害他人或包庇犯罪，並造成一定後果或嚴重妨害司法的，才應予以刑事追究。否則，如果偽證罪的認定過於寬泛，會令公民對作證更加感到恐懼和抵制，不利於在我國營造證人積極、主動作證的良好氛圍。
7.顏慕曦堅定認為高海富系傷害蔣國根的主謀，請鄧煒想辦法突破李龍彪的口供——顏慕曦因為愛上鍾天崖，迫切希望以妨害作證罪追究高海富刑事責任，從而拯救鍾天崖，拯救自己的愛情。顏慕曦對鍾天崖的這種感情使其亂了心智，不能保持理性、平和心態司法。司法者如果在司法中摻雜了非理性的個人私情，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產生愛或恨的情緒，便可能無法作出理性判斷，損害司法公正。
8.向淵認為認定高海富指使他人撞傷蔣國根的證據不足，檢委會對高海富作出不起訴決定——檢察官負有客觀義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保持足夠的理性和冷靜，不縱更不枉，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公正處理。正如林鈺雄在《檢察官論》中所言：“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與法官同為客觀法律準則及其實體正義的忠實公僕，‘勿縱’之外要‘勿究’，‘除暴’之外要‘安良’，並非也不應該是片面追求攻擊被告的狂熱分子。”公訴人應當保持這樣一種理性、冷靜和客觀，防止“公訴人”變成“追訴人”。存疑不起訴，體現的就是寧縱勿枉的司法原則。對此，我國古代刑法中就有這種司法理念。正如《漢書·刑法志》中所言：“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這種“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的刑事司法理念，仍然值得當今司法者借鑑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