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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明琦又問：“那要怎麼樣才能判鍾天崖無罪呢?”
向淵說：“只有等你爸醒過來。”
蔣明琦聽完，握緊蔣國根的手，說：“爸，您聽到了嗎，您快點醒過來呀。”
向淵輕輕地拍了拍蔣明琦的肩，安慰地說：“你放心吧，你爸一定能醒過來的。明琦，咱們出去走走吧。”
蔣明琦說：“嗯。”
蔣明琦挽著向淵的手，來到醫院後花園散步。向淵覺得這種感覺特別好，他多麼希望蔣明琦能永遠就這麼挽著他的手，一直走下去，陪著他走完一生。
蔣明琦說：“聽你的腳步聲，我覺得你今天心情不錯。”
向淵長嘆一聲，如釋重負地說：“是啊，鍾天崖眼看就要執行死刑了，從槍口下被救了下來，萬幸啦!他要是被槍斃了，我這一生都不安啦。”
蔣明琦說：“我覺得你挺有正義感的。”
向淵說：“做一名檢察官，沒有正義感能行嗎?”
蔣明琦以讚賞的口吻說：“聽說你是全國優秀公訴人，辦過很多大案，是一個王牌公訴人。”
向淵不好意思地說：“王牌談不上，對了，你聽誰說的?”
蔣明琦說：“慕曦姐呀，慕曦姐也經常來看我爸，我們經常聊到你，她說她是你徒弟，對你可崇拜啦。”
向淵調侃地說：“哦，她盡瞎吹吧。”
蔣明琦說：“你很喜歡你這個職業嗎?”
向淵說：“是，我很熱愛公訴人這個職業，因為這個職業的使命就是維護公平正義，這是一種很光榮的使命，這個職業很辛苦，但也充滿挑戰性，適合不斷挑戰自我的人。”
蔣明琦問：“你的職業理想是什麼?”
向淵脫口而出地說：“為廢除死刑而戰!”
蔣明琦好奇地問道：“為廢除死刑而戰?為什麼要廢除死刑呢?”
向淵說：“說來話長了，從權利本源上說，人的財產權、繼承權、選舉權等權利都是法律規定的，是國家賦予一個公民的權利，因而也是可以依法剝奪的，但人的生命權利不一樣，人的生命是自然賦予的，不是國家賦予的，國家當然不能剝奪一個公民的生命。從社會契約論上說，國家和法律是怎麼來的呢，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國家，賦予這個國家權力，由國家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大家可以和諧共處，共同發展，所以國家的權力來自公民的權利讓渡，公民的權利讓渡越大、權利範圍越小，國家的權力就越大，但不論公民權利如何讓渡，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民絕不會將自己的生命權利讓渡給國家，任由國家處置，因為人是萬物之靈，人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國家的一切活動都應當以保障人的生命為目的，而不能以剝奪人的生命為手段去維護社會秩序。權力這種東西就像老虎，總有衝出牢籠肆意狂奔的衝動，所以國家一旦有權力剝奪公民的生命，那就會變得人人自危，因為誰也不知道哪天這隻老虎血口一張，自己就成為犧牲品了。”
蔣明琦聽完，若有所悟而又仍然有些疑惑不解，又問道：“你說的這些都是理論上的，但從樸素的正義感上說，殺人難道不應該償命嗎?”
向淵說：“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要廢除死刑很難，因為很多中國人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殺人償命。但殺人償命實際上是一種野蠻的、同態復仇的血腥觀念，就如同他剁了你一隻手，國家就要剁他一隻手，一個道理，就是以牙還牙，以命償命。但這種償命只是滿足了一個人復仇的欲望，解了他一時心頭之恨，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被害人失去親人的痛苦依然還在，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相反，如果不讓犯罪人償命，犯罪人會盡他的餘生去補償被害人家屬，去求得被害人家屬的寬諒，被害人家屬能夠得到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補償和慰藉。所以，從理性和文明的角度上說，殺人償命既是不文明的，也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說是正義的。很多人認為殺人償命是實現了正義，其實這只是他們理解的正義，在主張廢除死刑的人看來，這恰恰相反，是非正義的。”
蔣明琦說：“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大惡人被判處死刑的時候，我們的心裡都感覺很痛快呀?”
向淵說：“沒錯，當一個罪惡滔天的犯罪人被判處死刑時，大部分人都感覺大快人心，但這其實都源於他們的報復心結。人們之所以會感覺痛快，是因為人們認為殺人償命是天然的正義，為什麼會認為是天然的正義呢?因為殺人償命滿足了人們的報復心結。所以，死刑迎合了民眾的報復心結，國家每天都在判處死刑，這也在不斷固化著民眾的報復心結，國家適用死刑越多，人們的報復心結就越堅固。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早就說過：‘這些法律一面規定懲罰謀殺行為，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意思是說，國家刑法規定禁止殺人，但死刑不也是殺人嗎?只不過國家以法律的形式讓這種殺人變得合法而已，但並不能改變這種刑罰‘殺人’的本質。國家每天在判處死刑，就相當於每天在公然地殺人，這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眾的觀念，認為人是可殺的，殺人償命是正義的。所以，人們看到死刑覺得痛快，這本身就是死刑存在導致的一種結果。如果哪天國家廢除了死刑，國家每天通過判決宣揚寬恕、文明、仁慈的觀念，人們就不會覺得死刑大快人心，而是會覺得死刑太過殘忍，就慢慢會反感死刑，最後堅決抵制死刑了。”
向淵說：“只有等你爸醒過來。”
蔣明琦聽完，握緊蔣國根的手，說：“爸，您聽到了嗎，您快點醒過來呀。”
向淵輕輕地拍了拍蔣明琦的肩，安慰地說：“你放心吧，你爸一定能醒過來的。明琦，咱們出去走走吧。”
蔣明琦說：“嗯。”
蔣明琦挽著向淵的手，來到醫院後花園散步。向淵覺得這種感覺特別好，他多麼希望蔣明琦能永遠就這麼挽著他的手，一直走下去，陪著他走完一生。
蔣明琦說：“聽你的腳步聲，我覺得你今天心情不錯。”
向淵長嘆一聲，如釋重負地說：“是啊，鍾天崖眼看就要執行死刑了，從槍口下被救了下來，萬幸啦!他要是被槍斃了，我這一生都不安啦。”
蔣明琦說：“我覺得你挺有正義感的。”
向淵說：“做一名檢察官，沒有正義感能行嗎?”
蔣明琦以讚賞的口吻說：“聽說你是全國優秀公訴人，辦過很多大案，是一個王牌公訴人。”
向淵不好意思地說：“王牌談不上，對了，你聽誰說的?”
蔣明琦說：“慕曦姐呀，慕曦姐也經常來看我爸，我們經常聊到你，她說她是你徒弟，對你可崇拜啦。”
向淵調侃地說：“哦，她盡瞎吹吧。”
蔣明琦說：“你很喜歡你這個職業嗎?”
向淵說：“是，我很熱愛公訴人這個職業，因為這個職業的使命就是維護公平正義，這是一種很光榮的使命，這個職業很辛苦，但也充滿挑戰性，適合不斷挑戰自我的人。”
蔣明琦問：“你的職業理想是什麼?”
向淵脫口而出地說：“為廢除死刑而戰!”
蔣明琦好奇地問道：“為廢除死刑而戰?為什麼要廢除死刑呢?”
向淵說：“說來話長了，從權利本源上說，人的財產權、繼承權、選舉權等權利都是法律規定的，是國家賦予一個公民的權利，因而也是可以依法剝奪的，但人的生命權利不一樣，人的生命是自然賦予的，不是國家賦予的，國家當然不能剝奪一個公民的生命。從社會契約論上說，國家和法律是怎麼來的呢，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國家，賦予這個國家權力，由國家來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大家可以和諧共處，共同發展，所以國家的權力來自公民的權利讓渡，公民的權利讓渡越大、權利範圍越小，國家的權力就越大，但不論公民權利如何讓渡，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公民絕不會將自己的生命權利讓渡給國家，任由國家處置，因為人是萬物之靈，人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國家的一切活動都應當以保障人的生命為目的，而不能以剝奪人的生命為手段去維護社會秩序。權力這種東西就像老虎，總有衝出牢籠肆意狂奔的衝動，所以國家一旦有權力剝奪公民的生命，那就會變得人人自危，因為誰也不知道哪天這隻老虎血口一張，自己就成為犧牲品了。”
蔣明琦聽完，若有所悟而又仍然有些疑惑不解，又問道：“你說的這些都是理論上的，但從樸素的正義感上說，殺人難道不應該償命嗎?”
向淵說：“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要廢除死刑很難，因為很多中國人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殺人償命。但殺人償命實際上是一種野蠻的、同態復仇的血腥觀念，就如同他剁了你一隻手，國家就要剁他一隻手，一個道理，就是以牙還牙，以命償命。但這種償命只是滿足了一個人復仇的欲望，解了他一時心頭之恨，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被害人失去親人的痛苦依然還在，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相反，如果不讓犯罪人償命，犯罪人會盡他的餘生去補償被害人家屬，去求得被害人家屬的寬諒，被害人家屬能夠得到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補償和慰藉。所以，從理性和文明的角度上說，殺人償命既是不文明的，也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說是正義的。很多人認為殺人償命是實現了正義，其實這只是他們理解的正義，在主張廢除死刑的人看來，這恰恰相反，是非正義的。”
蔣明琦說：“但不可否認的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大惡人被判處死刑的時候，我們的心裡都感覺很痛快呀?”
向淵說：“沒錯，當一個罪惡滔天的犯罪人被判處死刑時，大部分人都感覺大快人心，但這其實都源於他們的報復心結。人們之所以會感覺痛快，是因為人們認為殺人償命是天然的正義，為什麼會認為是天然的正義呢?因為殺人償命滿足了人們的報復心結。所以，死刑迎合了民眾的報復心結，國家每天都在判處死刑，這也在不斷固化著民眾的報復心結，國家適用死刑越多，人們的報復心結就越堅固。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早就說過：‘這些法律一面規定懲罰謀殺行為，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意思是說，國家刑法規定禁止殺人，但死刑不也是殺人嗎?只不過國家以法律的形式讓這種殺人變得合法而已，但並不能改變這種刑罰‘殺人’的本質。國家每天在判處死刑，就相當於每天在公然地殺人，這就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民眾的觀念，認為人是可殺的，殺人償命是正義的。所以，人們看到死刑覺得痛快，這本身就是死刑存在導致的一種結果。如果哪天國家廢除了死刑，國家每天通過判決宣揚寬恕、文明、仁慈的觀念，人們就不會覺得死刑大快人心，而是會覺得死刑太過殘忍，就慢慢會反感死刑，最後堅決抵制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