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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又要進入冬季了。這一年省城的冬季似乎來得特別早，省城街道兩旁樹木的葉子在一陣陣秋風中早已落得沒剩下幾片了，許多人早早地換上了厚厚的冬裝，商鋪門上也都掛上了保暖門帘。
在多吉上訴大半年以後，也即劉宏超介入這個案子差不多快一年時，二審判決終於下來了。劉宏超是在接到陳世隆的電話後匆匆趕到省高院去拿的判決書。
拿到判決書後，劉宏超迫不及待地看了起來。他首先看了判決書結尾的判決部分，當‘維持原判’幾個大字一映入劉宏超的眼帘，他知道，他們輸了！法院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再看看前面的理由，法院的理由是‘辯護人提出被告人無罪的辯護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能成立’而關於彈頭問題仍不作任何答覆！典型的強詞奪理！劉宏超有些激動地問陳世隆：“那個彈頭你看見了嗎？”
陳世隆支支吾吾道：“沒有，我去了兩次折西，他們都沒有給我看。”
“是沒有那枚彈頭還是有那枚彈頭而他們不拿給你看呢？”
“這個……”
“這麼重要的證據，而且這個證據又是關係到我的當事人有罪無罪的關鍵證據，他們不拿出來質證，你們怎麼能這麼判呢？”劉宏超質問道。
陳世隆有些無言以對：“這是終審判決，被告人如果不服，他可以申訴嘛！這個案子是有點問題，不過，你們最好兩年以後再申訴，如果現在申訴，案子還不是到我這兒來了。”
劉宏超知道這個時候說什麼都不管用，都是白搭。他也十分清楚，陳世隆法官也有他的難處，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嘛。只得拿了判決書回到事務所。
回到事務所後，思緒難平的劉宏超給登巴打了一個電話，他在電話中告訴了登巴二審判決結果。登巴顯得很吃驚，沉默了好一會兒後在電話里大罵起來。劉宏超這時也只得竭力安撫這位性情梗直的康巴漢子，向他解釋法律的有關規定。
登巴在電話那頭說：“劉老師，你給我們盡力了，我們還是很感謝你的。我們原來是很相信法律，認為法律一定是公平的，現在看來不是那麼回事。劉老師，你也不要勸我了，我算看穿了。我們這兒的老百姓早就在說‘多吉平時一心一意地給共產黨辦事，現在落得如此下場，連條狗都不如。’算了，以後我們還是少跟當官的打交道，我們惹不起躲得起。不過多吉這個事情我們還是讓你費心了，謝謝。”登巴十分灰心喪氣地掛斷了電話。
劉宏超放下電話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一起錯案不僅影響了當事人和他的親屬，更會影響到這個地區知道這個案子的人們對法律的看法，對政府的看法。一起錯案不僅只是在一時一地會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還不可避免地使老百姓從此在今後的生活中對法律、對政府不信任，這種不信任還有可能波及下一代！劉宏超很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不公正的錯誤判決不僅會使一個無辜的人喪失了自由，使他對原來不怕犧牲，為之奮鬥的政權產生懷疑，認為是被他們所拋棄，所犧牲；還會放縱真正的罪犯；更可怕的是，這個錯誤判決已極大地傷害了老百姓，特別是藏區老百姓心目中本已不太高的法律的地位；這個判決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求得了一時的所謂‘穩定’，但從長遠來看，對社會穩定，特別是藏區的社會穩定無異於埋下了一個禍根！劉宏超想到這兒不由得熱血沸騰，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提起筆來給有關部門反映這個錯案，希望他們能重新調查、處理。
劉宏超心裡非常明白，這個經兩級法院審理了的案子要想翻過來，談何容易。這個時候那些機關部門都會想起不能干涉司法機關獨立辦案了！寫上去的東西很可能是沒有人看的。劉宏超清楚地記得前些年他與另一位律師去找某位市政法委書記反映另一起案子時，政法委書記就意味深長地說：“這個案子都過去那麼多年了，如果你們不提，大家都忘了。有些事情就好比‘屎不臭，挑起來臭’哪個部門都不願意去翻那些陳年老帳。保持穩定嘛。”政府官員們的心態就是如此，只要不是上級交下來的必辦之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誰會主動把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往自己身上攬？能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職，可能的情況下再往前靠一靠，有幾個是真正有責任心，能體察民情的？何況辦這些事很可能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不說，說不定還會得罪一大批人，自己的仕途也很有可能還會受影響，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啊！體制就是這樣，官員是上級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選舉的，官員當然是只對上級負責，誰會主動去對老百姓負責呢？至於政府的威信呀，法律呀，跟我有什麼關係？中國這麼大，發生一點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行了嘛，改了再犯嘛。曲折前進，螺旋上升嘛。至於多吉嗎，一個小老百姓，誰會認識他呢？過幾年這件事也就被人遺忘了，誰也記不起了。
劉宏超那天晚上又失眠了。腦海里不斷浮現出近一年來他介入這個案件後的種種場景，其間有迷茫，有興奮，有憤怒。
他在想，如果這個案子一開始多吉自己就多一點疑問，細心觀察一下，懷疑一下是不是自己開的那一槍擊中了被害人，當時就找一找現場可能還留有的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去報案時提醒警方有可能不是自己擊中的被害人。當然，這樣要求多吉也過於苛求了，誰會在那種情況下保持如此冷靜呢？如果多吉能保持如此冷靜的頭腦，警方可能也不會先入為主地就判定是一個簡單的案子，是多吉擊中被害人的案子；
在多吉上訴大半年以後，也即劉宏超介入這個案子差不多快一年時，二審判決終於下來了。劉宏超是在接到陳世隆的電話後匆匆趕到省高院去拿的判決書。
拿到判決書後，劉宏超迫不及待地看了起來。他首先看了判決書結尾的判決部分，當‘維持原判’幾個大字一映入劉宏超的眼帘，他知道，他們輸了！法院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再看看前面的理由，法院的理由是‘辯護人提出被告人無罪的辯護理由缺乏事實依據，不能成立’而關於彈頭問題仍不作任何答覆！典型的強詞奪理！劉宏超有些激動地問陳世隆：“那個彈頭你看見了嗎？”
陳世隆支支吾吾道：“沒有，我去了兩次折西，他們都沒有給我看。”
“是沒有那枚彈頭還是有那枚彈頭而他們不拿給你看呢？”
“這個……”
“這麼重要的證據，而且這個證據又是關係到我的當事人有罪無罪的關鍵證據，他們不拿出來質證，你們怎麼能這麼判呢？”劉宏超質問道。
陳世隆有些無言以對：“這是終審判決，被告人如果不服，他可以申訴嘛！這個案子是有點問題，不過，你們最好兩年以後再申訴，如果現在申訴，案子還不是到我這兒來了。”
劉宏超知道這個時候說什麼都不管用，都是白搭。他也十分清楚，陳世隆法官也有他的難處，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嘛。只得拿了判決書回到事務所。
回到事務所後，思緒難平的劉宏超給登巴打了一個電話，他在電話中告訴了登巴二審判決結果。登巴顯得很吃驚，沉默了好一會兒後在電話里大罵起來。劉宏超這時也只得竭力安撫這位性情梗直的康巴漢子，向他解釋法律的有關規定。
登巴在電話那頭說：“劉老師，你給我們盡力了，我們還是很感謝你的。我們原來是很相信法律，認為法律一定是公平的，現在看來不是那麼回事。劉老師，你也不要勸我了，我算看穿了。我們這兒的老百姓早就在說‘多吉平時一心一意地給共產黨辦事，現在落得如此下場，連條狗都不如。’算了，以後我們還是少跟當官的打交道，我們惹不起躲得起。不過多吉這個事情我們還是讓你費心了，謝謝。”登巴十分灰心喪氣地掛斷了電話。
劉宏超放下電話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一起錯案不僅影響了當事人和他的親屬，更會影響到這個地區知道這個案子的人們對法律的看法，對政府的看法。一起錯案不僅只是在一時一地會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還不可避免地使老百姓從此在今後的生活中對法律、對政府不信任，這種不信任還有可能波及下一代！劉宏超很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不公正的錯誤判決不僅會使一個無辜的人喪失了自由，使他對原來不怕犧牲，為之奮鬥的政權產生懷疑，認為是被他們所拋棄，所犧牲；還會放縱真正的罪犯；更可怕的是，這個錯誤判決已極大地傷害了老百姓，特別是藏區老百姓心目中本已不太高的法律的地位；這個判決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求得了一時的所謂‘穩定’，但從長遠來看，對社會穩定，特別是藏區的社會穩定無異於埋下了一個禍根！劉宏超想到這兒不由得熱血沸騰，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提起筆來給有關部門反映這個錯案，希望他們能重新調查、處理。
劉宏超心裡非常明白，這個經兩級法院審理了的案子要想翻過來，談何容易。這個時候那些機關部門都會想起不能干涉司法機關獨立辦案了！寫上去的東西很可能是沒有人看的。劉宏超清楚地記得前些年他與另一位律師去找某位市政法委書記反映另一起案子時，政法委書記就意味深長地說：“這個案子都過去那麼多年了，如果你們不提，大家都忘了。有些事情就好比‘屎不臭，挑起來臭’哪個部門都不願意去翻那些陳年老帳。保持穩定嘛。”政府官員們的心態就是如此，只要不是上級交下來的必辦之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誰會主動把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往自己身上攬？能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職，可能的情況下再往前靠一靠，有幾個是真正有責任心，能體察民情的？何況辦這些事很可能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不說，說不定還會得罪一大批人，自己的仕途也很有可能還會受影響，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啊！體制就是這樣，官員是上級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選舉的，官員當然是只對上級負責，誰會主動去對老百姓負責呢？至於政府的威信呀，法律呀，跟我有什麼關係？中國這麼大，發生一點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行了嘛，改了再犯嘛。曲折前進，螺旋上升嘛。至於多吉嗎，一個小老百姓，誰會認識他呢？過幾年這件事也就被人遺忘了，誰也記不起了。
劉宏超那天晚上又失眠了。腦海里不斷浮現出近一年來他介入這個案件後的種種場景，其間有迷茫，有興奮，有憤怒。
他在想，如果這個案子一開始多吉自己就多一點疑問，細心觀察一下，懷疑一下是不是自己開的那一槍擊中了被害人，當時就找一找現場可能還留有的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去報案時提醒警方有可能不是自己擊中的被害人。當然，這樣要求多吉也過於苛求了，誰會在那種情況下保持如此冷靜呢？如果多吉能保持如此冷靜的頭腦，警方可能也不會先入為主地就判定是一個簡單的案子，是多吉擊中被害人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