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我只是想告訴您，那時候我覺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經學著您的樣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轉過臉來。麵包車的喇叭響了，車子已經修好，司機在催我上車。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為我這唐突的表白尋找動機，又為我和她那無法契合的對話感到沒趣。但我忘不了她那聲意外的“嗯”，和她那終於轉向我的臉。我多麼願意相信，她相信了一個陌生人對她的讚美。
不久，當又一個新鮮而嘈雜的早晨來臨時，我又乘車經過這個小吃店。門前的油鍋又沸騰起來，還是她手持竹筷在鍋里撥弄。她的頭上又有了一頂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捲髮又從帽沿里滾落下來，那些新燙就的小髮捲兒為她的臉增添著活潑和嫵媚。她以她那本來發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現著從前的靈巧，那是一種更加成熟的靈巧。
車子從店前一晃而過，我忽然找到了那個下午我對她唐突表白的動機。正因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經啟發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為著用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喚起她那愛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門口該不會有“歡迎衛生檢查團”的標語吧？城市的飲食業，總要不時迎接一些檢查團的；那小吃店的門前，會不會有電視攝像機呢？也許某個電視劇組，正借用這店作外景地。我慶幸我的車子終究是一晃而過，我堅信願意堅信的：她的煥然一新分明是因為聽見了我的感激。
當你克服著虛榮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處處會充滿陌生的魅力。
你在大霧裡得意忘形
那時的清晨我在冀中鄉村，在無邊的大地上常看霧的飄遊、霧的散落。看霧是怎樣染白了糙垛、屋檐和凍土，看由霧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樣濕潤著農家的牆頭和人的衣著面頰。霧使簇簇枯糙開放著簇簇霜花，只在霧落時橘黃的太陽才從將盡的霧裡跳出地面。於是大地玲瓏剔透起來，於是不論你正做著什麼，都會情不自禁地感謝你擁有這樣一個好的早晨。太陽多好，沒有霧的朦朧，哪裡有太陽的燦爛，大地的玲瓏？
後來我在新遷入的這座城市度過了第一個冬天。這是一個多霧的冬天，不知什麼原因，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霧。在城市的霧裡，我再也看不見霧中的糙垛、牆頭，再也想不到霧散後大地會是怎樣一派玲瓏剔透。城市的霧只叫我頻頻地想到一件往事，這往事滑稽地聯著豬皮。小時候鄰居的孩子在一個有霧的早晨去上學，過馬路時不幸被一輛霧中的汽車撞壞了頭顱。孩子被送進醫院做了手術，出院後腦門上便留下了一塊永遠的“補丁”。那補丁粗糙而明確，顯然地有別於他自己的肌膚。人說，孩子的腦門被補了一塊豬皮。每當他的同學與他發生口角，就殘忍地直呼他“豬皮”。豬皮和人皮的結合這大半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那天的大霧，這荒唐就變得如此可信而頑固。
城市的不同於鄉村，也包括著諸多聯想的不同。霧也顯得現實多了，霧使你只會執拗地聯想包括豬皮在內的實在和荒誕不經。城市因為有了霧，會即刻實在地不知所措起來。路燈不知所措起來，天早該大亮著，燈還大開著；車輛不知所措起來，它們不再是往日裡神氣活現的煞有介事，大車、小車不分檔次，都變成了蠕動，城市的節奏便因此而減了速；人也不知所措起來，早晨上班不知該乘車還是該走路，此時的乘車大約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個大霧的早晨步行著上了路，我要從這個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選擇了一條僻靜的小巷一步步走著，我慶幸我對這走的選擇，原來大霧引我走進了一個自由王國，又仿佛大霧的灑落是專為著陪伴我的獨行，我的前後左右才不到一米遠的清楚。後來一切嘈雜和一切注視都被阻隔在一米之處，一米之內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氣派，這氣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長征一般的艱辛。
為何不做些騰雲駕霧的想像呢？假如沒有在霧中的行走，我便無法體味人何以能駕馭無形的霧。一個“駕”字包含了人類那麼多的勇氣和主動，那麼多的浪漫和瀟灑。原來霧不只染白了糙垛、凍土，不只染濕了衣著肌膚，霧還能被你步履輕鬆地駕馭，這時你駕馭的何止是霧？你分明在駕馭著霧裡的一個城市、霧裡的一個世界。
為何不做些黑白交替的對比呢？黑色也能阻隔嘈雜和注視，但黑夜同時也阻隔了你注視你自己，只有大霧之中你才能夠在看不見一切的同時，清晰無比地看見你的本身。你那被霧染著的發梢和圍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溫暖的哈氣。
於是這阻隔、這駕馭、這單對自己的注視就演變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暫時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的人間訓誡，你不得不暫時忘掉臉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只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開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個老太太趕集：腳尖向外一撇，腳跟狠狠著地，臀部撅起來；再走他一個老頭趕路：雙膝一彎，兩手一背———老頭走路是兩條腿的僵硬和平衡；走他一個小姑娘上學：單用一隻腳著地轉著圈兒地走；走他一個秧歌步：胳膊擺起和肩一樣平，進三步退一步，嘴裡得叨念著“嗆嗆嗆，七嗆七……”走個跋山涉水，走個時裝表演，走個青衣花旦，再走一個肚子疼。推車的、挑擔的、背筐的、閒逛的，都走一遍還走什麼？何不走個小瘋子？舞起雙手倒著一陣走，正著一陣走，側著一陣走，要麼裝一回記者拍照，只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著舉起“相機”。最後我決定走個醉鬼。我是武松吧，我是魯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劉令吧……原來醉著走才最最飄逸，這富有韌性的飄逸使我終於感到了我自己。
我在大霧裡醉著走，直到突然碰見迎面而來的一個姑娘——你，原來你也正踉蹌著自己。你是醉著自己，還是瘋著自己？感謝大霧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備，感謝大霧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霧裡你我近在咫尺才發現彼此，這突然的發現使你無法叫自己戛然而止。於是你和我不得不繼續古怪著自己擦身而過，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濕潤都朦朧，宛若你與我共享著一個久遠的默契。從你的笑容里我看見了我，從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見了你。剎那間你和我就同時消失在霧裡。
當大霧終於散盡，城市又露出了她本來的面容。路燈熄了，車輛撒起了歡兒，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隊。我也該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態，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樣，“正確”地走著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霧裡的我和大霧裡的你卻給我留下了永遠的懷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大霧裡放肆地走過。也許我們終生不會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視霧中一個突然的非常的我，一個突然的非常的你。我珍視這樣的相遇，或許在於它的毫無意義。
然而意義又是什麼？得意忘形就不具意義？人生又能有幾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霧時分得意一回吧，大霧不只會帶給你豬皮那般實在的記憶，大霧不只會讓你悠然地欣賞屋檐、凍土和糙垛，大霧其實會將你挾裹進來與它融為一體。當你忘形地駕著大霧沖我踉蹌而來，大霧裡的我會給你最清晰的祝福。
那時我在《花山》
那時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說編輯。那時保定地區文聯的文學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覺得《花山》這名字響亮又燦爛，但編輯部所在的小樓卻是陳舊的。一層不斷的更換著單位，從機關到商店；二層屬於我們。腳下的紅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築中雖不多見，但因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開始鬆動。就像老年人那些鬆動的擠不緊的牙。
樓房臨街，盛夏時那些賣冰棍賣西瓜的叫賣聲悠悠地飄進窗子，仿佛緊湊著你的耳朵引誘。看稿看累了，我們就下樓買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編輯部充滿著一種熱鬧的人情味兒。西瓜就在辦公桌上切開，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卻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發或者待退的稿件。待發、待退我們一樣珍惜。
也許我說小小的編輯部並非過分：幾間辦公室同時也是家在外地的編輯的單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飯。於是家庭氣味和辦公氣味混合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產甜麵醬；單人床下邊就有了當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辦公室結婚生子，於是嬰兒的尿布如萬國旗一樣懸在了迎門。居住條件的窘迫造成了這一切，而這一切就顯得離過日子太近，離過日子太近就仿佛離文學太遠。也許你說日子和文學不能以遠近而論，這簡直是一種俗氣，一個編輯部首先需要神秘和莊嚴。但不知為什麼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這種種的“俗氣”。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誰能有理由去責怪我的同事們那份日子？何況真正的文學也並非那樣的遠離人間煙火。你敢說哪篇巨著形成時，作者的桌面上准沒有油鹽醬醋？
小樓也有清靜的時候——過夏了，過秋了，過春節了，我那些家在農村的同事便會騎車奔回家去，過後他們又會帶著一身被太陽慷慨曬過的氣息奔回小樓，付出雙倍時間處理桌面上的積攢。那時一個人會幹起幾個人的活兒，刊物按時和讀者見面了。
在《花山》我以為我從來也不是一個好編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組稿了。從前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曾經對我說，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組稿，這意味著你要看作家家人（或專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臉色和那臉色演變出來的一些動作，如清掃床鋪作即將休息狀，整裝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門狀。她的感觸似乎使我受了驚嚇，使我優先體味著編輯在某一瞬間的悲涼。幸好我的兩次外出組稿與主編郝建奇同行。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們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稱他郝主任）對我講述了他在農村被專政的種種遭遇。他的經歷催人淚下，他的經歷使我為他臉上額上那些縱橫的皺紋找到了出處。也許那曾是歡樂開朗的一張臉，歲月在那臉上印下了無法抹掉的哀傷，於是樂觀、開朗、哀傷便集於一臉了。加上他那樸素、隨意，有時顯出背時的服飾，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縣區來的基層幹部。這一切使我的虛榮心不時閃爍。天津的無軌電車載著我們不分東西南北地行駛，我只是一迭聲地喚他“郝主任”以表白我們是上下級工作關係，我恐怕車上的人將我們誤猜成下天津衛串親戚的鄉下父女。他並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從來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嗯？”她意外地轉過臉來。麵包車的喇叭響了，車子已經修好，司機在催我上車。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為我這唐突的表白尋找動機，又為我和她那無法契合的對話感到沒趣。但我忘不了她那聲意外的“嗯”，和她那終於轉向我的臉。我多麼願意相信，她相信了一個陌生人對她的讚美。
不久，當又一個新鮮而嘈雜的早晨來臨時，我又乘車經過這個小吃店。門前的油鍋又沸騰起來，還是她手持竹筷在鍋里撥弄。她的頭上又有了一頂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捲髮又從帽沿里滾落下來，那些新燙就的小髮捲兒為她的臉增添著活潑和嫵媚。她以她那本來發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現著從前的靈巧，那是一種更加成熟的靈巧。
車子從店前一晃而過，我忽然找到了那個下午我對她唐突表白的動機。正因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經啟發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為著用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喚起她那愛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門口該不會有“歡迎衛生檢查團”的標語吧？城市的飲食業，總要不時迎接一些檢查團的；那小吃店的門前，會不會有電視攝像機呢？也許某個電視劇組，正借用這店作外景地。我慶幸我的車子終究是一晃而過，我堅信願意堅信的：她的煥然一新分明是因為聽見了我的感激。
當你克服著虛榮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處處會充滿陌生的魅力。
你在大霧裡得意忘形
那時的清晨我在冀中鄉村，在無邊的大地上常看霧的飄遊、霧的散落。看霧是怎樣染白了糙垛、屋檐和凍土，看由霧而凝成的微小如芥的水珠是怎樣濕潤著農家的牆頭和人的衣著面頰。霧使簇簇枯糙開放著簇簇霜花，只在霧落時橘黃的太陽才從將盡的霧裡跳出地面。於是大地玲瓏剔透起來，於是不論你正做著什麼，都會情不自禁地感謝你擁有這樣一個好的早晨。太陽多好，沒有霧的朦朧，哪裡有太陽的燦爛，大地的玲瓏？
後來我在新遷入的這座城市度過了第一個冬天。這是一個多霧的冬天，不知什麼原因，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霧。在城市的霧裡，我再也看不見霧中的糙垛、牆頭，再也想不到霧散後大地會是怎樣一派玲瓏剔透。城市的霧只叫我頻頻地想到一件往事，這往事滑稽地聯著豬皮。小時候鄰居的孩子在一個有霧的早晨去上學，過馬路時不幸被一輛霧中的汽車撞壞了頭顱。孩子被送進醫院做了手術，出院後腦門上便留下了一塊永遠的“補丁”。那補丁粗糙而明確，顯然地有別於他自己的肌膚。人說，孩子的腦門被補了一塊豬皮。每當他的同學與他發生口角，就殘忍地直呼他“豬皮”。豬皮和人皮的結合這大半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那天的大霧，這荒唐就變得如此可信而頑固。
城市的不同於鄉村，也包括著諸多聯想的不同。霧也顯得現實多了，霧使你只會執拗地聯想包括豬皮在內的實在和荒誕不經。城市因為有了霧，會即刻實在地不知所措起來。路燈不知所措起來，天早該大亮著，燈還大開著；車輛不知所措起來，它們不再是往日裡神氣活現的煞有介事，大車、小車不分檔次，都變成了蠕動，城市的節奏便因此而減了速；人也不知所措起來，早晨上班不知該乘車還是該走路，此時的乘車大約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個大霧的早晨步行著上了路，我要從這個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選擇了一條僻靜的小巷一步步走著，我慶幸我對這走的選擇，原來大霧引我走進了一個自由王國，又仿佛大霧的灑落是專為著陪伴我的獨行，我的前後左右才不到一米遠的清楚。後來一切嘈雜和一切注視都被阻隔在一米之處，一米之內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氣派，這氣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長征一般的艱辛。
為何不做些騰雲駕霧的想像呢？假如沒有在霧中的行走，我便無法體味人何以能駕馭無形的霧。一個“駕”字包含了人類那麼多的勇氣和主動，那麼多的浪漫和瀟灑。原來霧不只染白了糙垛、凍土，不只染濕了衣著肌膚，霧還能被你步履輕鬆地駕馭，這時你駕馭的何止是霧？你分明在駕馭著霧裡的一個城市、霧裡的一個世界。
為何不做些黑白交替的對比呢？黑色也能阻隔嘈雜和注視，但黑夜同時也阻隔了你注視你自己，只有大霧之中你才能夠在看不見一切的同時，清晰無比地看見你的本身。你那被霧染著的發梢和圍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溫暖的哈氣。
於是這阻隔、這駕馭、這單對自己的注視就演變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暫時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的人間訓誡，你不得不暫時忘掉臉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只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開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個老太太趕集：腳尖向外一撇，腳跟狠狠著地，臀部撅起來；再走他一個老頭趕路：雙膝一彎，兩手一背———老頭走路是兩條腿的僵硬和平衡；走他一個小姑娘上學：單用一隻腳著地轉著圈兒地走；走他一個秧歌步：胳膊擺起和肩一樣平，進三步退一步，嘴裡得叨念著“嗆嗆嗆，七嗆七……”走個跋山涉水，走個時裝表演，走個青衣花旦，再走一個肚子疼。推車的、挑擔的、背筐的、閒逛的，都走一遍還走什麼？何不走個小瘋子？舞起雙手倒著一陣走，正著一陣走，側著一陣走，要麼裝一回記者拍照，只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著舉起“相機”。最後我決定走個醉鬼。我是武松吧，我是魯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劉令吧……原來醉著走才最最飄逸，這富有韌性的飄逸使我終於感到了我自己。
我在大霧裡醉著走，直到突然碰見迎面而來的一個姑娘——你，原來你也正踉蹌著自己。你是醉著自己，還是瘋著自己？感謝大霧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備，感謝大霧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霧裡你我近在咫尺才發現彼此，這突然的發現使你無法叫自己戛然而止。於是你和我不得不繼續古怪著自己擦身而過，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濕潤都朦朧，宛若你與我共享著一個久遠的默契。從你的笑容里我看見了我，從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見了你。剎那間你和我就同時消失在霧裡。
當大霧終於散盡，城市又露出了她本來的面容。路燈熄了，車輛撒起了歡兒，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隊。我也該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態，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樣，“正確”地走著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霧裡的我和大霧裡的你卻給我留下了永遠的懷念，只因為我們都在大霧裡放肆地走過。也許我們終生不會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視霧中一個突然的非常的我，一個突然的非常的你。我珍視這樣的相遇，或許在於它的毫無意義。
然而意義又是什麼？得意忘形就不具意義？人生又能有幾回忘形的得意？
你不妨在大霧時分得意一回吧，大霧不只會帶給你豬皮那般實在的記憶，大霧不只會讓你悠然地欣賞屋檐、凍土和糙垛，大霧其實會將你挾裹進來與它融為一體。當你忘形地駕著大霧沖我踉蹌而來，大霧裡的我會給你最清晰的祝福。
那時我在《花山》
那時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說編輯。那時保定地區文聯的文學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覺得《花山》這名字響亮又燦爛，但編輯部所在的小樓卻是陳舊的。一層不斷的更換著單位，從機關到商店；二層屬於我們。腳下的紅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築中雖不多見，但因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開始鬆動。就像老年人那些鬆動的擠不緊的牙。
樓房臨街，盛夏時那些賣冰棍賣西瓜的叫賣聲悠悠地飄進窗子，仿佛緊湊著你的耳朵引誘。看稿看累了，我們就下樓買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編輯部充滿著一種熱鬧的人情味兒。西瓜就在辦公桌上切開，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卻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發或者待退的稿件。待發、待退我們一樣珍惜。
也許我說小小的編輯部並非過分：幾間辦公室同時也是家在外地的編輯的單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飯。於是家庭氣味和辦公氣味混合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產甜麵醬；單人床下邊就有了當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辦公室結婚生子，於是嬰兒的尿布如萬國旗一樣懸在了迎門。居住條件的窘迫造成了這一切，而這一切就顯得離過日子太近，離過日子太近就仿佛離文學太遠。也許你說日子和文學不能以遠近而論，這簡直是一種俗氣，一個編輯部首先需要神秘和莊嚴。但不知為什麼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這種種的“俗氣”。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個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誰能有理由去責怪我的同事們那份日子？何況真正的文學也並非那樣的遠離人間煙火。你敢說哪篇巨著形成時，作者的桌面上准沒有油鹽醬醋？
小樓也有清靜的時候——過夏了，過秋了，過春節了，我那些家在農村的同事便會騎車奔回家去，過後他們又會帶著一身被太陽慷慨曬過的氣息奔回小樓，付出雙倍時間處理桌面上的積攢。那時一個人會幹起幾個人的活兒，刊物按時和讀者見面了。
在《花山》我以為我從來也不是一個好編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組稿了。從前一位有經驗的女編輯曾經對我說，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組稿，這意味著你要看作家家人（或專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臉色和那臉色演變出來的一些動作，如清掃床鋪作即將休息狀，整裝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門狀。她的感觸似乎使我受了驚嚇，使我優先體味著編輯在某一瞬間的悲涼。幸好我的兩次外出組稿與主編郝建奇同行。
大約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們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稱他郝主任）對我講述了他在農村被專政的種種遭遇。他的經歷催人淚下，他的經歷使我為他臉上額上那些縱橫的皺紋找到了出處。也許那曾是歡樂開朗的一張臉，歲月在那臉上印下了無法抹掉的哀傷，於是樂觀、開朗、哀傷便集於一臉了。加上他那樸素、隨意，有時顯出背時的服飾，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縣區來的基層幹部。這一切使我的虛榮心不時閃爍。天津的無軌電車載著我們不分東西南北地行駛，我只是一迭聲地喚他“郝主任”以表白我們是上下級工作關係，我恐怕車上的人將我們誤猜成下天津衛串親戚的鄉下父女。他並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從來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