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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城解放前夕，為適應形勢的需要，劇社各部門都學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練說我胳膊甩得開，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領。當我在提法寺街跳著虎步時，竟能發現隊友們腿腳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紅頭漲臉地前進，一面東張西望，忙裡偷閒地研究隊友們的腿腳身段，還研究著b城的風土人情。b城人的穿著乍看和鄉村沒什麼兩樣，細看那些fèng制精細的布衣卻很是有別於鄉下的粗針大線。我從b城人的穿著上猜測著他們的職業，也許這和我的職業有關。劇社委我股長時，領導就我，由於業務的需要，我必須學會觀察生活（當然偏重於服飾）。於是我鍛鍊得能從相距十幾里的兩個村落中發現人們穿著上的不同。現在想來當年我是多麼大可不必，其實不用說是相距十里八里的兩個村落，就是相鄰的兩縣、兩省，百姓的穿著難道會有多大區別麼？然而那時，我卻總是意識到我職業的神聖。現在我發現，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鋪夥計都高挽著乾淨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勞動者，不乾淨的袖口都遮著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輕女子，袖子短寬者大約是女學生；袖子偏瘦且齊腕者大約是少出家門的閨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著、跳著，記住了許多種服裝款式，許多張笑著的臉。在諸多笑臉里，有兩張臉格外清晰，便是馮掌柜和馮太太。我記住了他們的臉，還記住了懸在他們頭上的那塊“新麗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長短，豎掛著，招牌下飄著一塊褪色許久的大紅洋布。後來我曾多次從那塊綴著紅洋布的招牌下走過。
劇社進了b城，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各部門工作都有變化：服裝股之於服裝不再是單純的“借”“還”，我還得學會設計、採購、定製。說到設計，那時我尚不知西裝的領帶是怎樣系在脖子上的，領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種什麼材料？國民黨軍階里的“星”和“花”的關係原來都屬服裝設計。一次劇社排練蘇聯的馬車舞，導演定要讓兩個女演員的白紗短裙奓起來，令我大傷腦筋。末了，我沒有能力使裙子奓起來，引得人們對我的工作議論紛紛。現在我的任務是為腰鼓隊設計、製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進b城時，我們沒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這將是我第一次和裁fèng打交道，於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鐘鼓樓下的那個招牌和那兩張笑臉，我決定去找馮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順利地找到了那個豎掛著的木招牌。原來新麗成衣局並沒有臨街的門市，這招牌掛在一個窄小簡單的街門上。b城這類街門有許多：兩面側立著的小牆頂著一個象徵性門樓，門樓沒有任何磚木雕刻作裝飾，屋頂或扣幾排灰瓦，或用麥秸泥抹出兩邊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約而同地都滋生著星星糙；兩扇單薄小門或白茬兒或塗著潦糙的黑色；門也狹窄，兩人並排便不易走過。新麗成衣局的門樓上是扣著幾行灰瓦的。
我邁上兩級青石台階，走進馮掌柜的街門，轉過一個青灰影壁，便看見馮掌柜那三間車間兼臥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長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懸掛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裡有人嗎？”“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屋內飄出來，聲音拖得很長也很和氣，這聲音立刻給我增添了幾分對這店的信任感。隨著聲音的飄出，走出屋來的是個中年男人，白淨的方臉，留著寸頭，身上是一套剪裁得體的灰中式褲褂，和我進城那天看到的許多人一樣，乾淨的袖口也是高卷著。他打量著我不知怎樣稱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來意。我知道，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歲的年齡有關。後來我和許多店家打交道，他們對我都要如此這般地打量一番。我說明了身份和來意，馮掌柜才把我讓進屋，但仍舊不放心地問：“貴姓？”“姓李。”我說。“劇團的？”“我們叫劇社。”馮掌柜了我第二次確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馬褲，才放下心來。吊兜馬褲，在正規部隊裡營以上幹部才穿，惟我們劇社特殊。這時我的年齡顯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馮掌柜引我至迎門桌前，把我讓到上手的位置，接著便吩咐惟一的夥計二小為我沏茶了。二小是個更小於我的少年，十二三歲吧，在新麗店除做些買菜、打雜的活計，便是站在一個煤球爐前把燒熱的烙鐵一次次地遞到馮掌柜手中。馮掌柜的煤球爐上，常燒著三五把烙鐵，方頭的和尖頭的。現在沏茶的並不是二小，卻是馮掌柜的太太。馮太太是從一架靠床的fèng紉機前站起來的，後來我注意到，這架fèng紉機是“飛人”牌。自此，每次我來新麗店，馮太大都是從這架飛人牌fèng紉機前站起來。
馮太太站起來親自為我徹茶，顯然是對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張桌面鑲著花瓷磚的茶几上，一排放著幾個茶筒，馮太太揀出的這隻茶筒里放著香片，香片在新麗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後，凡是我來，擺在我眼前的總是馮太太親手沏下的香片。
現在馮大太把兩隻襯著茶托的茶碗擺在我和馮掌柜面前，先斟滿我的碗，又給馮掌柜滿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馮掌柜一邊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馮掌柜而立，並習慣地把一隻手輕搭在馮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靜觀著眼前將要發生的一切。那時我想，馮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對我這位陌生顧客的友好歡迎，也有對丈夫的無限信賴和愛戴。顯然她已預感到，在我和馮掌柜之間展開的將是持久的友好合作。這預感里一定還包括了她自己將要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來形容馮太太，從長相和衣著，乃至行為舉止評斷，她屬於那種不顯山水的女人。然而這確是一位賢惠美麗的女人，也許馮太太的賢惠和美麗，都融在了她這不顯山水的儀態之中。
馮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進城時劇社給人留下的印象，又問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特點，我有原則地回答著馮掌柜的問題。我發現馮掌柜同我談話時，不時把自己的手抬起來，又搭在馮太太的手上。他們這種有分寸的愛撫並不顧忌我和二小的存在，這有分寸的愛撫也沒有使我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覺出什麼難為情。我體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種城市文明，他們的舉止使我想到了許多對於美滿家庭、恩愛夫妻的形容。
果然，馮掌柜和馮太太的恩愛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們都說，有了馮太太的賢惠，在舊時的b城，馮掌柜不僅沒有染上男子們很容易染上的惡習，他甚至連菸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業，一心和馮太太恩愛。眼前站的縱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fèng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馮掌柜顯出的也只是些職業眼光。他只用職業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體，用皮尺為女人有分寸地具職業特點地量著“三圍”。這時馮太太坐在fèng紉機上不再關注馮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fèng紉機飛轉著。
我進一步說明我的意。馮掌柜說：“李同志，這樣吧，我給你參謀參謀吧。”他說得簡潔、懇切。“用杭紡吧。”他又說。這當然是指面料。很快，馮太太便心領神會地從迎門桌抽屜里拿出一個毛邊紙本，本上貼著各種布料。她把紙本翻給馮掌柜，馮掌柜指著上邊的一塊面料說：“你看，西街‘慶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輕便，適合腰鼓的動作。你去買，我讓芝蘭送到染坊去染。”
就這樣，在馮掌柜和他的愛妻芝蘭的舉薦下，對於腰鼓服的面料，我選擇了杭紡。這也是我作為服裝設計，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稱呼。後來，馮太太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涼茶，又斟上了熱的。就著熱茶，我和馮掌柜還研究了這批服裝的顏色和裝飾細節，最後我拍板，決定女服用桃紅做底，沿海藍邊兒；男服用天藍做底，沿蔥綠邊兒。男女服都用棋盤領，下擺六角綴“雲子”。直待這時，馮太太在一旁才獻計策似地說：“我看袖口沿兩圈兒絛子也不難看。”我當然採納了馮太太的建議，馮太太的建議為我們初次打交道劃上了一個的句號。
就這樣，第一批腰鼓服在我們劇社、在b城誕生了，以後它還成了腰鼓服的標準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劇社領導的肯定。我在劇社受著表揚，還應付著各文藝團體（專業的、業餘的）對腰鼓服的諮詢。我也為馮掌柜介紹著生意。
因了馮掌柜、馮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熱情，劇社和新麗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關係，用當今的話形容，便是合作夥伴吧。開始馮掌柜叫我李同志，後來得知我還有官稱，便一直稱我李股長。我漸漸馮掌柜不僅善做中式細軟活兒，對、軍服和西裝的剪裁fèng制也很內行。他能從兩種極為相同的服裝款式上發現它們的不同，他說，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屬“和尚領”，實際兩種偏領各有不同；國民黨的中山裝和的中山裝也不盡一樣。“你看那兜兒，再看那領兒。”馮太太也常在我的顏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當。有一回我要急“趕”一套我軍的將軍服，苦於買不到黃呢面料，馮太太急中生智說：“拿條軍毯試試吧。”馮掌柜也恍然大悟地興奮起來，把手搭在馮太太肩上說：“還能難住我們？”這個“我們”顯然是指我們這個三人創作集體。聽從馮太太的提醒，我從劇社抱來一條日本軍毯，馮掌柜在上面一陣比劃，一套將軍服便不失時機地出現在舞台上。
我和新麗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至今我仍然覺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馮先生和馮太太那完美的、天衣無fèng的愛情的結合。有了他們之間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們合作的美好。
兩年以後，又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劇社演出少了，運動多了。我們每天圍坐在宿舍里開會，或批判別人或檢討自己。我和新麗成衣局的聯繫也少了。這景況持續了將近一年。一日，我們正圍坐在宿舍讀報，領讀者讀了領導指定的社論和新聞，卻又意外地從報紙一個不重要的位置發現本市一則和無關的小消息，雖然那時的報紙很少刊登這種與無關、純屬市井階層的近似花邊新聞的消息。看來報紙刊出這一消息，是因為它十分離奇卻又真實可靠。消息大意說，幾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麗成衣局的內掌柜馮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時後被收屍入殮，四十八小時後找來“抬埋行”出殯入土。當馮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門時，因抬埋者不慎將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時，已咽氣四十八小時的馮氏卻忽然從地上坐起，還陽於人問。餘下的內容是：眾人驚散，只有她的先生馮掌柜上前，在驚喜中將其妻抱起。之後的馮先生馮太太仍“相敬如賓、情感如初”。聽完這一消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我，並問我這消息的可靠性。對此我卻無可奉告，只想，看來記者也頗了解馮掌柜和馮太太的關係了，由於這消息，馮掌柜和馮大太一定會在b城成為明星夫妻。
劇社進了b城，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各部門工作都有變化：服裝股之於服裝不再是單純的“借”“還”，我還得學會設計、採購、定製。說到設計，那時我尚不知西裝的領帶是怎樣系在脖子上的，領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種什麼材料？國民黨軍階里的“星”和“花”的關係原來都屬服裝設計。一次劇社排練蘇聯的馬車舞，導演定要讓兩個女演員的白紗短裙奓起來，令我大傷腦筋。末了，我沒有能力使裙子奓起來，引得人們對我的工作議論紛紛。現在我的任務是為腰鼓隊設計、製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進b城時，我們沒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這將是我第一次和裁fèng打交道，於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鐘鼓樓下的那個招牌和那兩張笑臉，我決定去找馮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順利地找到了那個豎掛著的木招牌。原來新麗成衣局並沒有臨街的門市，這招牌掛在一個窄小簡單的街門上。b城這類街門有許多：兩面側立著的小牆頂著一個象徵性門樓，門樓沒有任何磚木雕刻作裝飾，屋頂或扣幾排灰瓦，或用麥秸泥抹出兩邊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約而同地都滋生著星星糙；兩扇單薄小門或白茬兒或塗著潦糙的黑色；門也狹窄，兩人並排便不易走過。新麗成衣局的門樓上是扣著幾行灰瓦的。
我邁上兩級青石台階，走進馮掌柜的街門，轉過一個青灰影壁，便看見馮掌柜那三間車間兼臥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長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懸掛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裡有人嗎？”“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從屋內飄出來，聲音拖得很長也很和氣，這聲音立刻給我增添了幾分對這店的信任感。隨著聲音的飄出，走出屋來的是個中年男人，白淨的方臉，留著寸頭，身上是一套剪裁得體的灰中式褲褂，和我進城那天看到的許多人一樣，乾淨的袖口也是高卷著。他打量著我不知怎樣稱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來意。我知道，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歲的年齡有關。後來我和許多店家打交道，他們對我都要如此這般地打量一番。我說明了身份和來意，馮掌柜才把我讓進屋，但仍舊不放心地問：“貴姓？”“姓李。”我說。“劇團的？”“我們叫劇社。”馮掌柜了我第二次確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馬褲，才放下心來。吊兜馬褲，在正規部隊裡營以上幹部才穿，惟我們劇社特殊。這時我的年齡顯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馮掌柜引我至迎門桌前，把我讓到上手的位置，接著便吩咐惟一的夥計二小為我沏茶了。二小是個更小於我的少年，十二三歲吧，在新麗店除做些買菜、打雜的活計，便是站在一個煤球爐前把燒熱的烙鐵一次次地遞到馮掌柜手中。馮掌柜的煤球爐上，常燒著三五把烙鐵，方頭的和尖頭的。現在沏茶的並不是二小，卻是馮掌柜的太太。馮太太是從一架靠床的fèng紉機前站起來的，後來我注意到，這架fèng紉機是“飛人”牌。自此，每次我來新麗店，馮太大都是從這架飛人牌fèng紉機前站起來。
馮太太站起來親自為我徹茶，顯然是對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張桌面鑲著花瓷磚的茶几上，一排放著幾個茶筒，馮太太揀出的這隻茶筒里放著香片，香片在新麗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後，凡是我來，擺在我眼前的總是馮太太親手沏下的香片。
現在馮大太把兩隻襯著茶托的茶碗擺在我和馮掌柜面前，先斟滿我的碗，又給馮掌柜滿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馮掌柜一邊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馮掌柜而立，並習慣地把一隻手輕搭在馮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靜觀著眼前將要發生的一切。那時我想，馮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對我這位陌生顧客的友好歡迎，也有對丈夫的無限信賴和愛戴。顯然她已預感到，在我和馮掌柜之間展開的將是持久的友好合作。這預感里一定還包括了她自己將要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來形容馮太太，從長相和衣著，乃至行為舉止評斷，她屬於那種不顯山水的女人。然而這確是一位賢惠美麗的女人，也許馮太太的賢惠和美麗，都融在了她這不顯山水的儀態之中。
馮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進城時劇社給人留下的印象，又問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特點，我有原則地回答著馮掌柜的問題。我發現馮掌柜同我談話時，不時把自己的手抬起來，又搭在馮太太的手上。他們這種有分寸的愛撫並不顧忌我和二小的存在，這有分寸的愛撫也沒有使我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覺出什麼難為情。我體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種城市文明，他們的舉止使我想到了許多對於美滿家庭、恩愛夫妻的形容。
果然，馮掌柜和馮太太的恩愛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們都說，有了馮太太的賢惠，在舊時的b城，馮掌柜不僅沒有染上男子們很容易染上的惡習，他甚至連菸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業，一心和馮太太恩愛。眼前站的縱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fèng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馮掌柜顯出的也只是些職業眼光。他只用職業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體，用皮尺為女人有分寸地具職業特點地量著“三圍”。這時馮太太坐在fèng紉機上不再關注馮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fèng紉機飛轉著。
我進一步說明我的意。馮掌柜說：“李同志，這樣吧，我給你參謀參謀吧。”他說得簡潔、懇切。“用杭紡吧。”他又說。這當然是指面料。很快，馮太太便心領神會地從迎門桌抽屜里拿出一個毛邊紙本，本上貼著各種布料。她把紙本翻給馮掌柜，馮掌柜指著上邊的一塊面料說：“你看，西街‘慶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輕便，適合腰鼓的動作。你去買，我讓芝蘭送到染坊去染。”
就這樣，在馮掌柜和他的愛妻芝蘭的舉薦下，對於腰鼓服的面料，我選擇了杭紡。這也是我作為服裝設計，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稱呼。後來，馮太太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涼茶，又斟上了熱的。就著熱茶，我和馮掌柜還研究了這批服裝的顏色和裝飾細節，最後我拍板，決定女服用桃紅做底，沿海藍邊兒；男服用天藍做底，沿蔥綠邊兒。男女服都用棋盤領，下擺六角綴“雲子”。直待這時，馮太太在一旁才獻計策似地說：“我看袖口沿兩圈兒絛子也不難看。”我當然採納了馮太太的建議，馮太太的建議為我們初次打交道劃上了一個的句號。
就這樣，第一批腰鼓服在我們劇社、在b城誕生了，以後它還成了腰鼓服的標準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劇社領導的肯定。我在劇社受著表揚，還應付著各文藝團體（專業的、業餘的）對腰鼓服的諮詢。我也為馮掌柜介紹著生意。
因了馮掌柜、馮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熱情，劇社和新麗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關係，用當今的話形容，便是合作夥伴吧。開始馮掌柜叫我李同志，後來得知我還有官稱，便一直稱我李股長。我漸漸馮掌柜不僅善做中式細軟活兒，對、軍服和西裝的剪裁fèng制也很內行。他能從兩種極為相同的服裝款式上發現它們的不同，他說，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屬“和尚領”，實際兩種偏領各有不同；國民黨的中山裝和的中山裝也不盡一樣。“你看那兜兒，再看那領兒。”馮太太也常在我的顏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當。有一回我要急“趕”一套我軍的將軍服，苦於買不到黃呢面料，馮太太急中生智說：“拿條軍毯試試吧。”馮掌柜也恍然大悟地興奮起來，把手搭在馮太太肩上說：“還能難住我們？”這個“我們”顯然是指我們這個三人創作集體。聽從馮太太的提醒，我從劇社抱來一條日本軍毯，馮掌柜在上面一陣比劃，一套將軍服便不失時機地出現在舞台上。
我和新麗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至今我仍然覺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馮先生和馮太太那完美的、天衣無fèng的愛情的結合。有了他們之間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們合作的美好。
兩年以後，又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劇社演出少了，運動多了。我們每天圍坐在宿舍里開會，或批判別人或檢討自己。我和新麗成衣局的聯繫也少了。這景況持續了將近一年。一日，我們正圍坐在宿舍讀報，領讀者讀了領導指定的社論和新聞，卻又意外地從報紙一個不重要的位置發現本市一則和無關的小消息，雖然那時的報紙很少刊登這種與無關、純屬市井階層的近似花邊新聞的消息。看來報紙刊出這一消息，是因為它十分離奇卻又真實可靠。消息大意說，幾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麗成衣局的內掌柜馮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時後被收屍入殮，四十八小時後找來“抬埋行”出殯入土。當馮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門時，因抬埋者不慎將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時，已咽氣四十八小時的馮氏卻忽然從地上坐起，還陽於人問。餘下的內容是：眾人驚散，只有她的先生馮掌柜上前，在驚喜中將其妻抱起。之後的馮先生馮太太仍“相敬如賓、情感如初”。聽完這一消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我，並問我這消息的可靠性。對此我卻無可奉告，只想，看來記者也頗了解馮掌柜和馮太太的關係了，由於這消息，馮掌柜和馮大太一定會在b城成為明星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