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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兩個成年人的擔架車一定比平常的擔架車重上不少，你在這點上進行過詢問麼？”，我接著問卡爾。
“我恰恰想到過這一點，”，卡爾答道，“根據其中一位頗有經驗的護士的說法，那些擔架車下面的置物櫃裡，偶爾也會裝上一些頗重的急救設施——據說那輛擔架車確實是挺重的。這是護士喬希說的：在急診通道的一個下坡拐彎處，車幾乎都要傾斜了。”
“他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回過頭來看的那一眼?”，積格勒說——他低頭想了一下，問道：
“目的地醫院呢？”
“第二醫院。不過那輛轉診的急救車至今都沒有消息——除了隨行醫生之外，還有一位名叫埃塞爾·凱澤（Ethel·Kaiser）的年輕女護士和一位司機，現在很可能也已經?”，卡爾沒有說下去。
“那位醫生沒說過什麼話麼？”，我問，“在推過躺著塔芙妮的擔架車的時候，他肯定對急診科室的醫生說過一些話的——他至少也定下了轉診目的地。”
“沒錯。他對維甘說‘複合麻醉事故，錯用氯胺酮?患者嚴重心臟代償失調。手術室已經聯繫過，速轉第二醫院?’——天知道他是從哪裡學來這些專業詞彙的。”，卡爾答道。
“聲音特徵呢？有沒有法國口音？”，積格勒問。
“急匆匆的一句話?”，卡爾無可奈何地說，“法國口音也沒有那麼容易聽出的——這點我倒是忽略了。反正等會兒我準備再去趟第三醫院——我們這次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第二次現場勘查，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切乎實際的線索?”
“我當然樂意回去換下這套奇怪的衣服，”，積格勒扯了扯自己的病人裝，“它使我渾身都不自在。”
“你自然也會去的，不是麼，文澤爾？你當然願意知道些更詳細的東西?”，卡爾問我。
我僅是點點頭，並沒有回答什麼——卡爾或許會認為我此刻的樣子有些沮喪吧：這倒無所謂。我現在依舊在思考這個案子——這些新的線索和見證人，並不見得就能夠否定掉我之前的那個假設。不過，我倒是更加確信：
我們面對的確實是一個狡猾至極的傢伙。
我的腦中已經有了些新的假設，我也同樣需要一些新的線索來證明他們。
正在我們打算離開停屍房的時候，戴維斯匆匆地回來了：
“證物科的結果出來了。”，他對積格勒說，“醫師證上沒有任何指紋——犯人應該已經仔細地自己的指紋給清理掉了?”
“同時也擦去了博士原來留下的指紋?”，積格勒自言自語。
“上午那張紙的結果呢？”，卡爾有些著急地問。
“查到了幾個指紋，但並不能確定是誰的?”，戴維斯有些忐忑地說。
“什麼叫‘不能確定’，”，卡爾對這樣的說法很不滿意，“如果不是捷爾特博士或者狄爾瑟女士的，就一定是兇手的了——還可能是誰的呢？”
“這可不見得?”，積格勒說。
我也點點頭。
“而且，”，戴維斯說，“證物科目前並沒有捷爾特博士的指模樣本?”，他看了一眼眼前的這具無頭屍體，“顯然我們無法從這具屍體上得到指模?不過，他們已經派人去博士家取證了。明天應該會有結果。”
實際上，我們偵探社就有現成的博士指紋樣本，但我並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懶得專程回去取一趟。而且，總該讓總局證物科的那幫傢伙有些事情忙才是。
“那個塗抹的痕跡呢？”，我問。
“似乎還在分析中?”，戴維斯回答，“目前知道的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油墨——這種情況下，他們那邊的人說?要想還原已經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專家鑑定需要不少的時間，而且不一定有結果?”
戴維斯想了想，接著說道：
“另外，第三醫院今年七月才剛剛開始建立員工的DNA檔案。因為他們醫院的員工數量很多，據說需要將近半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目前正在進行的有急診科、外科、耳鼻喉科和住院部，其它部門似乎還沒有開始?這些是我從電話里打聽到的，不見得是準確的消息，但大體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謝謝。”，我對戴維斯說，“我能要一份DNA和血型鑑定結果的複印件麼？”，我問他，指了指眼前的這具屍體。
“當然。”，戴維斯有氣無力地回答——這一趟下來，他想必是累壞了。
第四節 重返第三醫院
“Aimez-vous cet endroit?”
“Oui,on y est bien.”
（法語：您喜歡這個地方麼？我喜歡，這兒很好。）“丟失的是安東尼醫生的衣服，眼鏡則是阿爾博特先生的——他昨晚下班時，將他忘在換衣間了?他經常這樣。”
說這話的是昨晚負責八點到十二點時間段的值班醫生威廉·格拉蒙。我環顧了一遍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換衣間，並且探出頭去看了看窗外——雖然這個房間和博士昨晚所在的觀察室之間隔著兩個房間，但通過窗外連接的防火通道，加上一點開窗的小技巧，是很容易在這兩個房間之間往返的。換衣間在這個樓層里有兩個：稍大些的那個是護士專用的（因為她們在人數上占據優勢），和護士值班室之間隔著一道門。醫生值班室和護士值班室相鄰，但離這換衣間稍遠——大概相隔五到六個觀察室（其中包括一個擁有六個床位的大觀察室），其中包括一個拐彎，以及連通到住院部和急診室的兩個架空走道。
“我恰恰想到過這一點，”，卡爾答道，“根據其中一位頗有經驗的護士的說法，那些擔架車下面的置物櫃裡，偶爾也會裝上一些頗重的急救設施——據說那輛擔架車確實是挺重的。這是護士喬希說的：在急診通道的一個下坡拐彎處，車幾乎都要傾斜了。”
“他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回過頭來看的那一眼?”，積格勒說——他低頭想了一下，問道：
“目的地醫院呢？”
“第二醫院。不過那輛轉診的急救車至今都沒有消息——除了隨行醫生之外，還有一位名叫埃塞爾·凱澤（Ethel·Kaiser）的年輕女護士和一位司機，現在很可能也已經?”，卡爾沒有說下去。
“那位醫生沒說過什麼話麼？”，我問，“在推過躺著塔芙妮的擔架車的時候，他肯定對急診科室的醫生說過一些話的——他至少也定下了轉診目的地。”
“沒錯。他對維甘說‘複合麻醉事故，錯用氯胺酮?患者嚴重心臟代償失調。手術室已經聯繫過，速轉第二醫院?’——天知道他是從哪裡學來這些專業詞彙的。”，卡爾答道。
“聲音特徵呢？有沒有法國口音？”，積格勒問。
“急匆匆的一句話?”，卡爾無可奈何地說，“法國口音也沒有那麼容易聽出的——這點我倒是忽略了。反正等會兒我準備再去趟第三醫院——我們這次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第二次現場勘查，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切乎實際的線索?”
“我當然樂意回去換下這套奇怪的衣服，”，積格勒扯了扯自己的病人裝，“它使我渾身都不自在。”
“你自然也會去的，不是麼，文澤爾？你當然願意知道些更詳細的東西?”，卡爾問我。
我僅是點點頭，並沒有回答什麼——卡爾或許會認為我此刻的樣子有些沮喪吧：這倒無所謂。我現在依舊在思考這個案子——這些新的線索和見證人，並不見得就能夠否定掉我之前的那個假設。不過，我倒是更加確信：
我們面對的確實是一個狡猾至極的傢伙。
我的腦中已經有了些新的假設，我也同樣需要一些新的線索來證明他們。
正在我們打算離開停屍房的時候，戴維斯匆匆地回來了：
“證物科的結果出來了。”，他對積格勒說，“醫師證上沒有任何指紋——犯人應該已經仔細地自己的指紋給清理掉了?”
“同時也擦去了博士原來留下的指紋?”，積格勒自言自語。
“上午那張紙的結果呢？”，卡爾有些著急地問。
“查到了幾個指紋，但並不能確定是誰的?”，戴維斯有些忐忑地說。
“什麼叫‘不能確定’，”，卡爾對這樣的說法很不滿意，“如果不是捷爾特博士或者狄爾瑟女士的，就一定是兇手的了——還可能是誰的呢？”
“這可不見得?”，積格勒說。
我也點點頭。
“而且，”，戴維斯說，“證物科目前並沒有捷爾特博士的指模樣本?”，他看了一眼眼前的這具無頭屍體，“顯然我們無法從這具屍體上得到指模?不過，他們已經派人去博士家取證了。明天應該會有結果。”
實際上，我們偵探社就有現成的博士指紋樣本，但我並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懶得專程回去取一趟。而且，總該讓總局證物科的那幫傢伙有些事情忙才是。
“那個塗抹的痕跡呢？”，我問。
“似乎還在分析中?”，戴維斯回答，“目前知道的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油墨——這種情況下，他們那邊的人說?要想還原已經基本上不太可能了。專家鑑定需要不少的時間，而且不一定有結果?”
戴維斯想了想，接著說道：
“另外，第三醫院今年七月才剛剛開始建立員工的DNA檔案。因為他們醫院的員工數量很多，據說需要將近半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目前正在進行的有急診科、外科、耳鼻喉科和住院部，其它部門似乎還沒有開始?這些是我從電話里打聽到的，不見得是準確的消息，但大體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謝謝。”，我對戴維斯說，“我能要一份DNA和血型鑑定結果的複印件麼？”，我問他，指了指眼前的這具屍體。
“當然。”，戴維斯有氣無力地回答——這一趟下來，他想必是累壞了。
第四節 重返第三醫院
“Aimez-vous cet endroit?”
“Oui,on y est bien.”
（法語：您喜歡這個地方麼？我喜歡，這兒很好。）“丟失的是安東尼醫生的衣服，眼鏡則是阿爾博特先生的——他昨晚下班時，將他忘在換衣間了?他經常這樣。”
說這話的是昨晚負責八點到十二點時間段的值班醫生威廉·格拉蒙。我環顧了一遍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換衣間，並且探出頭去看了看窗外——雖然這個房間和博士昨晚所在的觀察室之間隔著兩個房間，但通過窗外連接的防火通道，加上一點開窗的小技巧，是很容易在這兩個房間之間往返的。換衣間在這個樓層里有兩個：稍大些的那個是護士專用的（因為她們在人數上占據優勢），和護士值班室之間隔著一道門。醫生值班室和護士值班室相鄰，但離這換衣間稍遠——大概相隔五到六個觀察室（其中包括一個擁有六個床位的大觀察室），其中包括一個拐彎，以及連通到住院部和急診室的兩個架空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