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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深信帶“控制”功能的信用卡是個金點子，於是我向一家大銀行請求約見。令我非常高興的是，這家信譽卓著的銀行竟然予以回應，並且建議我到他們的紐約總部去。
幾個星期後我到了該公司的紐約總部，在接待處耽擱了一小會兒，被帶到了一間現代化會議室。透過厚厚的落地玻璃窗從高空下望，曼哈頓的金融區歷歷在目，川流不息的黃色計程車在雨中蠕動。幾分鐘後，房間裡就坐上了六七位高級銀行主管，包括銀行信用卡分部的負責人。
我先講述拖沓惡習會給大家都帶來什麼問題。在個人財務領域，我說，它造成我們大家忽視儲蓄的重要性——信貸隨手可得，這一誘惑使我們的壁櫥里堆滿了自己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出來，我的話引起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共鳴。
接著我開始講述美國人如何陷入了可怕的對信用卡的過度依賴，他們如何被債務活活吃掉，他們又如何在掙扎著尋找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遭受打擊最重的群體之一是美國的老人，實際上，從1992年~2004年間，年齡55歲以上老人負債率的增長比美國其他年齡段人群都要快，他們中有人甚至用信用卡來填補醫療保險費，有些人還可能失去他們的家產。
我開始感到自己就像電影《風雲人物》中的喬治？貝利在乞求免除貸款債務一樣。主管們開始發言，多數講到了他們的親戚、配偶和朋友（當然沒有他們自己）如何遭遇信用債務的麻煩。我們做了詳細的討論。
既然鋪墊已經做好，我開始講解使用“自我控制信用卡”幫助消費者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構想。一開始我覺得這些銀行家們有點吃驚，難道我不知道銀行和信用卡機構每年從卡上獲得的利息就有170億美元？老天哪！他們可能放棄嗎？
不過，我也不會那麼天真。我向銀行家們解釋說自我控制信用卡這一構想背後有著巨大的商機，“你們看，”我說，“信用卡生意面臨你死我活的競爭，你們每年發出60億封直接郵件，但是各公司提供的信用卡大同小異。”他們雖然不情願，但承認我說的是事實。“不過，假如有一家信用卡公司從其中站出來，”我繼續說，“加入到消費者一邊來——為陷入信貸恐慌的消費者充當辯護人，會怎麼樣呢？假如有一家公司有膽量提供一種信用卡，它能幫助消費者控制信貸，或者更進一步，把一部分錢轉入定期儲蓄，會怎麼樣？”我向房間裡環視了一下，“我敢打賭成千上萬的消費者會把其他公司的信用卡一剪兩半作廢——轉而申請你們的！”
一陣興奮的熱浪席捲整個房間。銀行家們點著頭，互相交談。他們一一和我握手，對我說，不久一定還要約我再來談一次。
不過，他們約我再談的事情就像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可能他們擔心失去每年170億美元的利息，或者是過去的拖沓惡習依然故我）。但是我想設計一種有自我控制功能的信用卡的想法沒變——可能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邁出下一步。
所有權的高昂代價（1）
為什麼我們會高估自己的一切？
為什麼賣主總比買主的估價高？
為什麼你不願意以高價接受自己已買不到的球票？
“試用”促銷是怎麼綁住你的？
“30天不滿意全額退款”要的什麼鬼把戲？
“倒票”實驗
在杜克大學，籃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介於狂熱的業餘愛好與虔誠的宗教活動之間。學校的籃球館狹小陳舊，吸音效果也差——比賽時觀眾席上的助威吶喊聲此起彼伏，混雜迴蕩，成為滾滾巨雷，足以使人們的腎上腺素激增。球館狹小自然能使人們與球員親密接觸，卻沒有足夠的座位容納翹首以待的球迷。不過，話說回來了，杜克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勁兒；校方也根本沒有打算把狹小擁擠的籃球館翻修擴建，把規模增大一些。為了合理分配球票，多年來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選擇程序，把真正的鐵桿球迷與一般大眾區分開來。
儘管春季學期還沒開學，想看球賽的學生已經在籃球館外的空間糙地上搭起了帳篷。每個帳篷住10個學生。最先到的把帳篷搭在離球館入口最近處，晚到的依次序排在後面。這一不斷增長的群體被稱作“克日澤斯維斯基城”，表達了學生們對新賽季本隊勝利的熱情期盼以及對主教練“克大爺”——麥克？克日澤斯維斯基的衷心愛戴。
於是汽笛聲不定時地響起，這時很容易就知道一個人是不是鐵桿球迷，血管里流的是不是正宗杜克球迷的“藍血”了。汽笛一拉響，倒計時開始，5分鐘內，以帳篷為單位，每個帳篷中最少要有一個人到籃球協會那裡簽到登記。如果5分鐘內哪個帳篷沒有人去登記，全帳篷的人就被淘汰出局，到最後面重新排隊。這一過程要持續到春季學期結束，到球賽開始前48小時達到白熱化的頂點。
到了賽前48小時，“帳篷簽到”改為“個人登記”。在這一階段，帳篷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僅僅是一個共同居住的場所了：汽笛一響，每個人都必須單獨去向籃球協會登記。如果錯過一次“個人登記”那就要失掉本輪資格回到最後重新排隊。汽笛聲在普通比賽階段只會隔一段時間響一次，但到了大賽階段（例如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比賽以及全國錦標賽期間），白天黑夜24小時隨時都能聽到汽笛鳴叫。
但上面說的還算不上是這一宗教儀式般的現象中最奇特的部分。最奇特的程序是在真正的頂級賽事期間，例如全國比賽的冠軍爭奪戰，這時即使排在最前面的學生也不一定能拿到票。與一般賽事不同，他們每人只能得到一個搖簽號碼。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擁擠到學生中心的一張中簽名單前面，才知道究竟花落誰家，哪些人能最終拿到決賽門票。
1994年春天，我和INSEAD商學院教授濟夫？卡蒙漫步在杜克校園，經過帳篷營地時，耳邊響起了汽笛聲。眼前的一切觸動了我們，這不就是一次活生生的實驗嗎？住帳篷的那些學生都眼巴巴地盼望能看到籃球賽。他們長時間住帳篷等的就是這個特別機會。但是，搖簽一結束，幾人歡樂幾人愁——一部分人拿到了票，另一些則是無功而返。
問題是這樣的：那些得到票的學生比那些沒有得到門票的學生更珍視自己的門票嗎？雖然後者同樣地努力爭取過。我們假定得到票的學生會更加珍視。我們假定的出發點是“敝帚自珍”，一旦我們擁有某物——不管是一輛汽車還是一把小提琴，一隻貓還是一把棒球拍——我們對它的估價就會比別人高。
我們先想一下。為什麼房屋的賣主對它的估價要比買主要高？為什麼汽車的賣方期望的價格要比買方的高？在許多交易中，為什麼物品所有人索要的價格比買方想出的價格要高？有句老話，“你的天花板是別人的地板”。你如果是所有者，你就在天花板上；你如果是買方，你就在地板上。
當然了，總有例外。例如，我有個朋友帶著滿滿一箱子唱片去甩賣，僅僅因為他不願意再帶著它們搬來搬去。過來的第一個人出價25美元（其實他連唱片名都沒看），我朋友就接受了。那個人很可能第二天轉手賣了10倍的價錢。真的，如果我們老是高估我們擁有的東西，就不會有所謂的路邊古董奇遇了。（“這個牛角火藥筒你想出多少錢買？五美元？我告訴你，你淘到的可是個國寶啊！”）
把這個例外的提醒先放到一邊，我們仍然相信，多數情況下，一旦擁有了某物，它在我們心目中就更值錢了。這樣說對嗎？那些得到門票的杜克大學學生——他們可以預想站在擁擠的看台，球員們在場內飛奔。他們對球票的估價比那些沒得到票的要高嗎？要得出答案，只有一個好辦法：實驗。
在這次實驗中，我和濟夫將會從那些持有球票的學生手裡買票，再賣給那些沒得到票的。不錯，我們要當一回票販子。
實驗
那天晚上我們弄到一份名單，上面有中籤得到票的學生，也有沒得到票的，我們就開始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打給了威廉，化學專業四年級學生。威廉很忙。上星期他一直待在帳篷里，落下一大堆功課要趕，還有很多郵件要回。他很不開心，因為他好不容易排到了前面，但運氣不好，搖簽沒搖中，還是沒得到票。
“你好，威廉，”我說，“我知道你沒拿到四強賽球票。”
“是啊。”
“我們可以賣給你一張。”
“太棒了。”
“你願意出多少錢？”
“100美元怎麼樣？”
“太少了，”我哈哈大笑，“你得出高一些。”
幾個星期後我到了該公司的紐約總部，在接待處耽擱了一小會兒，被帶到了一間現代化會議室。透過厚厚的落地玻璃窗從高空下望，曼哈頓的金融區歷歷在目，川流不息的黃色計程車在雨中蠕動。幾分鐘後，房間裡就坐上了六七位高級銀行主管，包括銀行信用卡分部的負責人。
我先講述拖沓惡習會給大家都帶來什麼問題。在個人財務領域，我說，它造成我們大家忽視儲蓄的重要性——信貸隨手可得，這一誘惑使我們的壁櫥里堆滿了自己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不一會兒就可以看出來，我的話引起了在場每一個人的共鳴。
接著我開始講述美國人如何陷入了可怕的對信用卡的過度依賴，他們如何被債務活活吃掉，他們又如何在掙扎著尋找擺脫這一困境的出路。遭受打擊最重的群體之一是美國的老人，實際上，從1992年~2004年間，年齡55歲以上老人負債率的增長比美國其他年齡段人群都要快，他們中有人甚至用信用卡來填補醫療保險費，有些人還可能失去他們的家產。
我開始感到自己就像電影《風雲人物》中的喬治？貝利在乞求免除貸款債務一樣。主管們開始發言，多數講到了他們的親戚、配偶和朋友（當然沒有他們自己）如何遭遇信用債務的麻煩。我們做了詳細的討論。
既然鋪墊已經做好，我開始講解使用“自我控制信用卡”幫助消費者減少消費增加儲蓄這一構想。一開始我覺得這些銀行家們有點吃驚，難道我不知道銀行和信用卡機構每年從卡上獲得的利息就有170億美元？老天哪！他們可能放棄嗎？
不過，我也不會那麼天真。我向銀行家們解釋說自我控制信用卡這一構想背後有著巨大的商機，“你們看，”我說，“信用卡生意面臨你死我活的競爭，你們每年發出60億封直接郵件，但是各公司提供的信用卡大同小異。”他們雖然不情願，但承認我說的是事實。“不過，假如有一家信用卡公司從其中站出來，”我繼續說，“加入到消費者一邊來——為陷入信貸恐慌的消費者充當辯護人，會怎麼樣呢？假如有一家公司有膽量提供一種信用卡，它能幫助消費者控制信貸，或者更進一步，把一部分錢轉入定期儲蓄，會怎麼樣？”我向房間裡環視了一下，“我敢打賭成千上萬的消費者會把其他公司的信用卡一剪兩半作廢——轉而申請你們的！”
一陣興奮的熱浪席捲整個房間。銀行家們點著頭，互相交談。他們一一和我握手，對我說，不久一定還要約我再來談一次。
不過，他們約我再談的事情就像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了。（可能他們擔心失去每年170億美元的利息，或者是過去的拖沓惡習依然故我）。但是我想設計一種有自我控制功能的信用卡的想法沒變——可能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邁出下一步。
所有權的高昂代價（1）
為什麼我們會高估自己的一切？
為什麼賣主總比買主的估價高？
為什麼你不願意以高價接受自己已買不到的球票？
“試用”促銷是怎麼綁住你的？
“30天不滿意全額退款”要的什麼鬼把戲？
“倒票”實驗
在杜克大學，籃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介於狂熱的業餘愛好與虔誠的宗教活動之間。學校的籃球館狹小陳舊，吸音效果也差——比賽時觀眾席上的助威吶喊聲此起彼伏，混雜迴蕩，成為滾滾巨雷，足以使人們的腎上腺素激增。球館狹小自然能使人們與球員親密接觸，卻沒有足夠的座位容納翹首以待的球迷。不過，話說回來了，杜克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勁兒；校方也根本沒有打算把狹小擁擠的籃球館翻修擴建，把規模增大一些。為了合理分配球票，多年來逐漸形成了一套複雜的選擇程序，把真正的鐵桿球迷與一般大眾區分開來。
儘管春季學期還沒開學，想看球賽的學生已經在籃球館外的空間糙地上搭起了帳篷。每個帳篷住10個學生。最先到的把帳篷搭在離球館入口最近處，晚到的依次序排在後面。這一不斷增長的群體被稱作“克日澤斯維斯基城”，表達了學生們對新賽季本隊勝利的熱情期盼以及對主教練“克大爺”——麥克？克日澤斯維斯基的衷心愛戴。
於是汽笛聲不定時地響起，這時很容易就知道一個人是不是鐵桿球迷，血管里流的是不是正宗杜克球迷的“藍血”了。汽笛一拉響，倒計時開始，5分鐘內，以帳篷為單位，每個帳篷中最少要有一個人到籃球協會那裡簽到登記。如果5分鐘內哪個帳篷沒有人去登記，全帳篷的人就被淘汰出局，到最後面重新排隊。這一過程要持續到春季學期結束，到球賽開始前48小時達到白熱化的頂點。
到了賽前48小時，“帳篷簽到”改為“個人登記”。在這一階段，帳篷就不再是一個整體，而僅僅是一個共同居住的場所了：汽笛一響，每個人都必須單獨去向籃球協會登記。如果錯過一次“個人登記”那就要失掉本輪資格回到最後重新排隊。汽笛聲在普通比賽階段只會隔一段時間響一次，但到了大賽階段（例如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比賽以及全國錦標賽期間），白天黑夜24小時隨時都能聽到汽笛鳴叫。
但上面說的還算不上是這一宗教儀式般的現象中最奇特的部分。最奇特的程序是在真正的頂級賽事期間，例如全國比賽的冠軍爭奪戰，這時即使排在最前面的學生也不一定能拿到票。與一般賽事不同，他們每人只能得到一個搖簽號碼。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擁擠到學生中心的一張中簽名單前面，才知道究竟花落誰家，哪些人能最終拿到決賽門票。
1994年春天，我和INSEAD商學院教授濟夫？卡蒙漫步在杜克校園，經過帳篷營地時，耳邊響起了汽笛聲。眼前的一切觸動了我們，這不就是一次活生生的實驗嗎？住帳篷的那些學生都眼巴巴地盼望能看到籃球賽。他們長時間住帳篷等的就是這個特別機會。但是，搖簽一結束，幾人歡樂幾人愁——一部分人拿到了票，另一些則是無功而返。
問題是這樣的：那些得到票的學生比那些沒有得到門票的學生更珍視自己的門票嗎？雖然後者同樣地努力爭取過。我們假定得到票的學生會更加珍視。我們假定的出發點是“敝帚自珍”，一旦我們擁有某物——不管是一輛汽車還是一把小提琴，一隻貓還是一把棒球拍——我們對它的估價就會比別人高。
我們先想一下。為什麼房屋的賣主對它的估價要比買主要高？為什麼汽車的賣方期望的價格要比買方的高？在許多交易中，為什麼物品所有人索要的價格比買方想出的價格要高？有句老話，“你的天花板是別人的地板”。你如果是所有者，你就在天花板上；你如果是買方，你就在地板上。
當然了，總有例外。例如，我有個朋友帶著滿滿一箱子唱片去甩賣，僅僅因為他不願意再帶著它們搬來搬去。過來的第一個人出價25美元（其實他連唱片名都沒看），我朋友就接受了。那個人很可能第二天轉手賣了10倍的價錢。真的，如果我們老是高估我們擁有的東西，就不會有所謂的路邊古董奇遇了。（“這個牛角火藥筒你想出多少錢買？五美元？我告訴你，你淘到的可是個國寶啊！”）
把這個例外的提醒先放到一邊，我們仍然相信，多數情況下，一旦擁有了某物，它在我們心目中就更值錢了。這樣說對嗎？那些得到門票的杜克大學學生——他們可以預想站在擁擠的看台，球員們在場內飛奔。他們對球票的估價比那些沒得到票的要高嗎？要得出答案，只有一個好辦法：實驗。
在這次實驗中，我和濟夫將會從那些持有球票的學生手裡買票，再賣給那些沒得到票的。不錯，我們要當一回票販子。
實驗
那天晚上我們弄到一份名單，上面有中籤得到票的學生，也有沒得到票的，我們就開始打電話。第一個電話打給了威廉，化學專業四年級學生。威廉很忙。上星期他一直待在帳篷里，落下一大堆功課要趕，還有很多郵件要回。他很不開心，因為他好不容易排到了前面，但運氣不好，搖簽沒搖中，還是沒得到票。
“你好，威廉，”我說，“我知道你沒拿到四強賽球票。”
“是啊。”
“我們可以賣給你一張。”
“太棒了。”
“你願意出多少錢？”
“100美元怎麼樣？”
“太少了，”我哈哈大笑，“你得出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