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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正新副教授從7個方面分析了張君搶劫殺人的根源和作案心理。
厭惡勞動，是張君犯罪心理形成的最基礎原因，也是他走上搶劫殺人道路的原始動力。
流浪成性，家庭觀念淡薄，為張君在全國各地流竄作案打下了基礎，創造了快速作案、迅速逃跑的條件。張君在重慶作案，在湖北作案，還在湖南作案，這與他長期過著流浪生活有關。
豐富了犯罪經驗，強化了張君的搶劫殺人動機。張君從1993年開始，至2000年9月1日，夥同他人先後在5省市作案17起，殺死26人、傷20人，搶劫現金和金銀手飾折合人民幣600餘萬元。不斷作案，使他積累了犯罪的經驗；屢次作案成功，誘惑他不斷冒更大的風險，製造更大的案子，搶劫更多的錢財。
不斷作案，使張君養成了犯罪的習慣，像條件反射一樣，形成了一定的“犯罪定勢”、人格定勢：要獲取錢財，就必須搶劫。因此張君在搶劫時才毫不動搖，無所畏懼。
毫無道德、倫理觀念，使張君成為一個典型的“悖德狂”。張君在作案時，搶劫、殺人一點也不眨眼，缺乏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心和憐憫心。
案子未及時破獲，讓張君產生了僥倖心理，因此他不斷搶劫殺人，危害社會。
女人成為張君作惡的工具。張君每個案子的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女人，這除了本身異性相互吸引的因素外，在女人面前，張君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和成就感。二者相互依賴，相互壯膽，於是便有了驚天大案。
心理學家：反社會型變態狂
張君終於落網了。他身上的血債，命案，讓人髮指。張君好色、殘忍、狂妄。他的這一行徑，令人百思不解。張君的人格早就異化變態了。”——重慶市榮格心理諮詢所所長周矩分析了張君的人格。
周矩說，張君的作為在心理學上稱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西方稱為“悖德型變態人格”。這種人往往有貧困的家庭背景，沒有愛和溫暖。張君生長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有兄妹7人。14歲母親去世。張君失去母愛後，他的性格變得更加頑劣，常常惡作劇。17歲讀高一時，他曾持力傷人被勞教三年。1983年，張君用三把匕首，強迫女友肖月娥的父親同意他與其女兒的婚事。
殘忍，有極強的欲望：不顧他人的感受，做事無後悔之心；不惜一切代價滿足欲望；性生活輕浮，方式和對象與本人不相稱等等，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主要表現。一般人尋找年輕、美麗的女人為妻子或情人，從美感上獲得快感和滿足。而張君尋找的女人、最大的比他大17歲。他已沒有正常人的愛情和性慾，一切都是服務於他的目的。女人不過是作案的一個又一個工具。實際上，這時的張君已失去了人性。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攻擊性極強，以對社會的尋釁，看見社會的不安和他人的流血為快感，從而平衡自己早年艱苦生活的感受。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對社會威脅很大，是典型的人渣，就是在西方，也在必須清除之列。
社會學家：道德與管理的雙重危機
“張君的犯罪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單獨的個案，對整個社會來說，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是一名社會學專家對渝湘鄂大劫案的解釋。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社會充斥著浮躁的物慾橫流，人們對金錢的瘋狂崇拜，刺激著空虛的精神家園。”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鍾瑤奇女士說，在這個缺乏道德約束的空當期，為物慾膨脹的心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膽，都要瘋狂。像張君，出生於農村，知識貧乏，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因為精神空虛的刺激挺而走險。他卻不認為自己在犯罪，他覺得自己是在做前所未有的大事，一件能填補自己精神空虛的“事業”。
“張君犯罪，從社會學角度看也是個人主義泛濫，責任感淪喪的惡果。”鍾瑤奇說，從張君接受審訊的情況看，他壓根就沒有想過自己的所作所為對社會和他人的危害，也從來沒有過內疚的心理，社會的道德和規範在他眼中全是虛幻的東西。”
鍾瑤奇稱，換一個角度來看，農民進城與人口的流動，讓許多社會問題暴露無遺，尤其是社會在發展，社會管理卻嚴重滯後，導致新矛盾與舊管理不斷的衝突，社會犯罪走向惡性化和極端化。張君和他的同夥大多數是農民，都有進城打工的經歷，農民進城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還將引發出更多的社會矛盾和惡性案件。鍾瑤奇對農民進城的管理問題提同沉重的優思。
鍾瑤奇認為，張君的案子，廣東番禺的案子以及許多令人震驚的大案，都向政府及公安部門提出了新的課題。
第八章：血案全記錄（一）張君最初幾件血案
……惡魔的成長……殺人的開始……逃竄雲南買槍……重慶血案……
惡魔的成長
1966年11月3日，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安福鄉一個農婦產下一子，她萬萬想不到這個兒子竟是惡魔的化身。
安福鄉地處偏僻落後的湘鄂兩省交界處。而常德自古就是湘西的門戶。看過《烏龍山剿匪記》的人，顯然對湘西土匪留下深刻印象。雖不能說湘西盛產土匪，但一旦成匪便容易成為惡匪。這樣的印象不完全正確，因為湘西人本質很純樸，民間有尚武之風。沈從文在描述常德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民間水手善於打架的特長。張君自小就對武術著迷，且習性好強爭勝，打架如同家常便飯。
厭惡勞動，是張君犯罪心理形成的最基礎原因，也是他走上搶劫殺人道路的原始動力。
流浪成性，家庭觀念淡薄，為張君在全國各地流竄作案打下了基礎，創造了快速作案、迅速逃跑的條件。張君在重慶作案，在湖北作案，還在湖南作案，這與他長期過著流浪生活有關。
豐富了犯罪經驗，強化了張君的搶劫殺人動機。張君從1993年開始，至2000年9月1日，夥同他人先後在5省市作案17起，殺死26人、傷20人，搶劫現金和金銀手飾折合人民幣600餘萬元。不斷作案，使他積累了犯罪的經驗；屢次作案成功，誘惑他不斷冒更大的風險，製造更大的案子，搶劫更多的錢財。
不斷作案，使張君養成了犯罪的習慣，像條件反射一樣，形成了一定的“犯罪定勢”、人格定勢：要獲取錢財，就必須搶劫。因此張君在搶劫時才毫不動搖，無所畏懼。
毫無道德、倫理觀念，使張君成為一個典型的“悖德狂”。張君在作案時，搶劫、殺人一點也不眨眼，缺乏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心和憐憫心。
案子未及時破獲，讓張君產生了僥倖心理，因此他不斷搶劫殺人，危害社會。
女人成為張君作惡的工具。張君每個案子的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女人，這除了本身異性相互吸引的因素外，在女人面前，張君有著強烈的表現欲和成就感。二者相互依賴，相互壯膽，於是便有了驚天大案。
心理學家：反社會型變態狂
張君終於落網了。他身上的血債，命案，讓人髮指。張君好色、殘忍、狂妄。他的這一行徑，令人百思不解。張君的人格早就異化變態了。”——重慶市榮格心理諮詢所所長周矩分析了張君的人格。
周矩說，張君的作為在心理學上稱為“反社會型人格障礙，”西方稱為“悖德型變態人格”。這種人往往有貧困的家庭背景，沒有愛和溫暖。張君生長在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有兄妹7人。14歲母親去世。張君失去母愛後，他的性格變得更加頑劣，常常惡作劇。17歲讀高一時，他曾持力傷人被勞教三年。1983年，張君用三把匕首，強迫女友肖月娥的父親同意他與其女兒的婚事。
殘忍，有極強的欲望：不顧他人的感受，做事無後悔之心；不惜一切代價滿足欲望；性生活輕浮，方式和對象與本人不相稱等等，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主要表現。一般人尋找年輕、美麗的女人為妻子或情人，從美感上獲得快感和滿足。而張君尋找的女人、最大的比他大17歲。他已沒有正常人的愛情和性慾，一切都是服務於他的目的。女人不過是作案的一個又一個工具。實際上，這時的張君已失去了人性。
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攻擊性極強，以對社會的尋釁，看見社會的不安和他人的流血為快感，從而平衡自己早年艱苦生活的感受。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對社會威脅很大，是典型的人渣，就是在西方，也在必須清除之列。
社會學家：道德與管理的雙重危機
“張君的犯罪不能簡單地看作是單獨的個案，對整個社會來說，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是一名社會學專家對渝湘鄂大劫案的解釋。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社會充斥著浮躁的物慾橫流，人們對金錢的瘋狂崇拜，刺激著空虛的精神家園。”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鍾瑤奇女士說，在這個缺乏道德約束的空當期，為物慾膨脹的心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膽，都要瘋狂。像張君，出生於農村，知識貧乏，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因為精神空虛的刺激挺而走險。他卻不認為自己在犯罪，他覺得自己是在做前所未有的大事，一件能填補自己精神空虛的“事業”。
“張君犯罪，從社會學角度看也是個人主義泛濫，責任感淪喪的惡果。”鍾瑤奇說，從張君接受審訊的情況看，他壓根就沒有想過自己的所作所為對社會和他人的危害，也從來沒有過內疚的心理，社會的道德和規範在他眼中全是虛幻的東西。”
鍾瑤奇稱，換一個角度來看，農民進城與人口的流動，讓許多社會問題暴露無遺，尤其是社會在發展，社會管理卻嚴重滯後，導致新矛盾與舊管理不斷的衝突，社會犯罪走向惡性化和極端化。張君和他的同夥大多數是農民，都有進城打工的經歷，農民進城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還將引發出更多的社會矛盾和惡性案件。鍾瑤奇對農民進城的管理問題提同沉重的優思。
鍾瑤奇認為，張君的案子，廣東番禺的案子以及許多令人震驚的大案，都向政府及公安部門提出了新的課題。
第八章：血案全記錄（一）張君最初幾件血案
……惡魔的成長……殺人的開始……逃竄雲南買槍……重慶血案……
惡魔的成長
1966年11月3日，湖南省常德市安鄉縣安福鄉一個農婦產下一子，她萬萬想不到這個兒子竟是惡魔的化身。
安福鄉地處偏僻落後的湘鄂兩省交界處。而常德自古就是湘西的門戶。看過《烏龍山剿匪記》的人，顯然對湘西土匪留下深刻印象。雖不能說湘西盛產土匪，但一旦成匪便容易成為惡匪。這樣的印象不完全正確，因為湘西人本質很純樸，民間有尚武之風。沈從文在描述常德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民間水手善於打架的特長。張君自小就對武術著迷，且習性好強爭勝，打架如同家常便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