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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死後不久，我就下決心要把我和漢娜的故事寫出來。從那時以來，我已經在腦子裡把我們的故事寫過多次了，每次總有點不一樣，總是有新的形象、新的情節和新的構思。這樣一來，除了我寫出來的版本外還有許多其他版本。有保障的是寫出來的版本是正確的版本，原因在於它是我寫出來的，而其他版本我沒有寫出來。已經寫出來的版本是它自己想被寫出來，其他許多版本不想被寫出來。
起初，我想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她，但是，我的記憶不是為這個目的而存在的。隨後我注意到，我們的故事是怎樣地從我的記憶中悄悄地消失。於是，我想通過寫作把我的記憶尋找回來。但是，就是寫作也沒有把記憶誘發出來。幾年來，我一直沒有雲觸捫及我們的故事，我們相安無事。這樣一來，它反而回來了，一個細節接著一個細節，以一種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確的方式回來了，使我對此不再傷心。一個多麼讓人傷心的故事：我過去常這樣想。這並不是說我現在認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認為它是屬實的。在這個前提下，它是傷心的還是幸福的問題就不重要了。
當我想起它時，無論如何我總是想這些。當我覺得受到了傷害時，過去受到傷害的感覺就又重現出來；當我覺得我對某事應負責任時，就會想起當時的那種負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麼，或懷念家鄉，那麼我就會感覺出當時的那種渴望和懷鄉情。我們的生活一環套一環，後一環總是離不開前一環，已經過去的沒有結束，而是活現在現實中。這些我懂。儘管如此，我有時對此還是感到難以承受。也許我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的目的還是為了擺脫它，儘管我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從紐約一回來，我就把漢娜的錢以她的名義匯給了"猶太反盲聯盟"。我收到了一封用電腦寫的簡訊，在信中，"猶太反盲聯盟"對漢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贈表示了感謝。兜里揣著那封信，我開車去了漢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我把它一夜讀完”
——對本哈德·施林克的讚詞
克利斯托夫·施扎納茨
德國和世界各地對《生死朗讀》的評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這正是我們不知不覺期盼已久的書。
這本書在初版後的四年內一周周、一天天、一個個鐘頭不斷向世界各地傳播。它成了獨特的暢銷書，不是聲勢浩大、大張旗鼓，也沒有宣傳GG戰，不是媒體炒作出來的，而是在深層，像地質構造的推移。在二十五個該書暢銷的國家，它並不是作為生日禮物從桌子上移到架子上，從沒人去翻閱（這通常是獲獎文學名著的命運），而是從一個人的手裡傳到另一個人的手裡，這些人讀過該書後都變得和以前不同。一開始讀時，他們都很好奇，幾個小時後不知所措，震驚地把這本薄薄的長篇小說放下，先是覺得腳下的地板在搖晃，接著覺得它都消失了。不管我問哪個讀過《生死朗讀》的人；他都說："我把它一夜看完。"
《生死朗讀》屬於"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生懺悔"。讀者好像在屏氣凝神地傾聽，著了魔似的，仿佛身臨其境。
卡夫卡說："書必須是鑿破我們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這本書就是這樣。
最早的讀者是評論家。他們把米歇爾和漢娜的故事這樣闡釋，戰後德國人之間無可救藥的關係象徵實際上繼續隱藏的納粹時代。十五歲的學生愛上了大他二十歲的隱瞞了雙重秘密的有軌電車售票員。學生象徵了無辜的新的一代，他們與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離，用海涅的話說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們也許知道這些故事，卻並不願知道這些故事，與其回憶它們不如忘了它們。"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戀人神秘失蹤和他自己成年後，成了反叛的大學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訴納粹一代的罪責。可當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漢娜時，她成了集中營審判中的被告，米歇爾理論支撐的道德標準頓時化為烏有。他明白了，他的愛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戀人過去的罪責有著同一個原因——漢娜不識字，這是她極力隱瞞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沒有為讓漢娜獲得自由而說出真相。施林克沒有指出男主人公這麼做對與不對，也沒有指出承認無法修正的一生大謊算不算尊重別人對命運的自主權。
《生死朗讀》也是作者就德國人對罪責和罪行看法進行的一段聞所未聞的獨白。《生死朗讀》是不是只是一本極具政治性的書？愛情故事是不是僅僅誘使讀者思考道德邊緣問題？我越陷入漢娜和米歇爾的故事，我就越懷疑。讀的次數越多，你就越能聽到在激動萬分地解開漢娜之謎時所沒聽到的聲音。
施林克在別的地方暗示人們．也可以這麼讀《生死朗讀》：偉大的、需要最細心呵護的愛情故事。作者有意把它隱藏在一個歷史寓言裡，越是半遮半掩就越光彩照人。施林克常自稱喜愛三月革命時的德國文學。和《生死朗讀》一樣，JohannPeterHel的一個故事也是以大街上的擁抱開始，以墓地上的擁抱結束。和《生死朗讀》一樣，它講了一個老婦重見她幾十年未變、冰涼的、死去的新郎。與她的"小情人"相比太老的漢娜知道自己會失去戀人，因為她不能說出秘密，她難道不像安徒生筆下的海的女兒嗎？海的女兒先是古老而永生，後來因為對王子的愛而變得脆弱而無法永生。她對於王子不也是一個無言的謎？施林克推崇的愛德華·墨里克在Peregrina系列中講了一個神學大學生和一個神秘地來又神秘地消失的陌生女人有一段愛情，這個女人對大學生的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
起初，我想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擺脫她，但是，我的記憶不是為這個目的而存在的。隨後我注意到，我們的故事是怎樣地從我的記憶中悄悄地消失。於是，我想通過寫作把我的記憶尋找回來。但是，就是寫作也沒有把記憶誘發出來。幾年來，我一直沒有雲觸捫及我們的故事，我們相安無事。這樣一來，它反而回來了，一個細節接著一個細節，以一種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確的方式回來了，使我對此不再傷心。一個多麼讓人傷心的故事：我過去常這樣想。這並不是說我現在認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認為它是屬實的。在這個前提下，它是傷心的還是幸福的問題就不重要了。
當我想起它時，無論如何我總是想這些。當我覺得受到了傷害時，過去受到傷害的感覺就又重現出來；當我覺得我對某事應負責任時，就會想起當時的那種負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麼，或懷念家鄉，那麼我就會感覺出當時的那種渴望和懷鄉情。我們的生活一環套一環，後一環總是離不開前一環，已經過去的沒有結束，而是活現在現實中。這些我懂。儘管如此，我有時對此還是感到難以承受。也許我把我們的故事寫出來的目的還是為了擺脫它，儘管我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從紐約一回來，我就把漢娜的錢以她的名義匯給了"猶太反盲聯盟"。我收到了一封用電腦寫的簡訊，在信中，"猶太反盲聯盟"對漢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贈表示了感謝。兜里揣著那封信，我開車去了漢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我把它一夜讀完”
——對本哈德·施林克的讚詞
克利斯托夫·施扎納茨
德國和世界各地對《生死朗讀》的評論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這正是我們不知不覺期盼已久的書。
這本書在初版後的四年內一周周、一天天、一個個鐘頭不斷向世界各地傳播。它成了獨特的暢銷書，不是聲勢浩大、大張旗鼓，也沒有宣傳GG戰，不是媒體炒作出來的，而是在深層，像地質構造的推移。在二十五個該書暢銷的國家，它並不是作為生日禮物從桌子上移到架子上，從沒人去翻閱（這通常是獲獎文學名著的命運），而是從一個人的手裡傳到另一個人的手裡，這些人讀過該書後都變得和以前不同。一開始讀時，他們都很好奇，幾個小時後不知所措，震驚地把這本薄薄的長篇小說放下，先是覺得腳下的地板在搖晃，接著覺得它都消失了。不管我問哪個讀過《生死朗讀》的人；他都說："我把它一夜看完。"
《生死朗讀》屬於"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生懺悔"。讀者好像在屏氣凝神地傾聽，著了魔似的，仿佛身臨其境。
卡夫卡說："書必須是鑿破我們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這本書就是這樣。
最早的讀者是評論家。他們把米歇爾和漢娜的故事這樣闡釋，戰後德國人之間無可救藥的關係象徵實際上繼續隱藏的納粹時代。十五歲的學生愛上了大他二十歲的隱瞞了雙重秘密的有軌電車售票員。學生象徵了無辜的新的一代，他們與父母在感情上不可分離，用海涅的話說這些父母身上有太多的故事，"人們也許知道這些故事，卻並不願知道這些故事，與其回憶它們不如忘了它們。"
故事的男主人公在戀人神秘失蹤和他自己成年後，成了反叛的大學生，代表他那一代人控訴納粹一代的罪責。可當他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漢娜時，她成了集中營審判中的被告，米歇爾理論支撐的道德標準頓時化為烏有。他明白了，他的愛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戀人過去的罪責有著同一個原因——漢娜不識字，這是她極力隱瞞的。然而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沒有為讓漢娜獲得自由而說出真相。施林克沒有指出男主人公這麼做對與不對，也沒有指出承認無法修正的一生大謊算不算尊重別人對命運的自主權。
《生死朗讀》也是作者就德國人對罪責和罪行看法進行的一段聞所未聞的獨白。《生死朗讀》是不是只是一本極具政治性的書？愛情故事是不是僅僅誘使讀者思考道德邊緣問題？我越陷入漢娜和米歇爾的故事，我就越懷疑。讀的次數越多，你就越能聽到在激動萬分地解開漢娜之謎時所沒聽到的聲音。
施林克在別的地方暗示人們．也可以這麼讀《生死朗讀》：偉大的、需要最細心呵護的愛情故事。作者有意把它隱藏在一個歷史寓言裡，越是半遮半掩就越光彩照人。施林克常自稱喜愛三月革命時的德國文學。和《生死朗讀》一樣，JohannPeterHel的一個故事也是以大街上的擁抱開始，以墓地上的擁抱結束。和《生死朗讀》一樣，它講了一個老婦重見她幾十年未變、冰涼的、死去的新郎。與她的"小情人"相比太老的漢娜知道自己會失去戀人，因為她不能說出秘密，她難道不像安徒生筆下的海的女兒嗎？海的女兒先是古老而永生，後來因為對王子的愛而變得脆弱而無法永生。她對於王子不也是一個無言的謎？施林克推崇的愛德華·墨里克在Peregrina系列中講了一個神學大學生和一個神秘地來又神秘地消失的陌生女人有一段愛情，這個女人對大學生的一生產生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