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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搖搖頭，慘白的臉上浮起同樣慘白的笑容，“當時不覺得疼痛，”他說，“當時只顧對付搶我箱子的人去了。”
我大吃一驚：“搶我箱子的人？”難道他手背上的傷痕不是作為“搶劫者”而是作為“受害者”留下的？當我忍不住說出我心中的疑惑時，他點點頭。我越發吃驚地問道：“當初搶你的人，難道就是後來拉你走上絕路的那幫人？你怎麼又與他們成為兄弟伙的呢？”
我一邊問一邊給他點燃香菸。在繚繞的煙霧中，他給我講述了從“受害者”到“害人者”的過程。
說實話，這類故事並沒引起我太多新鮮的地方，原本善良的人因為某種原因轉變為惡人的事例，大千世界比比皆是。但是，故事中那隻旅行箱卻引起了我的注意，箱子的主人不知道箱子裡面裝了些什麼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導致了江龍利由“受害者”變為“害人者”的呀。
那麼，他那隻箱子又是如何得來的呢？
當我問起旅行箱的來歷時，江龍利臉上頓時現出一種怪異的神態，匆匆地迴避道：“對不起，我想睡覺了。”
我雖然不相信一個生命僅剩十多個小時的死囚此刻還有心情睡什麼覺，但是他的態度卻越發堅定了我心中的疑惑。望著他故作低沉的眼皮，我只好採取曲線方式，一邊翻看著判決書一邊對他說道：“那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你出生在1975年7月15日，現在是1997年7月下旬，是你二十二歲的生日。雖然早已過了生日天了，但還沒超出一個月。”我輕輕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你明天上午就上路了，今生今世，讓我給你做最後一次生日吧。”
逝水流年：舊情“討”債(9)
我站起身，離開死牢，找到管教幹部，由我本人出錢為死囚江龍利單獨做了幾個好菜。
做生日的舉動在四個多小時後產生了效果。
那時候已經過了午夜。
於是，在1997年7月下旬一個霧氣濃重的凌晨，我聽到了一則討債人的故事。從那隻神秘的旅行箱開始，這個故事如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一樣溯回那座山清水秀的江橋村。我驚駭這個故事的傳奇性，也驚駭這個故事的種種不可思議性。在江龍利訴說的過程中，我無數次地搖頭，似乎想說明他的訴說不是真的。問題在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江龍利的生命僅剩幾個小時了，他有什麼理由要說假話呢？此其一；其二，這個故事中涉及到的許多社會真相，遠遠不是江龍利這樣低檔次的死囚編造得出來的。我問道：“桂姨、楊秘書他們……後來與你有過聯繫嗎？”
江龍利搖搖頭，慢慢說道：“我一直擔驚受怕，哪裡還敢與他們聯繫？”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唉，有時候想起來，太可怕了。”他重新燃起一支煙，濃濃的煙霧將他慘白的臉孔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接著幽幽地說道，“我搶了這麼多人，犯了死罪，確實該殺……唉，死就死吧。槍斃了，就當睡著了；睡著了，我就什麼也不用害怕了。”
我默默地退出死牢。
我本來還有若干的問題想問他，卻終於忍住，將滿心的疑問融入死牢外面黎明的黑暗中。
當日上午，死囚江龍利被執行了槍決。
紅影背景：陰謀“畫”策(1)
這是一篇關於記者的故事——準確地講，這是一篇敘述陰謀的文章。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記者有了無冕之王的別號。每當我們看到西方國家某些行為不端的高官政要在那些無孔不入的記者們的窮追猛打下，被迫向公眾檢討或辭職時，無冕之王煥發出的耀眼光環與巨大能量往往使我們眩暈。
那麼，在鮮花環繞的無冕之王的行列里，為什麼會出現走向絕路的陰謀家呢？
1 逃亡路上的“畫”策
1972年11月21日，元白出生在重慶市璧山縣一個叫新橋的小村莊。還在元白讀小學時，《重慶×報》社一位負責農業新聞的年輕記者在當地幾位幹部的陪同下光臨新橋村。若干年以後，元白依舊記得那位記者將溫暖綿軟的手掌蓋到他的頭上，順口將一位偉人的語錄從學校的牆壁上搬下來送給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年幼的元白當然無法關注到記者到底採訪了一些什麼內容，但是，給他深刻印象的卻是：一位年輕的記者居然能夠“調動”當地有頭有臉的幹部圍著他身前身後不停地做謙虛狀，須知，眾多的鄉下人包括元白的父母在內，都曾經遭受過幹部們雙手背在身後、兩腳踩著方步的大聲教育。於是，記者很厲害的種子就這樣埋到元白幼稚的心田裡。
很遺憾，元白尚未讀完小學便離開了學校，握起豬草刀走向艱辛的維生之路了。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元白在漸漸地長大，而多年前的那個記者夢卻日漸萎縮成一塊血痂牢牢地貼到他的心壁上。
正因為有了這塊血痂，才有了元白後來的記者生涯（後文將有敘述）。
1993年初，已經二十一歲的元白早已忘卻了那個久遠的記者夢，漂泊到大都市重慶，做了重慶××公司的業務員，實際上就是臨時推銷員。也許是童年時期那位記者留在他頭上的溫暖深刻地隱藏到他潛意識裡的緣故，成年後的元白保持著一個在眾多的低學歷打工仔中非常特殊的習慣：無論走到哪裡，只要發現《重慶×報》，他都會想方設法弄到手，如同舊式祠堂里的族長捧讀家譜一樣，津津有味地從報頭讀到報尾。
我大吃一驚：“搶我箱子的人？”難道他手背上的傷痕不是作為“搶劫者”而是作為“受害者”留下的？當我忍不住說出我心中的疑惑時，他點點頭。我越發吃驚地問道：“當初搶你的人，難道就是後來拉你走上絕路的那幫人？你怎麼又與他們成為兄弟伙的呢？”
我一邊問一邊給他點燃香菸。在繚繞的煙霧中，他給我講述了從“受害者”到“害人者”的過程。
說實話，這類故事並沒引起我太多新鮮的地方，原本善良的人因為某種原因轉變為惡人的事例，大千世界比比皆是。但是，故事中那隻旅行箱卻引起了我的注意，箱子的主人不知道箱子裡面裝了些什麼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導致了江龍利由“受害者”變為“害人者”的呀。
那麼，他那隻箱子又是如何得來的呢？
當我問起旅行箱的來歷時，江龍利臉上頓時現出一種怪異的神態，匆匆地迴避道：“對不起，我想睡覺了。”
我雖然不相信一個生命僅剩十多個小時的死囚此刻還有心情睡什麼覺，但是他的態度卻越發堅定了我心中的疑惑。望著他故作低沉的眼皮，我只好採取曲線方式，一邊翻看著判決書一邊對他說道：“那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你出生在1975年7月15日，現在是1997年7月下旬，是你二十二歲的生日。雖然早已過了生日天了，但還沒超出一個月。”我輕輕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你明天上午就上路了，今生今世，讓我給你做最後一次生日吧。”
逝水流年：舊情“討”債(9)
我站起身，離開死牢，找到管教幹部，由我本人出錢為死囚江龍利單獨做了幾個好菜。
做生日的舉動在四個多小時後產生了效果。
那時候已經過了午夜。
於是，在1997年7月下旬一個霧氣濃重的凌晨，我聽到了一則討債人的故事。從那隻神秘的旅行箱開始，這個故事如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一樣溯回那座山清水秀的江橋村。我驚駭這個故事的傳奇性，也驚駭這個故事的種種不可思議性。在江龍利訴說的過程中，我無數次地搖頭，似乎想說明他的訴說不是真的。問題在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江龍利的生命僅剩幾個小時了，他有什麼理由要說假話呢？此其一；其二，這個故事中涉及到的許多社會真相，遠遠不是江龍利這樣低檔次的死囚編造得出來的。我問道：“桂姨、楊秘書他們……後來與你有過聯繫嗎？”
江龍利搖搖頭，慢慢說道：“我一直擔驚受怕，哪裡還敢與他們聯繫？”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唉，有時候想起來，太可怕了。”他重新燃起一支煙，濃濃的煙霧將他慘白的臉孔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接著幽幽地說道，“我搶了這麼多人，犯了死罪，確實該殺……唉，死就死吧。槍斃了，就當睡著了；睡著了，我就什麼也不用害怕了。”
我默默地退出死牢。
我本來還有若干的問題想問他，卻終於忍住，將滿心的疑問融入死牢外面黎明的黑暗中。
當日上午，死囚江龍利被執行了槍決。
紅影背景：陰謀“畫”策(1)
這是一篇關於記者的故事——準確地講，這是一篇敘述陰謀的文章。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記者有了無冕之王的別號。每當我們看到西方國家某些行為不端的高官政要在那些無孔不入的記者們的窮追猛打下，被迫向公眾檢討或辭職時，無冕之王煥發出的耀眼光環與巨大能量往往使我們眩暈。
那麼，在鮮花環繞的無冕之王的行列里，為什麼會出現走向絕路的陰謀家呢？
1 逃亡路上的“畫”策
1972年11月21日，元白出生在重慶市璧山縣一個叫新橋的小村莊。還在元白讀小學時，《重慶×報》社一位負責農業新聞的年輕記者在當地幾位幹部的陪同下光臨新橋村。若干年以後，元白依舊記得那位記者將溫暖綿軟的手掌蓋到他的頭上，順口將一位偉人的語錄從學校的牆壁上搬下來送給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年幼的元白當然無法關注到記者到底採訪了一些什麼內容，但是，給他深刻印象的卻是：一位年輕的記者居然能夠“調動”當地有頭有臉的幹部圍著他身前身後不停地做謙虛狀，須知，眾多的鄉下人包括元白的父母在內，都曾經遭受過幹部們雙手背在身後、兩腳踩著方步的大聲教育。於是，記者很厲害的種子就這樣埋到元白幼稚的心田裡。
很遺憾，元白尚未讀完小學便離開了學校，握起豬草刀走向艱辛的維生之路了。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元白在漸漸地長大，而多年前的那個記者夢卻日漸萎縮成一塊血痂牢牢地貼到他的心壁上。
正因為有了這塊血痂，才有了元白後來的記者生涯（後文將有敘述）。
1993年初，已經二十一歲的元白早已忘卻了那個久遠的記者夢，漂泊到大都市重慶，做了重慶××公司的業務員，實際上就是臨時推銷員。也許是童年時期那位記者留在他頭上的溫暖深刻地隱藏到他潛意識裡的緣故，成年後的元白保持著一個在眾多的低學歷打工仔中非常特殊的習慣：無論走到哪裡，只要發現《重慶×報》，他都會想方設法弄到手，如同舊式祠堂里的族長捧讀家譜一樣，津津有味地從報頭讀到報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