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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諮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懷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嘆了一口氣。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餘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確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懷疑霍利斯是否確有證據以外，什麼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裡打聽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後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後的收尾工作是柴契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為。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現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恆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幾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鬥呢，還是趕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聖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後一次同維克托開著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麼艱難啊！可我心裡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裡，我在等待著傾訴。
“你打算以後怎麼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於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裡去曬曬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體。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後，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後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鬥爭。
後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裡，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並沒有給我們什麼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後，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於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麼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後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並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麼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懷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嘆了一口氣。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餘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確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懷疑霍利斯是否確有證據以外，什麼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裡打聽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後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後的收尾工作是柴契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為。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現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恆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幾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鬥呢，還是趕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聖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後一次同維克托開著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麼艱難啊！可我心裡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裡，我在等待著傾訴。
“你打算以後怎麼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於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裡去曬曬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體。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