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頁
“該死的德·莫布雷在幹什麼？”一天上午漢利吼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丑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莫布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柜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為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懷特和弗·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詹森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里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詹森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詹森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周末去義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詹森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周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詹森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詹森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詹森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該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們了。他怎麼能不問我一聲就讓手下的人大搖大擺地到唐寧街去出我們的丑呢……太過分了！”
我告訴漢利這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德·莫布雷是下了決心要越過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頭頭而另尋一條門路，值得慶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寧街十號而不是議院。
結果是按照傳統的規定進行一次複查。開始時總以為有什麼新發現，但複查結束以後你就會發現，所得到的結果正是組織者所設計的。前內閣大臣特倫德勳爵奉命主持這次調查。他將擁有所有文件，並有足夠的時間在兩種信仰中作出判斷。
一九七四年底，特倫德第一次出現在萊肯菲爾德大樓。他有一間辦公室，一隻保險柜和一名秘書，獨自在六樓上辦公。過了幾個星期，他打電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學研究員，儀表堂堂，他那寬寬的前額和銀灰色的頭髮，常常給人一種美感。
“我不想和你談這個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麼進行的。然後我要著手進行工作，研究一番並去拜訪一些人。最後再找你。”
“流暢”工作小組的十卷檔案整齊地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那天上午我們把這些檔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這起案件是怎樣開始的？”他很想知道。
這個問題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這些檔案時常常問自己的。這起案件究竟是怎樣開始的？是從一九四五年布倫特離開時開始的嗎？還是在沃爾科夫和古曾科進行聯絡時開始的呢？也許是在那個結核病患者從中國駛回的船上下來並試圖在英國秘密情報部找工作時就開始了？或許晚一些，或許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訴我們內部有間諜的時候？或許是在戈利金談起處處都有成百上千的間諜的時候？也許是在米切爾案件取得第一個決定性勝利的時候？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內部追查間諜，然而卻失敗了。你又怎樣能確定恐懼變為複雜現實的那一時刻呢？然而卻確有其事，它就在那裡，而且自始至終一直在那裡。
“流暢”檔案看起來古怪離奇。這些檔案無形中變得鼓鼓的。檔案記錄了每個秘密情報部門的細節，使我們對每份文件的分發情況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進行了仔細的分類，而且每個嫌疑分子都編有一個代號。在最後一份檔案的末尾，是我親筆簽署的那份遠近聞名的備忘錄，上面列有需要被進行緊急調查的人名。
特倫德不止一次地向我問起拖延處理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難，”我解釋說，“當你聽說那個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級或者下級是間諜，你也會感到為難。這就是狄克·懷特和弗·瓊斯難於同意的……也是我們為什麼從一開始就使用代號的原因，即客觀地對待一切，不摻雜任何情感。”
“是這樣……”特倫德說。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暢’決議都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並非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共有六個人，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這樣。”他低聲說道。他面對著檔案中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陣。
特倫德好像特別對中級間諜有興趣。他要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對指控進行分類的，並向他解釋我們對三十四名嫌疑犯進行編號的系統。
我用了幾個小時才把“維諾納”的前前後後講清楚。他被有關這種用極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機器來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卻收穫很少的項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調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誠然，還有許多疑點，但幾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詹森就是布倫特。斯坦利就是菲爾比，因為電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這是菲爾比所屬部門的職權範圍；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電文里曾指示克羅托夫把希克斯的報告中的種種推測刪掉，只留下部分事實。
“正是我們目標對準的那個傢伙。”我大笑起來，而且感到驚詫，對自己僅在紙上見過的人這麼熟悉。
“那麼詹森呢？”特倫德問。
“這還是一個疑點……參考材料就在這裡。”——我遞給他一頁飾有電文色帶的“維諾納”文稿紙——“從中你可以發現詹森在國外旅行的時間與布倫特的行跡正好吻合。布倫特是在收到這個電文的那個周末去義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羅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詹森的出國計劃，我問過布倫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國前六個星期就向克羅托夫報告了外出旅遊的計劃。”
“會不會是別的人呢？”
“在那個周末突然出國旅行的官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德拉特’……對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與古曾科聯絡。”
“還有……？”
“我懷疑，”我平靜地說，“我總懷疑，我想詹森就是布倫特，他想用外出六個星期這件事來迷惑我們的視線。詹森同希克斯和斯坦利關係太密切了，我們不能不斷定詹森就是布倫特，而不可能是別人。其它三個化名還沒查明，其中一個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