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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是作家對生命充滿熱烈之愛的表現手段，小說家潛入心靈世界的目的是發掘人性之美，進而激發讀者對生命之美的熱愛。這並不意味著只寫正面、光明、崇高的東西，而是通過潛入人的心靈世界尋找這些東西。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中通過作品人物之口所表達的：“一幅畫真正重要的，是通過它的美，讓人了解生命的豐富多彩、仁愛，讓人尊重真主所創造的繽紛世界，讓人了解內心世界與信仰。”然而，一幅畫僅僅是繽紛世界的一個橫斷面、一個切片，因為人與他周圍的一切關係都是碎片化的，因而與之同步的人的思維也是碎片化的。在《公務員筆記》中，意識的碎片是神性的，這種神性體現在東州市其實是一個人，全部的人物都是他的細胞、器官、肢體，在這裡城市意象是碎片化的，人物形象是碎片化的，事物、環境是碎片化的，夢境、感覺是碎片化的。正因為如此，《公務員筆記》在敘事結構上，才摒棄了小說開端、發展、高cháo、結局的傳統情節模式，人物與事物成了平等的敘述者。小說不僅運用隱喻、荒誕、象徵、諷刺等手法深化主題，而且運用大量的古今中外經典名著的思想豐滿主題，使小說文本表現出相當的複雜性。

  總之，我在創作《公務員筆記》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將小說從故事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力爭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思考，“工”字結構是獨創，也是嘗試。小說家不能滿足於挖掘早已為人所知的“礦藏”，要有勇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發現新的“礦藏”。創新是文學的靈魂，然而創新必須學會繼承，正如博爾赫斯所言：“創作就是把我們讀過東西的遺忘和回憶融為一體。”

  在《公務員筆記》的創作過程中，我以置於死地而後生的勇氣，做了一次冒險的嘗試，但我找到了“工”字結構敘事的力量感，文藝復興時期的美學理論家和文學藝術理論家克羅奇說：“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其實現在和未來無不在敘事之中。我受這種力量的鼓舞，將繼續在語言的烏托邦中漂流。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十七時四十二分於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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