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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讓方紀坐在一張穩當的大藤椅上，給方紀倒水、拿糖，並把菸捲插在方紀的嘴角上，劃火點著，兩人好似昨天剛剛見過，隨隨便便東一句西一句扯起來，偶然間沉默片刻也不覺尷尬。有人說孫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孫犁的崇敬者見到孫犁時過於拘謹而感受到的，這種自我感覺往往是一種錯覺。其實孫犁頗健談，語夾詼諧，亦多見地。今天的話大多都是孫犁說的。是不是因為他的朋友說話困難?而他今天話里，很少往日愛談的文學和書，多是一般生活瑣事、麻煩、趣聞。他埋怨每天來訪者不絕，難於應酬，由於他無處躲避，任何來訪者一推門就能把他找到。他說這叫"瓮中捉鱉"。然後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個小木牌，上面寫著"現在休息"四個字。他說："我原想用這小牌擋擋來客，但它只在門外掛了一上午，沒有擋住來客，卻把一個親戚擋回去了。這親戚住得很遠，難得來一次，誰知他正巧趕上這牌子，這一下，他再也不來了!說著他搖著頭，無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們也都笑起來。
隨後，他又同方紀扯起天津解放時剛入城的情景。那時街上很亂。他倆都是三十多歲，滿不在乎，騎著車在大街上跑。一個敵人的散兵朝他們背後放了一槍，險些遭暗算。他倆身上也帶著槍，忙掏出來回敬兩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裡去了。"我們都是文人，哪裡會放槍?這事你還記得嗎?老方?"孫犁問。
第14節：記韋君宜
"記得，記得，好--險--呀!"方紀一字一句地說。兩人便一陣開心地哈哈大笑。
真險呢!但這早已是過去的事了。談起往事是開心的，還是為了開心才談起那些往事?此刻他倆好像又回到那活潑快樂、無憂無慮、生龍活虎的青年時代。
那時，他倆曾在冀中平原紅高粱夾峙的村道上騎車競馳，在鄉間駐地的豆棚瓜架下，一個操琴，一個唱戲;在一條炕上高談闊論後抵足而眠;一起辦報，並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寫出一篇又一篇打動讀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體力，你們為什麼都從這兩個可愛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誰能把你們找回來，還給他們，使他們接著寫出《鐵木後傳》《風雲續記》，寫出一個個新的、活生生的、連續下來的《不連續的故事》，他們還要一個重返白洋淀，一個再下三峽，用他們珠璣般的文字，娓娓動聽地向我們訴說那裡今日的風情與景象……
四
坐了一個多小時，我擔心兩位老人都累了，便攙扶方紀起身告別，走出屋子。孫犁餵養的一隻小黃鳥叫得正歡，一盆長得出奇高大、油亮濃綠的米蘭，花兒盛開，散著濃濃的幽香。
孫犁說："你們從東面這條道兒走吧，這邊道兒平些。我在前面給你們探路。"說著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幫著方紀挪動他癱軟了的半邊身子，一點點前移。孫犁就在前面幾步遠的地方，用手杖的尖頭把地上的小石塊一個個撥開。他擔心這些碎石塊成為朋友行動的障礙。他做得認真而細心，哪怕一個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聲撥到小徑旁的亂草叢裡去……
這情景真把我打動了，眼睛不覺潮濕了，還有什麼比愛、比真誠、比善良的情感更動人嗎?這兩個文壇上久負盛名的老人，儘管他們的個性不同，文章風格迥然殊別，幾十年來卻保持著忠誠的友情。世事多磨，飽經風霜，而他們依然懷著一顆孩童般純真的心體貼著對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裡只響著方紀的鞋底一下下費力地磨擦地面的聲音，並伴隨著孫犁的手杖把小石塊一個個撥出小徑的清脆的"嗒嗒"聲。在這兩種奇特聲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們的文章為什麼那麼深摯動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詩人的兩句詩：
〓〓愛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無意間，我找到了打開真正的文學殿堂的一把金鑰匙。
記韋君宜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一個人深入的回憶，非要到他逝去之後。難道回憶是被痛苦帶來的嗎?
1977年春天我認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隻腳怯生生踏在文學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後的文學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但是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歷史全然隔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並不清楚她是誰，這便使我相當尷尬。
當時，李定興和我把我們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的書稿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儘管我腦袋裡有許多天真的幻想，但書稿一寄走便覺得希望落空。這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公認的國家文學出版社。面對這塊牌子誰會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沒過多久，小說北組(當時出版社負責長江以北的作者書稿的編輯室)的組長李景峰便表示對這部書稿的熱情與主動。這一下使我和定興差點成了一對范進。跟著出版社就把書稿列印成厚厚的上下兩冊徵求意見本，分別在京津兩地召開徵求意見的座談會。那時的座談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決不是當下流行的一種炒作或造聲勢，而是為了儘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質量。於是，李景峰來到天津，還帶來一個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說她是"社領導"。當李景峰對我說出她的姓名時，那神氣似乎等待我的一番驚喜，但我卻只是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我當時臉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後來我才知道她在文壇上的名氣，並恨自己的無知。
座談會上我有些緊張，倒不是因為她是社領導，而是她幾乎一言不發。我不知該怎麼跟她說話。會後，我請他們去吃飯--這頓飯的"規格"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想像!1976年的大地震毀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間小屋裡避難。在我的眼裡，勸業場後門那家賣鍋巴菜的街頭小鋪就是名店了。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難爭到一個凳子。我請韋君宜和李景峰占一個稍鬆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張空桌子，然後去買牌，排隊，自取飯食。這飯食無非是帶湯的鍋巴、熱燒餅和醬牛肉。待我把這些東西端回來時，卻見一位中年婦女正朝著韋君宜大喊大叫。原來韋君宜沒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張凳子上。這中年婦女很兇，叫喊時齜著長牙，青筋在太陽穴上直跳，韋君宜躲在一邊不言不語，可她還是盛怒不息。韋君宜也不解釋，睜著圓圓一雙小眼睛瞧著她，樣子有點窩囊。有個漢子朝這不依不饒的女人說："你的凳子幹嗎不拿著，放在那裡誰不坐?"這店的規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隊取飯時便用手提著凳子或頂在腦袋上。多虧這漢子的幾句話，一碗水似的把這女人的火氣壓住。我趕緊張羅著換個地方，依然沒有凳子坐，站著把東西吃完，他們就要回北京了。這時韋君宜對我說了一句話："還叫你花了錢。"這話雖短，甚至有點吞吞吐吐，卻含著一種很懇切的謝意。她分明是那種羞於表達、不善言談的人吧!這就使我更加尷尬和不安。多少天裡一直埋怨自己，為什麼把他們領到這種擁擠的小店鋪吃東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遠遠跑來，站著吃一頓飯，無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訓斥和惡氣，還反過來對我誠懇地道謝。
隨後，他又同方紀扯起天津解放時剛入城的情景。那時街上很亂。他倆都是三十多歲，滿不在乎，騎著車在大街上跑。一個敵人的散兵朝他們背後放了一槍，險些遭暗算。他倆身上也帶著槍，忙掏出來回敬兩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裡去了。"我們都是文人，哪裡會放槍?這事你還記得嗎?老方?"孫犁問。
第14節：記韋君宜
"記得，記得，好--險--呀!"方紀一字一句地說。兩人便一陣開心地哈哈大笑。
真險呢!但這早已是過去的事了。談起往事是開心的，還是為了開心才談起那些往事?此刻他倆好像又回到那活潑快樂、無憂無慮、生龍活虎的青年時代。
那時，他倆曾在冀中平原紅高粱夾峙的村道上騎車競馳，在鄉間駐地的豆棚瓜架下，一個操琴，一個唱戲;在一條炕上高談闊論後抵足而眠;一起辦報，並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寫出一篇又一篇打動讀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體力，你們為什麼都從這兩個可愛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誰能把你們找回來，還給他們，使他們接著寫出《鐵木後傳》《風雲續記》，寫出一個個新的、活生生的、連續下來的《不連續的故事》，他們還要一個重返白洋淀，一個再下三峽，用他們珠璣般的文字，娓娓動聽地向我們訴說那裡今日的風情與景象……
四
坐了一個多小時，我擔心兩位老人都累了，便攙扶方紀起身告別，走出屋子。孫犁餵養的一隻小黃鳥叫得正歡，一盆長得出奇高大、油亮濃綠的米蘭，花兒盛開，散著濃濃的幽香。
孫犁說："你們從東面這條道兒走吧，這邊道兒平些。我在前面給你們探路。"說著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幫著方紀挪動他癱軟了的半邊身子，一點點前移。孫犁就在前面幾步遠的地方，用手杖的尖頭把地上的小石塊一個個撥開。他擔心這些碎石塊成為朋友行動的障礙。他做得認真而細心，哪怕一個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聲撥到小徑旁的亂草叢裡去……
這情景真把我打動了，眼睛不覺潮濕了，還有什麼比愛、比真誠、比善良的情感更動人嗎?這兩個文壇上久負盛名的老人，儘管他們的個性不同，文章風格迥然殊別，幾十年來卻保持著忠誠的友情。世事多磨，飽經風霜，而他們依然懷著一顆孩童般純真的心體貼著對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裡只響著方紀的鞋底一下下費力地磨擦地面的聲音，並伴隨著孫犁的手杖把小石塊一個個撥出小徑的清脆的"嗒嗒"聲。在這兩種奇特聲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們的文章為什麼那麼深摯動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詩人的兩句詩：
〓〓愛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無意間，我找到了打開真正的文學殿堂的一把金鑰匙。
記韋君宜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一個人深入的回憶，非要到他逝去之後。難道回憶是被痛苦帶來的嗎?
1977年春天我認識了韋君宜。我真幸運，那時我剛剛把一隻腳怯生生踏在文學之路上。我對自己毫無把握。我想，如果我沒有遇到韋君宜，我以後的文學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認識她幾乎是一種命運。
但是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歷史全然隔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並不清楚她是誰，這便使我相當尷尬。
當時，李定興和我把我們的長篇處女作《義和拳》的書稿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儘管我腦袋裡有許多天真的幻想，但書稿一寄走便覺得希望落空。這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公認的國家文學出版社。面對這塊牌子誰會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沒過多久，小說北組(當時出版社負責長江以北的作者書稿的編輯室)的組長李景峰便表示對這部書稿的熱情與主動。這一下使我和定興差點成了一對范進。跟著出版社就把書稿列印成厚厚的上下兩冊徵求意見本，分別在京津兩地召開徵求意見的座談會。那時的座談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決不是當下流行的一種炒作或造聲勢，而是為了儘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質量。於是，李景峰來到天津，還帶來一個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說她是"社領導"。當李景峰對我說出她的姓名時，那神氣似乎等待我的一番驚喜，但我卻只是陌生又遲疑地朝她點頭。我當時臉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後來我才知道她在文壇上的名氣，並恨自己的無知。
座談會上我有些緊張，倒不是因為她是社領導，而是她幾乎一言不發。我不知該怎麼跟她說話。會後，我請他們去吃飯--這頓飯的"規格"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想像!1976年的大地震毀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間小屋裡避難。在我的眼裡，勸業場後門那家賣鍋巴菜的街頭小鋪就是名店了。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難爭到一個凳子。我請韋君宜和李景峰占一個稍鬆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張空桌子，然後去買牌，排隊，自取飯食。這飯食無非是帶湯的鍋巴、熱燒餅和醬牛肉。待我把這些東西端回來時，卻見一位中年婦女正朝著韋君宜大喊大叫。原來韋君宜沒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張凳子上。這中年婦女很兇，叫喊時齜著長牙，青筋在太陽穴上直跳，韋君宜躲在一邊不言不語，可她還是盛怒不息。韋君宜也不解釋，睜著圓圓一雙小眼睛瞧著她，樣子有點窩囊。有個漢子朝這不依不饒的女人說："你的凳子幹嗎不拿著，放在那裡誰不坐?"這店的規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隊取飯時便用手提著凳子或頂在腦袋上。多虧這漢子的幾句話，一碗水似的把這女人的火氣壓住。我趕緊張羅著換個地方，依然沒有凳子坐，站著把東西吃完，他們就要回北京了。這時韋君宜對我說了一句話："還叫你花了錢。"這話雖短，甚至有點吞吞吐吐，卻含著一種很懇切的謝意。她分明是那種羞於表達、不善言談的人吧!這就使我更加尷尬和不安。多少天裡一直埋怨自己，為什麼把他們領到這種擁擠的小店鋪吃東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遠遠跑來，站著吃一頓飯，無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訓斥和惡氣，還反過來對我誠懇地道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