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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看看能不能打開。”阿七說。
“我猜，裡面沒有重要的東西吧。”我退後兩步，說。
“為什麼?這抽屜上鎖了啊。”
“杜自強或許會把重要的東西鎖進抽屜，但我想那個姓鄒的不會。”我邊說邊跪在地上，探視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說的沒錯，鄭天生被捕是苦肉計，他們準備聲東擊西，使用這種詭計的人才不會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鎖上的抽屜里，因為那太明顯了。萬一杜自強被盯上，員警要搜查，那個抽屜大概是第一個會被破開的目標。我猜裡面應該有一堆煽動性傳單之類，但絕不會有跟炸彈相關的線索。員警搜到傳單，已有足夠理由去起訴犯人，便不會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對我點點頭。
“有道理。我看看書桌上的書冊和筆記簿有沒有線索。”他說。
我檢查了床底下、床板間。都沒有看到可疑的東西，阿七逐本書翻看，我問他有沒有發現，他只搖搖頭，我們打開沒有上鎖的抽屜，除了一些破舊的內衣褲和雜物外，沒有任何異樣。
“你聽到他們討論陰謀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現?”阿七問。
我努力回憶前天聽到的每一個細節。
——“總之阿杜和阿蘇從北角出發，我會在這個據點等候。”
我記得姓鄒的說過這句。
“啊!是地圖!”我靈光一閃，嚷道。
“地圖?”
“鄒師傅說過，他會在‘這個據點’等候杜自強和蘇松。我那時以為他說的是這個房間，但現在細心一想，那句話大有問題。如果他叫杜自強他們在這兒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過來他在這兒等他們，實在很奇怪嘛!我和房東夫婦都沒見過那個鄒師傅，杜自強和蘇忪讓一個客人留下來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們應該是在看地圖，鄒師傅嘴上說的”這個據點“，其實是指著地圖上的某個地方。”
單吊西：俗語，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裝’。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羅衣後敬人”的觀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裝。社會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場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裝(例如經紀)，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換句話說，地圖上很可能記下了他們計畫的細節。”阿七點點頭，表示同意，“不過，地圖在哪?我翻過那些書，沒有地圖。”
我再細心想當天的每句話，可是沒有再找到線索。
“沒有，我想不……啊!”我邊說邊離開床邊，卻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間有兩張椅子，他們有四個人，自然有兩人坐在床邊，當蘇松和鄒師傅討論完“做餌”和“動手”等細節時，他的聲音變小，如果當時他手拿著地圖，討論完準備藏好，那麼他的聲音變小，便是代表他離開貼著我房間的床。
而在房間另一邊的，是書桌。
我走到書桌前，蹲下細看，沒在桌下看到任何東西，再探頭看看桌子和牆壁之間的隙縫，亦沒有發現，我以為自己弄錯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時，卻留意到那盞槌燈的底座有點大，我舉起檯燈，用手指甲試著儀開底座的底部，“哢”的一聲，圓形的底盤掉下，那個底座的空間中有一張折好的地圖。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興奮地說。
我們打開地圖，放在桌上。那是一張香港地圖，上面有好幾處用鉛筆標示的地點，有些地點還附有數位。在銅鑼灣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個“X”，旁邊還寫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點”，而在尖沙咀員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分別標示著“1”，“2”、“3”、“4”，卻沒有日期和時間。反而在中環統一碼頭附近的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畫著一個圓圈，並且寫著“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另外在九龍油麻地佐敦道碼頭亦有一個圓形。我記得蘇松他E：提過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願的記號，只在北角清華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鉛筆戳下的點。在統一碼頭和佐敦道碼頭之間，有一條直線，線上上也有一個“X”。除了以上這些之外，沒有其他符號或記認。
“這足以當成證據拘捕杜自強他們了……”阿七喃喃自語。
“可是現在發出通緝令，也阻止不了他們。”我指著中環的圓圈，說：“上面寫著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已是兩個多小時前的事，他們應該已開始行動，杜自強提過什麼‘一號目標’，會不會就是德輔道中這個地點?這兒寫著，第一一。”
“不對吧。”阿七說：“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是中環的老牌茶樓‘第一大茶樓’，開業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沒去過嗎?”
我搖搖頭。坦白說，我真的沒去過，我跟大哥只光顧過這兒附近的“雙喜”和“龍門”，中環的茶樓我除了“高升”和“蓮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難得幾回上茶樓，平時頂多到附近的廉價茶居吃飯罷了。
“這板‘第一茶樓’可能是他們的‘據點’。”阿七瞧著地圖，說：“姓鄒的十一點在茶樓等候，跟杜自強和蘇松會合後，便出發經統一碼頭前往佐敦道碼頭……他們的真正目標是碼頭或渡輪嗎?”
“我猜，裡面沒有重要的東西吧。”我退後兩步，說。
“為什麼?這抽屜上鎖了啊。”
“杜自強或許會把重要的東西鎖進抽屜，但我想那個姓鄒的不會。”我邊說邊跪在地上，探視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說的沒錯，鄭天生被捕是苦肉計，他們準備聲東擊西，使用這種詭計的人才不會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鎖上的抽屜里，因為那太明顯了。萬一杜自強被盯上，員警要搜查，那個抽屜大概是第一個會被破開的目標。我猜裡面應該有一堆煽動性傳單之類，但絕不會有跟炸彈相關的線索。員警搜到傳單，已有足夠理由去起訴犯人，便不會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對我點點頭。
“有道理。我看看書桌上的書冊和筆記簿有沒有線索。”他說。
我檢查了床底下、床板間。都沒有看到可疑的東西，阿七逐本書翻看，我問他有沒有發現，他只搖搖頭，我們打開沒有上鎖的抽屜，除了一些破舊的內衣褲和雜物外，沒有任何異樣。
“你聽到他們討論陰謀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現?”阿七問。
我努力回憶前天聽到的每一個細節。
——“總之阿杜和阿蘇從北角出發，我會在這個據點等候。”
我記得姓鄒的說過這句。
“啊!是地圖!”我靈光一閃，嚷道。
“地圖?”
“鄒師傅說過，他會在‘這個據點’等候杜自強和蘇松。我那時以為他說的是這個房間，但現在細心一想，那句話大有問題。如果他叫杜自強他們在這兒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過來他在這兒等他們，實在很奇怪嘛!我和房東夫婦都沒見過那個鄒師傅，杜自強和蘇忪讓一個客人留下來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們應該是在看地圖，鄒師傅嘴上說的”這個據點“，其實是指著地圖上的某個地方。”
單吊西：俗語，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裝’。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羅衣後敬人”的觀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裝。社會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場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裝(例如經紀)，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換句話說，地圖上很可能記下了他們計畫的細節。”阿七點點頭，表示同意，“不過，地圖在哪?我翻過那些書，沒有地圖。”
我再細心想當天的每句話，可是沒有再找到線索。
“沒有，我想不……啊!”我邊說邊離開床邊，卻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間有兩張椅子，他們有四個人，自然有兩人坐在床邊，當蘇松和鄒師傅討論完“做餌”和“動手”等細節時，他的聲音變小，如果當時他手拿著地圖，討論完準備藏好，那麼他的聲音變小，便是代表他離開貼著我房間的床。
而在房間另一邊的，是書桌。
我走到書桌前，蹲下細看，沒在桌下看到任何東西，再探頭看看桌子和牆壁之間的隙縫，亦沒有發現，我以為自己弄錯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時，卻留意到那盞槌燈的底座有點大，我舉起檯燈，用手指甲試著儀開底座的底部，“哢”的一聲，圓形的底盤掉下，那個底座的空間中有一張折好的地圖。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興奮地說。
我們打開地圖，放在桌上。那是一張香港地圖，上面有好幾處用鉛筆標示的地點，有些地點還附有數位。在銅鑼灣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個“X”，旁邊還寫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點”，而在尖沙咀員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分別標示著“1”，“2”、“3”、“4”，卻沒有日期和時間。反而在中環統一碼頭附近的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畫著一個圓圈，並且寫著“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另外在九龍油麻地佐敦道碼頭亦有一個圓形。我記得蘇松他E：提過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願的記號，只在北角清華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鉛筆戳下的點。在統一碼頭和佐敦道碼頭之間，有一條直線，線上上也有一個“X”。除了以上這些之外，沒有其他符號或記認。
“這足以當成證據拘捕杜自強他們了……”阿七喃喃自語。
“可是現在發出通緝令，也阻止不了他們。”我指著中環的圓圈，說：“上面寫著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已是兩個多小時前的事，他們應該已開始行動，杜自強提過什麼‘一號目標’，會不會就是德輔道中這個地點?這兒寫著，第一一。”
“不對吧。”阿七說：“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是中環的老牌茶樓‘第一大茶樓’，開業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沒去過嗎?”
我搖搖頭。坦白說，我真的沒去過，我跟大哥只光顧過這兒附近的“雙喜”和“龍門”，中環的茶樓我除了“高升”和“蓮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難得幾回上茶樓，平時頂多到附近的廉價茶居吃飯罷了。
“這板‘第一茶樓’可能是他們的‘據點’。”阿七瞧著地圖，說：“姓鄒的十一點在茶樓等候，跟杜自強和蘇松會合後，便出發經統一碼頭前往佐敦道碼頭……他們的真正目標是碼頭或渡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