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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發了！」我幾乎在懇求老肖，「如果質量差點，讀者可以原諒的。他現在需要鼓勵，需要聲援，哪怕刪得只發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勵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聽完我的話，更加難為情地說，「我是編輯，得為讀者負責……」
我體察了一個老編輯的責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難。稿子終於沒有發出去。他把原槁退給我，並附寄一件誠懇委婉的長信，讓我一併交給惠暢，再做些解釋工作。
我看了這件退稿，稿子的確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麼多苦難，而他的稿子卻仍然是寫一位愛隊如家的老隊長。《小河秋高》寫的是一位鐵面無私守護集體財產的老貧農。這兩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筆調，仍然是60年代那些報刊上常見的筆調，在傷痕文學席捲文壇的時候，顯然覺得它太淺了，同時也使我看到，現在文壇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較之惠暢60年代發表的作品，起步要高過不止一個台級……
他騎著自行車到縣文化館來了。我在院子裡瞅見他，自行車後頭的衣架上，捆縛著一摞短木頭。坐到我的房子裡，他說今日到縣上的農貿市場，買下幾節圓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櫃的材料。他又從提兜里掏出兩篇槁子，交給我說：「你給看看，怎麼修改。」
自行車後架上載著他割制家具的木頭，車頭上掛著的提包里裝著小說稿子，無須細問，我就可以想像出來他在怎樣生活和追求著文學。
「還是你念吧！」我說，「你來一次縣上很不容易，咱們當面聽了談意見。」
「你看吧。」他有點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種對過去習慣的特殊心理，稍有改變，就使人產生明顯的對比的差別，並因此而有許多聯想。惠暢過去給我讀他的新作而不讓我親自去看，似乎習以為常了，現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讀，而且臉上少了點自信而多了一點說不清的表情，令我心裡反而難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菸，翻閱著我桌子上堆積的雜誌。我就認真地讀著他的小說稿子。
兩篇小說稿子接近讀完，我的心裡難受起來，與省報老肖退給我的那篇擱一起考慮，我便覺得心情沉重起來。我不能不承認，他的文學的表現方式和表現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寫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這樣的水平寫出的作品，要滿足70和80年代交接時期的讀者的審美胃口，顯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來，他是著實與文學相隔太遠了，現在所要努力的側重面，應該在哪裡呢？
「我可以看出，你覺得作品太差。」他笑著說，「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實際。你不要難為情，敞開說，我都能接受。」
我總也不能敞開說，更不能像20年前我們所發生的毫無忌諱的爭論那樣，那樣的氣氛無法形成了。我終於決定以說長處為主，然後勸他多讀些書，把近年間新出版的中外優秀作品介紹給他。我總怕因為語言不當而使他泄氣，所以連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說不順暢。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說，「不過，稿子差勁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現在的勁頭，比60年代那時候還大！現在文藝界的興旺景象簡直叫人睡不著啊！我拼死也要……」
我雖然在鼓勵他，其實自己心裡也不踏實，我深知，他要在當今的文壇上露出頭角，不會是半年八個月的事，那麼，他現在有沒有長期苦鬥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說他已經和秀花談妥，家務事由她包攬，騰出他來看書和學習。他說他將豁出三年時間，從基本功上練起，爭取三年以後大見成效。「大見成效」是當時國內建設的口號。他對個人事業的追求毫不動搖，信心百倍。
兩個月後，正值暑期，文化館決定舉辦一次全縣業餘作者的創作會議，邀請本省近年間湧現出來的幾位青年作家講創作經驗，好多本縣的文學青年聞訊後奔走相告。開會的第一天，就出現了沒有通知的文學愛好者要求參加會議的矛盾，弄得籌備會議的我和館裡的其他幾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暢卻沒有來報到。
午飯時，我從縣招待所回到文化館，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飛揚的筆跡，我就猜出是惠暢的信了。是他病了呢？還是家裡有事拖累？打開信封，他卻寫著讓人傷心的話：
我不能參加創作會議，儘管是十分難得的機會，我要去一家工廠做工。工廠蓋新樓，我與幾個木工包攬了窗子和門的活路，有一筆收入。我現在無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學要交學費、灶費，三個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給他們掙回來，好讓孩子高高興興去上學。這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我向省內外的雜誌投遞過七八篇小說了，全都完璧歸趙了。我現在不能不從實際考慮，先放下鋼筆，撈起刨子……
我在縣上的創作會議結束之後，就寫了一份申請報告去找文教局局長，我想應該給惠暢訂一份合同，讓他到文化館來管理圖書，有一點固定收入，好應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夠擱置下鋸子和刨子，拿起鋼筆來。
文教局局長同意我的意見，在我的申請報告上簽了字。我就到勞建局去辦理手續。
勞建局郝局長接過我的申請報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鏡摘下來，擱到桌子上，順手拿起一份鉛印的文件，遞給我，笑笑，沒有說話。
這是一份由市政府發下的文件，要求縣、區以下的機關和工廠全部清退所使用的農業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額用來安排城市待業青年。勞建局長向我攤開雙手，做出愛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請報告送還給我了。我也沒有說一句話，禮節性地向他點點頭，就把那份申請報告塞到褲兜里，走出縣政府辦公大樓。沒有辦法，惠暢看來還得玩他的鋸子和刨子！
我走在塵上飛揚的古老縣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館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覺到了：文化館——這個被一些注重權益的人放不進眼睛的閒事單位，對我來說，實在是僥倖的理想王國了……
我應邀到市里一個劇院去講創作體會。
誠惶誠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嚇得失眠了；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一當我想到要面對千餘雙各種各樣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來。似乎只有在這時候，我才覺得應該讀的理論書卻沒有讀，應該有更好的作品寫出來而沒有寫出，才造成這種理不直而氣不壯的誠惶誠恐的畏縮心理。
我終於走上千餘人的大劇院的講台了。我索性誰也不看，先用一根煙來鎮靜一下……
我剛才走向講台的一瞬，突然記起我和惠暢那年來聽老肖做《散文散談》的文學講座的事，我那時坐在後排聽眾座位上，誠惶誠恐，十分自卑；而今我來到講台上的時候，心裡依然自卑、畏懼；我的不知怎樣形成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樣講完的，只是在台下響起一片活動座椅的龐大的響聲之後，我才覺得我屬於自己了，這當兒，從台下湧來一夥青年，要我簽名留念……
我和主持這場講座的文聯的老張從後台偏門走出去，就進入一條背巷，我無法相信，老張竟然說我講得不錯，很實際，我只信他是出於鼓勵我。
他約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館吃中飯。我跟他剛走到小巷裡，惠暢卻迎面走來。
「你怎麼在這兒？」
「我來聽你的報告。」
「你聽我的什麼胡扯……」
「嗯……」
我們走進小飯館了。老張去交錢買飯，我和惠暢坐在桌旁閒聊。
他穿著一件破舊的細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黃色的廠名，他說是工廠里給他照顧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剛從木工車間裡來的，身上散發出一股松脂的氣味，衣服皺摺著，夾著鋸屑。 「工廠里有報紙，我在晚報上看到了你講創作的廣告。」惠暢說，「我給人家請了半天假，專門來聽。」
「我的那點子本事，你還不知底兒嗎？」我不好意思地說，「你跑來湊啥熱鬧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樣走上講台的！」惠暢揚起手，神采飛揚，竟然激動起來，「記得嗎？那年咱倆聽老肖的文學講座回去的路上，在那個騾子拉的水車旁邊，我說過啥？我說，十年以後，我要以作家的名義登上講台講創作。怎麼樣？我沒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倆總有一個人……」
啊！我不由低了頭，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臉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頑強的自信的氣勢，給我鼓勵，給我影響，終於使我從泥濘的鄉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過來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頑強。他敢於藐視一切，有一股虎氣。他浪漫，思想開闊自舒。他具有成為一個作家的稟賦和氣質，有十個惠暢就可能成長起十個中國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卻在剛剛邁開一步之後夭折了！
我抽著煙，不想說一句話。我從來沒有這樣深切地為他惋惜過。他被整垮的時候，我為他惋惜過，卻沒有今天這樣強烈。我參加給他平反的大會的時候，替他惋惜過，仍然沒有今天這樣強烈。我由惋惜進而感到難受了。是的，心裡十分難受。
「為我的朋友終於實踐了我沒有實踐的諾言，乾杯！」惠暢端起啤酒杯來。
「為你們二位患難與共的鄉下來客在此歡聚，乾杯！」老張也端起酒杯，站起來。
「為了一個夭折了的天才……」我舉起杯子，卻說不下去了。
我們重新坐下。
幾杯酒下肚，惠暢的臉頰、額頭都紅了。他的興致高漲，話特別多，盯我一眼，不滿意地說：「你說我『夭折』了？我還不服哪！還是老話一句：十年以後再說！」
我申辯說，只是惋惜，並不是說他已經完結了。「老張哇！咱倆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倆年輕時，為了文學這個神秘的字眼，受過多少苦哇！」惠暢激昂地說，「我們窮得買不起稿紙，買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錢的紙菸！我們住下三毛錢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蟲給咬跑了！我們肚裡填的豆渣、野菜，嘴裡卻討論的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問題……我們從鄉村打出來，太不容易了……」
惠暢說著，伏在桌沿上，嗚咽起來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們，我勸他不要太傷感了。老張也受了感動，誠懇地勸他吃菜，喝酒。
「現時的文藝政策太好了！在這樣好的文藝政策里，我心裡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沒有……本事！」惠暢痛苦地搖搖頭，瞪著有點紅絲的大眼珠，「放開手寫吧！多寫！寫好東西！你寫下好東西了，我感到高興，還有……我們的那個馬羅大叔，給你放火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