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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房子裡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字，用「餵」、「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作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作「F1」，把年紀小的叫作「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著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閒著，時時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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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F說，在公司里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伏伏貼貼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里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帘子。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帘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著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帘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確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將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於受閹割。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著金色的制服，經常在桌子後面坐著，偶而也起來串房間。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裡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脹得像豬肝一樣。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志了，不要這樣嘛。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說到這裡，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裡轉過頭來。我端坐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只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們這裡，她們格外的喜歡串房間。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並且管F1和F2叫大姐。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喧：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爆起了青筋，低下頭去。後來她就到我對面坐下，和我搭訕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覆的，但也不能不搭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麼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著哪。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嗆起來了，抬頭一看，只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著手勢。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著我。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F2說：M5，你不錯。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她說道：不能。我說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裡，只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只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裡，犯錯誤的人只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就算我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而組裡別的人我都沒聽說過。F2也有點像個被安置人員，因為她雖然不聰明，但還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錯誤。其它的人既不聰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錯誤。我找審稿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說，這裡多數人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這使我大吃一驚，說道：我以後說話要小心了。但是他搖搖頭說：用不著。不管怎麼進來的，最後都是一樣。他還說，你就在外面當小工也挺好的，進來幹嘛？我則拿同樣的問題問他。於是他嘆口氣說道：現在說這樣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有關走後門進來，我是這麼理解的：假如只有犯了思想錯誤的人才能進公司來當創作員，那麼就會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錯誤，他卻請客送禮托關係，硬要受到檢舉，以便到這裡來——這和我沒被安置時的作為相反，那時候我總要找我師妹把我錯誤的記錄消去，帶累得她進了監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裡待遇豐厚，並且每周只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來串門是24號的事，而那個月沒有31號。有關30號，我知道那一天領工資，還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員放假，這些都是從公司發的手冊上知道的。別的事在29號我還一無所知，到了30號上午，我在門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訓導部里聽了一上午不著邊際的訓。作為一個常犯錯誤、常聽訓的人，我一看到訓導員笑迷迷、慢條斯理地說話，就懷疑他要詐我交待點什麼，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轉入正題：「好了，現在談談你的問題吧」。在這以後，他可能會翻了臉，大聲地喝斥我；而在這段時間我應該不動聲色地頂住，等著他來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沒有轉到正題上，也就是說，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總在說我的錯誤是多麼嚴重，而他們現在對我又有多好。中午時，他叫我到小餐廳吃招待飯，我等著他下午繼續胡扯。但是在吃飯時他看了看手錶，說道：你回組去吧；連飯都不讓我吃完。只是當我離去時，他在我身後說：今天中午發生的事對你大有好處，希望你能保持謙虛、謹慎、合作。事後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並沒有完全胡扯，只是當你沒有親歷那個事件時，根本就不知他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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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沒有親歷過那個事件，我告訴你訓導員的話，你也猜不出是要幹什麼。所以你就把現在的一段當成考驗你是否比我聰明的謎語來讀罷。訓導員說：知識分子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任重而道遠。我們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這將是個痛苦的過程。假如你不幸是個知識分子，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上千遍了，但你不知所云。這不是你的錯，因為說話的人並無所指。當它第一千零一次重複時就有所指，可這次你卻忽略了。我也是這樣的。
我回組裡去，那座樓里沒有一點聲音，樓道里也沒有人。這使我以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還是要回組裡去，因為那天領工資。我認為他們就算走了，也會在我桌上留條子，告訴我工資的事。但我推開G組的門時，發現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個surpriseparty。然後我就被這種肅穆的氣氛所懾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現在我認為，把那天中午發生的事比作surpriseparty，這個比方不壞。那一天，第八創作集體裡有一個秘密，但只對我一個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時，周圍靜悄悄的，但有時會聽到一些古怪的聲響，然後有些人躡手躡腳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沒聽錯的話，這種聲音是越來越近了。我還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雖然我沒有照鏡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面紅耳赤。對於要發生的事，我還是一無所知，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問，只要等著就是了。
在進公司當創作員之後，我受過不少次訓導，但我和往常一樣，左耳進，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時，我又力圖把這些教訓回憶起來。我能想到的只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說，公司出錢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是出錢買安定。這就是說，我們這些人，只要不在這裡，就會是不利社會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這樣每周只上一天班，怎麼才能把我們安定住。另一句話是：在創作集體裡，他們還要不斷地對我們進行幫助、教育。假如說那些訓導就是幫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經猜出了正確的答案，這個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幫助教育。這個猜測雖然是正確的，卻失之於籠統了。
後來終於有人走進了我們的隔間，來的是兩個保安員，一個高個的男子，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個男的手裡拿了一疊大信封；女的手拿一個大廣口瓶，裡面盛了一種透明清徹的液體，還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夾了兩根教鞭。那個男的低下頭在信封里找了找，拿出一個遞給M1。他就把它撕開，離開位子，把裡面的紙片一一分給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別針別著的兩張紙，一張是工資支票，和合同上簽定的數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張是打字機打的紙片，上面有我的姓名，身分證號碼，還有一個簡單的數字：8。然後我抬起頭來，看到那個唐山女孩坐在M1的辦公桌上，廣口瓶的蓋子打開了。她一手拿了那兩根教鞭，另一隻手拿了濕棉花在擦著，瞪著眼睛說道：誰先受幫助呀？還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邊，把帘子一拉，鑽到裡面說：照老規矩，女先男後吧。我們又靜坐了一會兒，聽到唐山女孩說道：快點兒吧！你們後面還有別人哪！再說，早完了早回家呀！於是F1就站了起來，背朝著我，脫下了制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紗那種料子的內褲、寬廣的臀部，還有兩條粗壯的腿，撩開帘子鑽進去了。這時F2站起來，脫下外衣，把襯衣的下擺系在一起，並且也脫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長，很直，穿著真絲內褲，褲帶邊還有絹花，這時候她自言自語地說：對，對，早完早回家；與此同時，臉上紅撲撲，青筋也暴出來了。我倒是聽見了那種聲音，但我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後來帘子拉開，兩位女士鑽了出來，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對大家說：有誰想讓我幫助，可以過來。我覺得那話是對我說的。後來房間裡只剩了我們——M們。大家都坐著不動。終於M1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老同志帶個頭吧；走到床邊上脫了褲子躺上去，把紙片遞給保安員，說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這時我還是不信。直到藤條（也就是我以為是教鞭的那東西）呼嘯著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