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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假如一個人在生活條件和人際關係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嚴，他就按一個有尊嚴的人的標準來行事，像個君子。假如相反，他難免按無尊嚴人的方式行事，做出些小人的行徑。雖然君子應該避惡趨善，不把自己置於沒有尊嚴的地位，但這一條有時我也做不到，也就不好說別人了。前些時候看電視，看到幾個「外地來京人員」拿自來水和髒東西兌假醬油，為之發指。覺得不但國家該法辦這些人，我也該去啐他們一口。但想想人家住在什麼地方，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又有點理不直氣不壯。在這方面，我應該做點事，才好去吐唾沫。後面這幾句話已是題外之語。我的意思當然是說，「外地來京人員」假如做餐飲，應該像君子一樣行事，讓大家吃著放心。這樣說話才像個不是「人員」的北京人。
我有些朋友，幫一個扶貧組織工作，在議這樣一件事：租借一些空閒的廠房，給「外地來京人員」一個住的地方。我也常去參加議論，連細節都議出來了：那地方不在於有多考究，而在於衛生、有人管理、讓大家住著放心。房間雖是大宿舍，但有人打掃；個人的物品有處寄放；廁所要衛生，還要有洗淋浴的地方；各人的床用白布帘子隔起來——我在國外旅行，住過「基督教青年會」一類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的寄宿舍，住在裡面不覺得屈尊。對於出門在外的年輕人來說，住這種地方就可以說有了個人尊嚴，而且達到了國際標準。因為國際標準不光是奢華糜費，還有簡樸、清潔、有秩序的一面，我對此頗有心得，因為我在國外是個窮學生，過簡樸的生活，但也不覺得低人一等。這在中國也可以辦到嘛。……還有朋友說，這個標準太低。還該有各種訓練班，教授求職所需的技能；還要組織些文娛活動。當然，這就更好了。可以想見，「外地來京人員」到了這裡，體會到清潔、有序和人對人的關懷，對我們肯定會好一些。這件事從去年六月議起，還在務虛，沒有什麼務實的跡象。朋友里還有人說，這個寄宿舍應該贏利。我們這些人也不能白說這些事，也該有點好處。我聽了覺得不大對勁，就不再參加議論。本文的主旨是說，做餐飲的人要像君子一樣行事，把這件事也扯了出來，我恐怕自己是說漏了嘴。 國外有位研究發展的學者說：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這話很有點意思。他的意思是說，窮人不單是缺錢。你給他錢他也富不起來，他的主要問題是陷到一種窮活法里去了。這話窮人肯定不愛聽——我們窮就夠倒霉的了，還說這是一種生活方式，這不是拿窮人尋開心又是什麼。我本人過夠了苦日子，到現在也不富裕，按說該有一個窮人的立場，但我總覺得這話是有道理的。貧窮的確是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還有很大的感召力。
我現在住在一樓，窗外平房住了一位退休的大師傅，所以有機會對一種生活方式作一番抵近的觀察：這位老先生七十多歲了，是農村出來的，年輕時肯定受過窮，老了以後，這種生活又在他身上復甦了。每天早上五點，他准要起來把全大院的垃圾箱搜個遍，把所有的爛紙撿到他門前——也就是我的窗前。這地方變成了一片垃圾場，飛舞著大量的蒼蠅。住在垃圾場裡，可算是個標準窮光蛋，而且很不舒服。但這位師傅哪裡都不想去，成天依戀著這堆垃圾，撥拉撥拉東，撥拉撥拉西，看樣子還真捨不得把這些破爛賣出去。我的屋裡氣味很壞，但還不全是因為這些垃圾。老師傅還在門前種了些韭菜，把全家人的尿攢起來，經過發酵澆在地里。每回他澆過了韭菜，我就要害結膜炎。二十年前我在農村，有一回走在大路上，前面翻了一輛運氨水的車，熏得我頭髮都立了起來——從那以後我再沒聞到過這麼濃烈的騷味。這位老先生撿了一大堆廢紙板，不停地往紙板里澆水——紙板吸了水會壓秤。但據我所見，這些紙板有一部分很快就變成了黴菌……我倒希望它長點蘑菇，蘑菇的氣味好聞些，但它就是不長。我覺得這位師傅沒窮到非撿垃圾不可的地步，勸他別撿了，但他就是不聽。現在我也不勸了。不但如此，我見了垃圾堆就要多看上一眼——以前我沒這種毛病。
我知道舊社會窮人吃糠咽菜，現在這世界上還有不少人吃不上飯、穿不上衣服。沒人喜歡挨餓受凍——誰能說飢餓是生活方式呢。但這只是貧窮的一面，另一面則是，貧窮的生活也有豐富的細節，令人神往。就拿我這位鄰居來說，這些細節是我們院裡的五六十座垃圾箱。他去訪問之前，垃圾都在箱裡，去過之後，就全到了外面，別人對此很是討厭；常有人來門前說他，他答之以曖昧的傻笑。另外，他搜集的紙板不全是從垃圾里撿來的。有些是別人放在樓道里的紙箱，人家還要呢，也被他弄了來。物主追到我們這裡來說他，他也傻笑上一通。其實他有錢，但他喜歡撿爛紙，因為這種生活比呆著豐富多彩——羅素先生曾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也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回收廢舊物資是項利國利民的事業，但這麼扒拉著撿恐怕是不對的。撿回來還要往裡加水，這肯定是種欺詐行為。我很看不慣，決心要想出一種方法，揭穿這種欺騙。我原是學理科的，馬上就想出了一種：用兩根金屬探針往廢紙里一插，用一個搖表測廢紙的電阻。如果摻了水，電阻必然要降低，然後就被測了出來。我就這麼告訴鄰居。他告訴我說，有人這麼測來著。但他不怕，摻不了水，就往裡面夾磚頭。搖表測不出磚頭來，就得用X光機。廢品收購站總不能有醫院放she科的設備吧？……
我插隊時，隊裡有位四川同學，外號叫波美，但你敢叫他波美他就和你玩命。他父親有一項光榮的職業：管理大糞場。每天早上，有些收馬桶的人把大糞從城裡各處運來，送到他那裡，他以一毛錢一擔的價格收購，再賣給菜農。這些收馬桶的人總往糞里摻水——這位大叔憎惡這種行徑，像我一樣，想出了檢驗的辦法，用波美比重計測大糞的比重。你可能沒見過這種儀器：它是一根玻璃浮子，下端盛有鉛粒，外面有刻度；放進被測液體，刻度所示為比重。我想他老人家一定做過不少試驗，把比重計放進各種各樣的尿，才測出了標準大糞的比重。但是這一招一點都不管用：人家先往糞里摻水，再往糞里摻土，摻假的大糞比重一點都不低了。結果是他老人家貽人以笑柄，還連累了這位四川同學。大概你也猜出來了，波美就是波美比重計之簡稱，這外號暗示他成天泡在大糞里，也難怪他聽了要急。話雖如此說，波美和他的外號曾給插友們帶來了很多樂趣。
如果說貧窮是種生活方式，撿垃圾和挑大糞只是這種方式的契機。生活方式像一個曲折漫長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宮。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種負面的生活都能產生很多亂七八糟的細節，使它變得蠻有趣的；人就在這種趣味中沉淪下去，從根本上忘記了這種生活需要改進。用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這些細節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說，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須尊重。就我們談的這個例子來說，我覺得這解釋不對。在蕭伯納的《英國佬的另一個島》里，有一位年輕人這麼說他的窮父親：「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片土、一隻豬。」要是一輩子都這麼興沖沖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後自己也會變成一堆垃圾、一桶屎。所以，我覺得總要想出些辦法，別和垃圾、大糞直接打交道才對。 與王朔有關的影視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有些作品裡帶點烏迪·艾倫的風格，這是我喜歡的。有些作品裡也冒出些套話，這就沒法喜歡。總的來說，他是有藝術成就的，而且還不小；當然，和烏迪·艾倫的成就相比，還有不小的距離。現在他受到一些壓力，說他的作品沒有表達真善美，不夠崇高等等。對此我倒有點看法。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藝術的標準在世界上各個地方是不同的。以美國的標準為例，到了歐洲就會被視為淺薄。我知道美國有部格調高尚的片子，說上帝本人來到了美國，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美國老人，到處去助人為樂；聽見別人順嘴溜出一句：感謝上帝……就接上一句：不客氣！相信這個故事能使讀者聯想到一些國產片。這種片子叫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看了，一定會覺得淺薄。法國人對美國電影的看法是：除了烏迪·艾倫的電影，其它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一些優秀的歐洲電影，美國人卻沒有看過。比方說，我小時看過一些極出色的義大利電影，如《羅馬十一時》之類，美國人連聽都沒聽說過。為此我請教過義大利人，他們皺著鼻子說道：美國人看我們的電影？他們看不懂！把知識分子扣除在外，僅就一般老百姓而論，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文化上有些差異：歐洲、尤其是南歐的老百姓喜歡深刻的東西，美國人喜歡淺薄的東西；這一點連後者自己也是承認的。這種區別是因為歐洲有歷史，美國沒有歷史所致。
因為有這種區別，所以對藝術的認識也有深淺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認識，對淺薄的藝術就會視為庸俗──這正是歐洲人對美國電影的看法。現在來談談我們中國人民是哪一種人。我毫不懷疑，因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這一點連自以為深奧的歐洲人也是承認和佩服的。我在國外時，從電視上看到這樣一件事：美籍華人建築師貝先生主持了羅浮宮改造工程；法國人不服，有人說：美國人有什麼文化？憑什麼來動我們的羅浮宮？對此，貝先生從容答道：我有文化，我是中國人哪；對方也就啞口無言了。順便說說，烏迪·艾倫的電影，充滿了機智、反諷，在美國電影裡是絕無僅有的。這也難怪，他雖是美國籍，卻是猶太人，猶太文化當然不能小看。他的電影，能搞到手的我都看過，我覺得他不壞；但對我來說，還略嫌淺薄。略嫌淺薄的原因除中華文化比猶太文化歷史悠久之外，還有別的。這也難怪，在美國的中國人當時不過百萬，作為觀眾為數太少；他也只能遷就一下一般淺薄的美國觀眾。正因為中國的老百姓有歷史、有文化、很深刻，想在中國搞出正面謳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無論是美國導演還是歐洲導演，哪怕是猶太導演，對我們來說，都太淺薄。我認為，真善美是一種老舊的藝術標準；新的藝術標準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東西。批判現實主義是藝術的一支，它就不是什麼真善美。王朔的東西在我看來基本屬於批判現實主義，烏迪·艾倫也屬這一類。這一類的藝術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觀眾才能欣賞。
在我看來，所謂真善美就是一種甜膩膩的正面描寫，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度里，一流的藝術作品沒有不包括一點批判成份的。因此，從批判轉入正面歌頌往往意味著變得淺薄。王朔和他的創作集體在影視圈、乃至文化圈裡都是少數派。對於上述圈子裡的多數派，我有這樣一種意見：現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數，對文化的一般見識，比之先輩老先生們，不唯沒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為了防止激起眾怒，我要聲明：我自己尤其遠不如老先生們。五六十年代的義大利的優秀電影一出現，老先生們就知道是好東西，給予「批判現實主義傑作」的美譽。現在的文化人不要說這種見識，連這樣的名詞都不知道，只會把「崇高」之類的名詞徑直講出口來，也不怕直露。當然，大家不乏謳歌主旋律的決心，但能力，或者乾脆說是才能，始終是個主要問題。多數的影視作品善良的創作動機是不容懷疑的，但都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