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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說，我看書看到這裡，掩卷沉思，想要猜出作者要感慨些啥。我在這方面比較魯鈍，什麼都沒猜出來。但是從《廊橋遺夢》里看到了婚外戀的同志、覺得它應該批判的同志比我要能，多半會猜到：螞蚱在搞婚外戀，死了活該。這就和謎底相當接近了。作者的感慨是：「jian近殺」啊。由此可以重新解釋這個故事：這兩隻螞蚱在籬笆底下偷情，是兩個墮落分子。而那隻黃里透綠、肥碩無比的癩蛤蟆，卻是個道德上的義士，看到這樁jian情，就跳過來給他們一點懲戒——把它們吃了。寓意是好的，但有點太過離奇：癩蛤蟆吃螞蚱，都扯到男女關係上去，未免有點牽強。我總懷疑那隻癩蛤蟆真有這麼高尚。它頂多會想：今天真得蜜，一嘴就吃到了兩個螞蚱！至於看到人家交尾，就義憤填膺，撲過去給以懲戒——它不會這麼沒氣量。這是因為，螞蚱不交尾，就沒有小螞蚱；沒有小螞蚱，癩蛤蟆就會餓死。 近來和影視圈裡的朋友談電影，我經常要提起烏迪·艾倫。這些朋友說，艾倫的片子難懂，因為裡面充滿了外國人的幽默。幽默這種東西很深奧，一般人沒有這麼大的學問，就看不懂。我說，我覺得這些片子很好懂。他們說：您是個最有學問的人哪。就因為能看懂艾倫的電影，我賺了這麼一頂高帽。艾倫有部電影叫做《傻瓜》(Banana)，寫的也是個傻瓜，走在街上看到別人倒車，就過去指揮，非把人家指揮到牆上才算；看到別人坐在橋欄杆上，就要當胸推上一把，讓人家拖著一聲怪叫掉到水裡——就這麼個能把人氣樂了的傢伙，居然參加了游擊隊，當了南美的革命領袖……當然，這部電影想在中國上演是不容易的，但也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在內。
艾倫還有部片子，叫做《性——你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從名字就能看出來，這片子有點葷，不在引進之列，但也不難懂。我在街道工廠學過徒，我估計我們廠的師傅看到這部片子都能笑出來；但也會有人看了不想笑。有位英國演員得了奧斯卡金像獎之後，僅僅因為他是男的，追星族的少女就對他很熱情。他感慨道：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四十多歲，禿頂，腆著個大肚子（這就是他老兄當年的形象），這就是性感的標誌啊。我也有同樣感慨：原來「傻瓜」、「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這就是高深的學問啊。
最近看過美國電影《低級小說》（又譯《黑色通緝令》），裡面有個笑話是這樣的：一次大戰時，有個美國軍人給愛人買了一塊金表，未來得及給她，就上了前線。他帶著這塊表出生入死，終於回來，把表交給了她，兩人結婚生子，這塊表就成了這一家的傳家寶。這家的第二代又是軍人，帶著金表去越南打仗，被越共逮住，進了戰俘營。越共常常搜戰俘的身，但此人想道：我要把這傳家寶藏好，交給我兒子，就把它藏在了屁眼裡，一連藏了五年，直到不幸死去。在臨終時，他把表託付給戰友，讓他一定把表給兒子。這位戰友也沒地方藏，又把它藏在了屁眼裡，又藏了兩年，才被釋放。最後，這家的第三代還是個孩子時，有一天，來了一位軍官（就是那位受託的戰友），給他講了這個故事，並把這件帶有兩個人體溫，七年色、香、味的寶物，放到孩子手心裡。這孩子直到四十多歲，還常常在夢裡見到這一幕，然後怪叫一聲嚇醒。
魯迅先生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民國時，一位前清的遺少把玩著一件珍貴的國寶——放在手裡把玩，還拿來刮鼻子，就差含在嘴裡——原來這國寶是古人大殮時夾在屁眼裡的石頭。從這兩個故事的相似之處可以看出幽默是沒有國界的，用不到什麼高深學問就能欣賞它；但你若是美國的老軍官，就不喜歡《黑色通緝令》，你要是中國的遺老，就會不喜歡魯迅先生的笑話。在這種情況下，人就會說：聽不懂。
除了不想懂，還有不敢懂的情形。美國的年輕人常愛用這樣一句感嘆語：Holyshit!信教的老太太就聽不懂。holy這個詞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國人說：偉大、光榮、正確，shit是屎。連在一起來說，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美國，教會、軍隊，還有社會的上層人物，受宗教和等級觀念制約，時常犯有假正經的毛病，所以就成為嘲諷的對象。這種幽默中國沒有，但卻不難理解。中國為什麼沒有這種幽默，道理是明擺著的：這裡的權力不容許幽默，只容許假正經。開玩笑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喜歡說幾句笑話，別人就總說：你在五七年，準是個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畫家都當了右派。直到現在，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政治漫畫的國家。於是，幽默在這個國家就成了高深莫測的學問。
有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玫瑰之名》，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中世紀的義大利，有座修道院，院裡藏了一本禁書，有很多青年僧侶冒著生命危險去偷看這本書，又有一個老古板，把每個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毒死了。該老古板說道，這本禁書毒害人的心靈，動搖人的信仰，破壞教會在人間的統治——為此，他不但殺人，還放了火，把這本禁書和整個修道院都燒掉了。這是個陰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終貫穿著一個懸念——這是一本什麼書？可以想像，這書里肯定寫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在電影結束時，披露了書名，它就像《低級小說》里那塊沉重的金表，放進了你的掌心：它是亞里士多德久已失傳的《詩學》第二部。這本書只談了一件事：什麼叫做幽默。這個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現代中國。 看來，國產電影又要進入一個重視宣傳教育的時期。我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 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廠當工人，經常看電影，從沒花錢買過電影票，都是上面發票。從理論上說，電影票是工會買的。但工會的錢又從哪裡來？我們每月只交五分錢的會費。這些錢歸根結底是國家出的。嚴格地說，當時的電影沒有票房價值，國家出錢養電影。今後可能也是這樣。正如大家常說的，國家也不寬裕，電影工作者不能期望過高。這些都是正經話。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麼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閒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鐘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裡太黑，沒法打毛衣 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里。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歷，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裡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面看電影，一面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裡。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面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
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須敬業，有獻身精神 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淨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裡趕牛車，旱季里，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里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裡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只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 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麼，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裡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麼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干 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乾的工作，就越是要干，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只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里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麼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系統，沒什麼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伙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麼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伙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只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裡有個很壞的風氣，叫做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麼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麼。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裡，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 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只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炮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什，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面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手舉著飯盆讓我看 韭菜里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麼。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 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只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 這樣一想，我也覺得噁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乾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 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志提心弔膽，在韭菜里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只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話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怎麼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