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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中最夾雜不清的段落，要算「黑羽翻飛」這一章開頭所寫的一群城裡人下鄉去偷魚，然後又寫當地人有一年為了掙錢，打死了很多鳥兒。作者用卑劣行為的字眼兒形容這類行為，而對當地人的偷魚和打死少量鳥兒採取寬容的態度。細查作者的邏輯，似乎僅僅為了餬口的殺戮是可以的，而為了貪慾的殺戮是不可以的。這就讓人想起朱熹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和「存天理，滅人慾」的調和處理：人要吃飯，是為天理；人要美食，是為人慾。這種議論簡直貽人以笑柄。
內容．風格．整體結構
從內容來說，《魚王》是一本了不起的書，包括了很多優點。一本書只要有足夠的優點，就是一本好書，《魚王》當然是一本好書。但是它同時也有很多缺點，有些甚至很突出。
作者同時擅長抒情和道德議論兩種風格，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分章節、不分段落寫在同一本書里，我認為這不能算一個優點。我甚至認為這是作者思維不清晰的表現，當然這是有待商榷的說法。
《魚王》雖然被稱為長篇小說，實質上是集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抒情散文、道德議論為一體的東西。其優點是容量非常之大，劣點是結構蕩然無存。當然，只要你把一批內容彙編成集，裝訂成書，它自然就有了一個結構，但我說的不是這一種意義上的結構。我要說的是「條理明晰」、「層次分明」一類的東西。這本書在局部不缺少這種結構，但在整體上是根本沒有的。在次提出一個設想，請熟讀《魚王》的讀者思考：假如全書純以阿基姆的經歷為線索，砍去若干章節（黑羽分飛），是不是能夠組織得更好一點？
掩卷之後
掩卷之後的議論不局限於《魚王》，但是仍由《魚王》而起。從初讀《魚王》到這次再讀《魚王》，儘管已有六年左右，我對它的興趣並未減退，這樣的書並不多，拿破崙曾云：世間一切書中，我偏愛以血寫成者。此話頗有道理。
用我的話來說，世間一切書中，我偏愛經過一番搏鬥才寫成者，哪怕是小說（虛構類）也不例外。這種書的出現，是作家對自己的勝利，是後輩作家對先輩作家的勝利，是新出的書對已有的書的勝利。
這種勝利不能靠花拳繡腿得來，也不能靠詭異的招數、靠武林秘籍、靠插科打諢得到，而是不折不扣的比拼內力。《魚王》的魅力在於作家誠實的做人態度，對寫作一道的敬業精神，抒情時的真誠，思辯時的艱苦，而不在於他使用了「象徵主義、自然主義、意識流一類方法（評論家語）」，所以我把它列入了不可多得的好書之列。 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麼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麼你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裡，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麼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裡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里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里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里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痴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優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裡，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裡，什麼都收穫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艾曉明請我給她的新作寫序——像這樣的事求到我這無名之輩頭上，我想她是找對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開始的時候是個中學生。我的出身當時也不大好，所以我對她說到的事也有點體驗。我記得「文化革命」剛開始時，到處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與此同時，我的一些同學穿上了綠軍裝，腰裡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紅五類之一，他就從牙fèng里冒出一句：「狗崽子！」他們還幹了很多更加惡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歡揭別人的瘡疤，
而且那些事也離題了。
我說的這件事很快就過去了。我的這些同學後來和我一起去插隊，共過患難以後，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終以為他們那時的行為很壞。「文化革命」是件忽然發生的事，誰也沒有預料到，誰也不可能事先考慮遇到這樣的事我該怎麼做人。我的這些同學也是忽然之間變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祝賀的，但這卻不能成為欺壓別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個字從朝夕相處的同學嘴裡逼出來，你又於心何忍。我這樣說，並不等於假如當年我是紅五類的話，就不會去干欺壓別人的事。事實上一筐爛桃里挑不出幾個好的來，我也不比別人好。當年我們十四五歲，這就是說，從出世到十四歲，我們沒學到什麼好。
我在北方一個村里插隊時（當時我是二十二歲），看到村裡有幾個陰鬱的年輕人，穿著比較乾淨，工作也比較勤奮，就想和他們結交。但是村里人勸我別這麼做，因為他們是地主。農村的情況和城裡不一樣，出身是什麼，成分也是什麼。故而地主的兒子是地主，地主的孫子也是地主，子子孫孫不能改變。因為這個原因，地主的兒子總是找不到老婆。我們村裡的男地主（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擁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給了貧下中農以求子女能改變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種得比較好，房子蓋得也比較好。這是因為他們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濟。據說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學習成績總是比貧下中農出色，因為他們除了升學離開農村外，別無出路。這一點說來不足為奇，因為在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在商業方面也總是比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學又不憑學習成績，所以黑五類就變得絕無希望。我所見到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假如我宣揚我的所見所聞，就有可能遇到遇羅克先生的遭遇——被槍斃掉，所以我沒有宣揚它。現在中國農村已經沒有地主富農這些成分了，一律改稱社員。這樣當然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