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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容易，但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們在為物質自激，就放出人際關係的自激去干擾；看到人在人際關係里自激，就放出物質方面的自激去干擾；這樣激來擾去，聽上去就不是個道理。搞得不好，還能把兩種毛病一齊染上：出了門，窮極奢欲，非奔馳車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還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滿嘴仁義道德，整個一個封建家長，指揮上演種種糙菅人命的醜劇（就像大邱莊發生過的那樣）；要不就走向另一極端，對物質和人際關係都沒了興趣，了無生趣——假如我還不算太孤陋寡聞，這兩樣的人物我們在當代中國已經看到了。 我年輕時，有一回得了病，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裡沒有大夫，都是工農兵出身的衛生員——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隊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了。話雖如此說，穿著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麼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來查房，看過我的化驗單，又拿聽診器把我上下聽了一遍，最後還是開口來問：你得了什麼病。原來那張化驗單他沒看懂。其實不用化驗單也能看出我的病來：我渾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樣的顏色，正在鬧黃疸。我告訴他，據我自己的估計，大概是得了肝炎。這事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當時還沒聽說有B肝，更沒有聽說C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種傳染性肝炎。據說這一種肝炎中國原來也沒有，還是三年困難時吃伊拉克蜜棗吃出來的——叫做蜜棗，其實是椰棗。我雖沒吃椰棗，也得了這種病。大夫問我該怎麼辦，我說你給我點維生素吧——我的病就是這麼治的。說句實在話，住院對我的病情毫無幫助。但我自己覺得還是住在醫院裡好些，住在隊裡會傳染別人。
在醫院裡沒有別的消遣，只有看大夫們給人開刀。這一刀總是開向闌尾——應該說他們心裡還有點數，知道別的手術做不了。我說看開刀可不是瞎說的，當地經常沒有電，有電時電壓也極不穩，手術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兩點鐘陽光最好，就是那時動手術——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著，互相打賭說幾個小時找到闌尾。後來我和學醫的朋友說起此事，他們都不信，說闌尾手術還能動幾個鐘頭？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我看到的幾個手術沒有一次在一小時之內找著闌尾的。做手術的都說，人的盲腸太難找——他們中間有好幾位是部隊騾馬衛生員出身，參加過給軍馬的手術，馬的盲腸就很大，騾子的盲腸也不小，哪個的盲腸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個子小考慮在內之後，他的盲腸還是太小。閒著沒事聊天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對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別給人開刀了。你猜他們怎麼說？「越是不熟就越是要動——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這後半句是毛主席語錄。人的腸子和戰爭不是一碼事，但這話就沒人說了。我覺得有件事情最可惡：每次手術他們都讓個生手來做，以便大家都有機會學習戰爭，所以闌尾總是找不著。刀口開在什麼部位，開多大也完全憑個人的興趣。但我必須說他們一句好話：雖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還有一些開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開在了肚子上，這實屬難能可貴。
我在醫院裡遇上一個哥們，他犯了闌尾炎，大夫動員他開刀。我勸他千萬別開刀——萬一非開不可，就要求讓我給他開。雖然我也沒學過醫，但修好過一個鬧鐘，還修好了隊裡一台手搖電話機。就憑這兩樣，怎麼也比醫院裡這些大夫強。但他還是讓別人給開了，主要是因為別人要在戰爭里學習戰爭，怎麼能不答應。也是他倒霉，打開肚子以後，找了三個小時也沒找到闌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腸子都拿了出來，上下一通緊倒。小時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飯鋪，賣炒肝、燴腸，清晨時分廚師在門外洗豬大腸，就是這麼一種景象。眼看天色越來越暗，別人也動手來找，就有點七手八腳。我的哥們被人找得不耐煩，撩開了中間的白布帘子，也去幫著找。最後終於在太陽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來，天也就黑了，要是再遲一步，天黑了看不見，就得開著膛晾一宿。原來我最愛吃豬大腸；自從看過這個手術，再也不想吃了。
時隔近三十年，忽然間我想起了住院看別人手術的事，主要是有感於當時的人渾渾噩噩，簡直是在發瘋。誰知道呢，也許再過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會發現有些人也是在發瘋。如此看來，我們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質的飛躍——但我懷疑這麼理解是不對的。理性可以這樣飛越，等於說當初的人根本沒有理性。就說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著活人的腸子上下倒騰時，雖然他說自己在學習戰爭，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鬧。由此就得到一個結論：一切人間的荒唐事，整個社會的環境雖是一個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為胡鬧很開心。
我們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推論：不管社會怎樣，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作為雜文的作者，把推論都寫了出來，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醫院的事我還沒寫完呢：我在醫院裡住著，肝炎一點都不見好，臉色越來越黃；我的哥們動了手術，刀口也總是長不上，人也越來越瘦。後來我們就結伴回北京來看病。我一回來病就好了，我的哥們卻進了醫院，又開了一次刀。北京的大夫說，上一次雖把闌尾割掉了，但腸子沒有fèng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個瘺，腸子裡的東西順著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還說，冒到外面還是萬分幸運，冒到肚子裡面，人就完蛋了。我哥們倒不覺得有什麼幸運，他只是說：媽的，怪不得總吃不飽，原來都漏掉了。這位兄弟是個很豪邁的人，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拿自己的內臟給別人學習戰爭。 插隊的時候，我餵過豬，也放過牛。假如沒有人來管，這兩種動物也完全知道該怎樣生活。它們會自由自在地閒逛，飢則食渴則飲，春天來臨時還要談談愛情；這樣一來，它們的生活層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陳。人來了以後，給它們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頭牛和每一口豬的生活都有了主題。就它們中的大多數而言，這種生活主題是很悲慘的：前者的主題是幹活，後者的主題是長肉。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抱怨的，因為我當時的生活也不見得豐富了多少，除了八個樣板戲，也沒有什麼消遣。有極少數的豬和牛，它們的生活另有安排，以豬為例，種豬和母豬除了吃，還有別的事可干。就我所見，它們對這些安排也不大喜歡。種豬的任務是交配，換言之，我們的政策准許它當個花花公子。但是疲憊的種豬往往擺出一種肉豬（肉豬是閹過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勢，死活不肯跳到母豬背上去。母豬的任務是生崽兒，但有些母豬卻要把豬崽兒吃掉。總的來說，人的安排使豬痛苦不堪。但它們還是接受了：豬總是豬啊。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設置動物，也設置自己。我們知道，在古希臘有個斯巴達，那裡的生活被設置得了無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為亡命戰士，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前者像些鬥雞，後者像些母豬。這兩類動物是很特別的，但我以為，它們肯定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歡又能怎麼樣？人也好，動物也罷，都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
以下談到的一隻豬有些與眾不同。我餵豬時，它已經有四五歲了，從名份上說，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兩眼炯炯有光。這傢伙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欄一跳就過；它還能跳上豬圈的房頂，這一點又像是貓——所以它總是到處遊逛，根本就不在圈裡呆著。所有餵過豬的知青都把它當寵兒來對待，它也是我的寵兒——因為它只對知青好，容許他們走到三米之內，要是別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該敲掉。不過你去試試看，哪怕你把劁豬刀藏在身後，它也能嗅出來，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來。我總是用細米糠熬的粥餵它，等它吃夠了以後，才把糠兌到野糙里餵別的豬。其它豬看了嫉妒，一起嚷起來。這時候整個豬聲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飽了以後，它就跳上房頂去曬太陽；或者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響、拖拉機響，學得都很像；有時整天不見蹤影，我估計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豬去了。我們這裡也有母豬，都關在圈裡，被過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髒又臭，它對它們不感興趣；村寨里的母豬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跡，但我餵豬的時間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寫了。總而言之，所有餵過豬的知青都喜歡它，喜歡它特立獨行的派頭兒，還說它活得瀟灑。但老鄉們就不這麼浪漫，他們說，這豬不正經。領導則痛恨它，這一點以後還要談到。我對它則不止是喜歡——我尊敬它，常常不顧自己虛長十幾歲這一現實，把它叫作「豬兄」。如前所述，這位豬兄會模仿各種聲音。我想它也學過人說話，但沒有學會——假如學會了，我們就可以做傾心之談。但這不能怪它。人和豬的音色差得太遠了。
後來，豬兄學會了汽笛叫，這個本領給它招來了麻煩。我們那裡有座糖廠，中午要鳴一次汽笛，讓工人換班。我們隊下地幹活時，聽見這次汽笛響就收工回來。我的豬兄每天上午十點鐘總要跳到房上學汽笛，地里的人聽見它叫就回來——這可比糖廠鳴笛早了一個半小時。坦白地說，這不能全怪豬兄，它畢竟不是鍋爐，叫起來和汽笛還有些區別，但老鄉們卻硬說聽不出來。領導上因此開了一個會，把它定成了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要對它採取專政手段——會議的精神我已經知道了，但我不為它擔憂——因為假如專政是指繩索和殺豬刀的話，那是一點門都沒有的。以前的領導也不是沒試過，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沒用：豬兄跑起來像顆魚雷，能把狗撞出一丈開外。誰知這回是動了真格的：指導員帶了二十幾個人，手拿五四式手槍；副指導員帶了十幾人，手持看青的火槍，分兩路在豬場外的空地上兜捕它。這就使我陷入了內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該舞兩把殺豬刀衝出去，和它並肩戰鬥。但我又覺得這樣做太過驚世駭俗——它畢竟是只豬啊；還有一個理由，我不敢對抗領導，我懷疑這才是問題之所在。總之，我在一邊看著。豬兄的鎮定使我佩服之極：它很冷靜地躲在手槍和火槍的連線之內，任憑人喊狗咬，不離那條線。這樣，拿手槍的人開火就會把拿火槍的打死，反之亦然；兩頭同時開火，兩頭都會被打死。至於它，因為目標小，多半沒事。就這樣連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了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了；跑得瀟灑之極。以後我在甘蔗地里還見過它一次，它長出了獠牙，還認識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這種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贊成它對心懷叵測的人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