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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眾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秘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眾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一九六八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fèng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為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裡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麼樣就做到什麼樣罷，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裡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像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台，除非在做惡夢時。這當然不是影she什麼，我只是在說自己。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面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面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
麥克阿瑟將軍寫過一篇祈禱文，代他的兒子向上帝討一些品行。各種品行要了一個遍，又要求給他兒子以幽默感。假設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裡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在各種討論會上，時常有些頭頂禿光光的人，面露蒙娜麗莎式的微笑，輕飄飄地拋出幾句，讓大家忍俊不禁。假如我理解正確的話，這種幽默感是老jian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不要問我這些人是誰，我不是告密者；反正不是我，我頭頂不禿。我現在年登不惑，總算有了近於正常的理性；因為無病無災，又有了幽默感，所以遇到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事，都能應付自如。不過，在我年輕的時候，既沒有健全的理性，又沒有幽默感，那是怎麼混過來的，實在是個大疑問。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眾，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作虔誠。
但是這樣理解也有疑問。我見到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干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必須指出的是，宗教是在近代才開始合理的，過去也幹過燒女巫、迫害矣謁等勾當。我們知道，當年教會把布魯諾燒死了。就算我虔信宗教，也不會同意這種行為－－我本善良，我對這一點極有把握，所以肯定會去勸那些燒人的人：諸位，人家只不過是主張曰心說，燒死他太過分了。別人聽了這樣的話，必定要拉我同燒，這樣我馬上會改變勸說的方向，把它對準布魯諾：得了吧，哥們兒，你這是何苦？去服個軟兒吧。這就是我年輕時作人的態度，這當然算不上理性健全，只能叫作頭腦糊塗；用這樣的頭腦永遠也搞不清楚曰心說對不對。如果我說中國人里大多數都像我，這肯定不是個有積極意義的結論。我只是說我自己，好像很富柔韌性。因為我是柔順的，所以領導上覺得讓我怎樣都成，甚至在病得要死時也能樂呵呵。這是我的錯誤。其實我沒那麼柔順。
我的積極結論是這樣的：真理直率無比，堅硬無比，但凡有一點柔順，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話（光榮的荊棘路），就是獻給這些直率、堅硬的人，不過他提到的全是外國人。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應有自己的榜樣。此刻我腦子裡浮現出一系列名字：陳寅格教授，馮友蘭教授，等等。說到陳教授，我們知道，他窮畢生精力，考據了一篇很不重要的話本，《再生緣》。想到這件事，我並不感到有多振奮，只是有點傷感。 近來讀了C·P·斯諾的《兩種文化》。這本書里談到的事倒是不新鮮，比方說，斯諾先生把知識分子分成了科學知識分子和文學（人文）知識分子兩類，而且說，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科學文化，一種是文學（人文）文化。現在的每個知識分子，他的事業必定在其中一種之中。
我要談到的事，其實與斯諾先生的書只有一點關係，那就是，我以為，把兩種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類前途所系。這麼說還不大準確，實際上，是創造了這兩種文化的活動——人類的思索，才真正是人類前途之所系。尤瑟納爾女士借阿德里安之口雲，當一個人寫作或計算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當你寫作和計算時，就是在思索。思索是人類的前途所系，故此，思索的人，超越了現世的人類。這句話講得是非常之好的，只是講得過於簡單。實際上，並不是每一種寫作或計算都可以超越人類。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但是非常的重要。
現在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乍看上去離題甚遠：八十年代，美國通過了一個計劃，撥出幾百億美元的資金，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攻克癌症。結果卻不令人滿意，有些人甚至說該計劃貽人笑柄，因為花了那麼多錢，也沒找出一種特效療法。這件事說明，有了使不盡的錢，也不見得能做出突破性的發現。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天才的發現都不是金錢直接作用的結果。金錢、權力，這在現世上是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生活的一面，但還有另一面。說到天才的發現，我們就要談到天才、靈感、福至心靈、靈機一動等等，決不會說它們是某些人有了錢、升了官，一高興想出來的。我要說的就是：沉默地思索，是人類生活的另外一面。就以攻克癌症為例，科學家默默地想科學、做科學，不定哪一天就做出一個發現，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要約定一個期限，則不管你給多少錢也未必能成功。對於現代科技來說，資金設備等等固然重要，但天才的思想依然是最主要的動力。一種發現或發明可以賺到很多錢，但有了錢也未必能造出所要的發明。思索是一道大門，通向現世上沒有的東西，通到現在人類想不到的地方。以科學為例，這個道理就是明明白白的。
科學知識分子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超越人類的事業，但人文知識分子就很難想到這一點。就以文學藝術為例，我們這裡要求它面向社會、面向生活，甚至要求它對現世的人有益，弘揚民族文化等等，這樣就越說越小了。誠然，文學藝術等等，要為現世的人所欣賞，但也不僅限於此。莎士比亞的戲現在還在演，將來也要演。你從莎翁在世時的英國的角度出發，絕想像不到會有這樣的事。自然科學的成果，有一些現在的人類已經用上了，但據我所知，沒用上的還很多。倘若你把沒用上的通通取消，科學就不成其為科學。我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數學教授在課堂上講到：我現在所教的數學，你們也許一生都用不到，但我還要教，因為這些知識是好的，應該讓你們知道。這位老師的胸襟之高遠，使我終生佩服。我還要說，像這樣的胸襟，在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中間很少見到。
倘若我說，科學知識分子比人文知識分子人品高尚，肯定是不對的。科學知識分子裡也有卑鄙之徒，比方說，前蘇聯的李森科。但我未聽到誰對他的學說說過什麼太難聽的話，更沒有聽到誰做過這樣細緻的分析：李森科學說中某個謬誤，和他的卑鄙內心的某一塊是緊密相連的。倘若李森科不值得尊敬，李森科所從事的事業——生物學——依舊值得尊重。在科學上，有錯誤的學說，沒有卑鄙的學說；就是李森科這樣卑鄙的人為生物學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說是卑鄙的行徑。這樣的道德標準顯然不能適用於現在中國的藝術論壇，不信你就看看別人是怎樣評論賈平凹先生的《廢都》的。很顯然，現在在中國，文學不是一種超越現世、超越人類的事業。我們評論它的標準，和三姑六婆評價身邊發生的瑣事的標準，沒有什麼不同。賈先生寫了一部《廢都》，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門，我們不但要說衣服不好看，還要想想她的動機是什麼，是不是想要勾引誰。另外哪位先生或女士寫了什麼好書，稱讚他的話必是功在世道人心，就如稱讚哪位女士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是一樣的。當然，假如我說現在中國對文藝只有這樣一種標準，那就是惡毒的誹謗。杜拉斯的《情人》問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種譯本（包括台灣的譯本），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國內尚未見到，好評就不絕於耳。我們說，這些將是傳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現世的標準、道德的標準來評判的。這種標準從來不用之於中國人。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外國人可以做超越人類的事業，中國人卻不能。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是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想法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作同種，只有主觀的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當年孟子如此來評價楊朱和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現在我們則如此地評價《廢都》和一些在國外獲獎的電影。這些作品好不好可以另論，總不能說人家的工作是「禽獸行」，或者是「崇洋媚外」。身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別人「推己及人」的次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我要說的不是自己不喜歡做中國人（這是我最喜歡的事），我要說的是，這對文化事業的發展很是不利。
我認為，當我們認真地評價藝術時，所用的標準和科學上的標準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不依據現世的利害得失，只論其對不對（科學）、美不美（藝術）。此種標準我稱為智慧的標準。假設有一種人類之外的智能生物，我們當然期望它們除了理解人類在科學上的成就之外，還能理解人類在藝術上的成就，故此，智慧就超越了人類。有些人會以為人類之外的東西能欣賞人類的藝術是不可能的，那麼我敢和你打賭，此種生物在讀到尤瑟納爾女士的書時，讀到某一句必會擊節讚賞，對人類擁有的胸襟給予肯定；至於它能不能欣賞《紅樓夢》，我倒不敢賭。但我敢斷言，這種標準是存在的。從這種標準來看，人類僥倖擁有了智慧，就該善用它，成就種種事業，其中就包括了文學藝術在內。用這樣的標準來度量，小說家力圖寫出一本前所未有的書，正如科學家力圖做出發現，是值得讚美的事。當然，還有別的標準，那就是念念不忘自己是個人，家住某某胡同某某號，周圍有三姑六婆，應該循規蹈矩地過一生，倘有餘力，就該發大財，當大官，讓別人說你好。這後一種標準是個人幸福之所系，自然不可忘記，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前一種標準也該記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