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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王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麼，我做什麼。必須說明的是，學者並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以發現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後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麼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有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買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痛感缺少想像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這是狡猾的例子——羅素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也沒有被人看在眼裡。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麼我編什麼，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是說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家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際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後，為什麼要說上帝是萬物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後見了面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聖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作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於滑頭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裡，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搞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麼多。至於君王，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餵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王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也比餵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麼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餘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句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後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如沒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衝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麼。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裡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有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麼，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我小的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我父親對我姥姥說，一畝地里能打三十萬斤糧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農村來的老太大，跳著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她還算了一本細帳，說一畝地上堆三十萬斤糧，大概平地有兩尺厚的一層。當時我們家裡的人都攻擊我姥姥覺悟太低，不明事理。我當時只有六歲，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姥姥是錯誤的。事隔三十年，回頭一想，發現我姥姥還是明白事理的。畝產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困難，那麼多的糧食誰也吃不了，只好堆在那裡，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幾十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瑪拉雅山了。
我十幾歲時又有過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我住的地方（我家在一所大學裡）有些大學生為了要保衛黨中央、捍衛毛主席而奮起，先是互相揮舞拳頭，後用長矛交戰，然後就越來越厲害。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北京城原來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作法能不能叫作保衛，實在值得懷疑。有一件事我始終想知道：身為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人，身披銷甲上陣與人交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自我感覺如何？當然，我不認為在這輩子裡還能有機會輪到我來親身體驗了。但是這些事總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長大成人，到海外留學，還給外國同學講起過這些事，他們或則直楞楞地看著我，或則用目光尋找檯曆－－我知道，他們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節。當然，見到這種反應，我沒興趣給他們講這些事了。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該雜種並不到處跑著吞吃馬糞和腐植質，而是老老實實長在地上，結出碩大的果實。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這當然是從國外刊物的愚人節專號上摘譯的。像這樣離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說，用某種超聲波哨子可以使冷水變熱，用磚頭砌的爐灶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煉出鋼鐵；但是這些故事不是愚人節的狂想，而是我親眼所見。有一些時期，每一逃詡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里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里，「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認真考較一下，自己的心臟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歷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懼厲地喝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向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注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個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昨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為我一向以為自已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覆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里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題什麼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麼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為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我保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裹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上不批准，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著「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歎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歎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著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准，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例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才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