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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打完，吳天亮收拾一下，本想安慰安慰妻子，說幾句體貼話，女人嘛，幾句好話也就暖過來了。又一想，算了，這人最近是瘋了，因為女兒，今天跟這鬧，明天跟那吵，整得雞犬不寧。昨天還跟親家母楚雅吵翻，兩個很少紅臉的女人竟然粗言相對，就差大打出手了，哪還有什麼斯文相。
讓她先涼一涼，找找自己身上的不足！
從省城到谷水，大約四小時車程，吳天亮告訴司機，直接去南湖，說完，眯上眼睛，鄧家英被打，路波又出事，不是好兆頭啊。吳天亮最近心緒很是不寧，總感覺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會是什麼大事呢，自己又說不出來。可他還是覺得很不安，聯想到兩天前省里一位朋友跟他說過的話，心裡越發亂起來。朋友在省政府辦公廳，算是省領導身邊的人，兩天前找他，說一起坐坐，喝喝茶說說話。吳天亮當然不能拒絕，你在下面算一方諸侯，到了省里，就是“下面來的”，況且朋友跟他關係一向不錯，欣然去了。結果一場茶喝下來，喝得吳天亮心事重重。
坦率講，吳天亮不是一個把官位看得太重的人，更不是官迷。到了這把年紀，再貪圖官位就實在沒啥意思。這一生風風雨雨的，也領略了不少，早已心累，想早一點退下來，享享清閒，跟老朋友們聊聊過去，拉拉家常。但朋友說的不是這，上面可能有讓他下來的意思，但不是體面得下來，也不是正常下來。朋友說兩件事他沒處理好，一是流域治理，尤其冶煉廠的事，處理的不積極不智慧，該抓的沒抓起來，該壓的沒壓下去，弄得不但市里被動，省里更加被動。另一件事，他女兒這次惹出的動靜太大。“他是怎麼教育孩子的，弄得滿城風雨！”這是朋友轉告給他的，省里主要領導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發出的批評。
為女兒的事讓他下來，他認，不管怎麼說，孩子到今天這步，是他的問題。最近他也在檢討，在反省。但因為流域治理，尤其冶煉廠，讓他下來，他憋屈啊。
為這個冶煉廠，他費了多大週摺，由當初堅決反對到後來妥協，再到後來苦口婆心做工作，他幾乎把一半精力都熬在這家企業上了。可結果呢？吳天亮不敢想下去，有些事，你是左右不了的。
至於流域治理，吳天亮就只能長嘆了。他承認，他這個頭沒當好，沒當好啊。在他任職這幾年，流域缺水現象一年比一年嚴重，不只下游，上游鬧水荒也不是什麼新聞。但流域治理是個複雜的工程，龐大極了。植被不是一年兩年破壞掉的，傳統的經濟耕作模式遲遲不能改變，新的農業模式尤其是節水型農業無法有效推廣，好些種植技術農民不接受，又不能硬性推廣。吳天亮吃過硬性推廣的虧，是在當副市長時，給沙湖一個村推廣了地膜種植，結果塑料鋪上去，農民就再也不管了，說是縣裡市裡的事，跟他們沒關係，害得他天天打電話催促農業部門，要他們下去看，下去催，就算求爺爺告奶奶，也要把農民的積極性給催起來。目前雖說這點技術已不算技術，地膜種植已成了家常菜，但想想當年的艱難，吳天亮仍然倒吸冷氣。農民的交道真不好打啊，可農民的困境又實實在在擺在眼前，幾十萬人要吃飯，要發展，僅靠原來那些地的產出，根本養活不了。人口不斷增加，農業負擔一年比一年重。下游沙湖縣七十年代不到二十萬人，現在增加到四十多萬將近五十萬。上游龍山更是讓人頭痛，那些山區早就不能養人，啥年代了，吃水還要拿驢馱，馱一趟水兩三個小時，有時甚至半天工夫。天不下雨，一村人臉都不敢洗，可天越來越不下雨……
所有這些，他這個當書記的，都要思考，都要解決。但怎麼解決？不錯，鄧家英路波他們說得都對，秦繼舟說得也對，節水，保護植被，恢復生態。下游不能再打井，不能再開發農田，甚至不能再種植熬水量大的農作物。種啥呢，什麼作物不熬水？經濟作物發展了這些年，收入是比傳統作物高，可熬水並不能降下來，而且土地板結情況更為嚴重。去年一度時期，有專家建議沙湖引進棉花種植，吳天亮一開始也心動，但打聽來打聽去，最後還是放棄。
都是因為水啊。
生態治理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幾十年破壞掉的東西，一夜間能恢復過來？更大的矛盾還在發展與治理的衝突，農民要增收，地方要增稅，經濟要增量，上級要增速，要GDP，作為地方大員，他不能不顧發展只談治理。但西北這疙瘩，沒啥能源，有的也是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礦山。也許是他吳天亮無能，也許是他思想不夠解放，也許……
吳天亮也許不下去了，巨大的壓力、懷疑還有恐懼，還有不知從哪來的憤怒聚齊了勁地折磨他，摧毀他，要讓他在瞬間崩潰，瞬間瘋掉！
車子駛進沙湖縣城，這中間吳天亮接到幾個電話，有醫院方面的，向他分頭報告鄧家英和路波的受傷及治療情況，都很糟糕，都不是輕傷，兩人都沒醒過來，還處在昏迷中。尤其鄧家英，身體本來就弱，這次差點就把命丟在井裡。縣醫院院長說：“我們不敢擔這個風險啊，求市領導儘快做出決定，趕快轉院吧。”吳天亮批評一句，人都那樣了，怎麼轉，一定給我上最好的治療措施。院長唯唯諾諾地應承著，吳天亮心卻懸得好高好空，同時祈禱，家英你要挺住啊，一定要挺住……後來是市裡的，市長打了幾個電話，說他已趕到冶煉廠，田老闆不在，在香港還是北京，公司的人也說不清。集團副總以上的領導一個也沒，只留幾個部門負責人，一問三不知，誰也不承認打了人，一口咬定不是他們幹的，肯定是黑吃黑。
“黑吃黑？”吳天亮火了，哪有這樣說話的。
“他們反倒告了一大堆的狀，說自從重新開工，周遭群眾不斷盜竊，大到偷原輔材料，偷機器零部件，偷設備，小到鑽進工人宿舍偷，見什麼偷什麼，公司一半精力用到防盜上，哪還能顧著生產。前段日子就有兩個村的村民為偷盜互相打架，這次的事指不定也是這樣。”
“扯淡！”吳天亮罵了一聲，掛了電話。後來市長又打過來，說冶煉廠放假了，索性不生產了，問吳天亮怎麼辦？吳天亮沒好氣地說：“想咋辦咋辦！”
結果沒過十分鐘，省里電話來了，帶著質問的口氣：“企業環境怎麼創造的啊，當初你們可不是這樣承諾人家，別的管不了，難道群眾偷盜行為市里也沒辦法？”
打電話的是省人大主任，田老闆父親的老戰友，老同事。
惡人先告狀，轉移視線，轉移目標！本能地，吳天亮就想到另一層，路波這次，打可能白挨了，挨了打還沒地方申訴！
吳天亮在醫院耽擱了一小時，他不能不看鄧家英就去南湖。鄧家英的情況比他想得嚴重許多，步子一邁進去，就再也挪不開了，臉上更是充滿了驚駭。
“家英，家英，鄧處長，老鄧——”吳天亮俯身在床前，連著叫了好幾遍，鄧家英靜靜的，除了胸脯在微弱地起伏，其他，都是僵的。
“家英，我是吳天亮，你醒醒啊。”吳天亮越發急，一把抓過值班醫生，“不是說沒這麼嚴重嗎，怎麼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