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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都沒聽說過。”
“裡面有果凍餡的傢伙，好吃著哩！媽媽卻說光吃甜的腦袋不好使，不常給我買。”
“好像好吃。”我說。
“噯，叔叔，你在這裡幹什麼呢？昨天也好像在這裡了，一閃瞧見的。”女孩兒問。
“在這裡照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實話實說，“大概像門那樣的東西。”
“門？”女孩兒問，“什麼門？門也有好多形狀和顏色的。”
我開始沉思。什麼形狀和顏色？那麼說來，以前還從沒考慮過門的形狀和顏色。不可思議。“不知道啊。到底什麼形狀和顏色呢？說不定也不是門。”
“沒準像雨傘似的？”
“雨傘？”我接口道，“是啊，不準是雨傘的理由也好像沒有，我覺得。”
“雨傘和門，無論形狀、顏色還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確。不過只要看上一眼，當場就會看明白的：噢，對了，這就是正找的東西。雨傘也好，門也好，炸面圈也好，都無所謂。”
“嗬，”女孩兒應道，“很長時間一直找那個？”
“找了很久，從你出生前就開始找了。”
“原來是這樣。”說著，女孩兒看了好一會兒自己的手心，思考著什麼。“我也幫忙好了，幫你找那個。”“若肯幫忙真叫人高興。”我說。
“門也好，雨傘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東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麼回事。”我說，“不過見到了馬上就能知道找對了沒有。”
“有意思！”女孩兒說，“可今天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練芭蕾舞。”
“那好，”我說，“跟我說了這麼多，謝謝！”
“噯，叔叔你喜歡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說一遍？”
“‘老年時裝’。”
女孩兒現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聲反覆說了幾次“老年時裝”。
“再見！”女孩兒說。
“再見！”我說。
女孩兒站起，唱著歌跑上樓梯，消失了。我閉起眼睛，再次把身體交給時間的流沙，讓時間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託人打來電話。
“丈夫找到了。”她劈頭一句，沒有寒暄話沒有開場白。
“找到了？”我反問。
“嗯，昨天中午警察來了電話，說在仙台站候車室長椅上躺著的時候被監護起來了。身無分文，證件之類也沒帶，但姓名、住所和電話號碼漸漸想起來了。我立即趕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麼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說意識到時就躺在仙台站長椅上了，被站務員搖醒的。至於身無分文怎麼去的仙台，二十天時間裡在哪裡做了什麼，怎麼吃的東西，都記不起來了。”
“什麼衣著？”
“衣著和離開家時一樣。長了二十天長度的鬍鬚，體重減了十來公斤。眼鏡好像在哪裡弄沒了。我現在是從仙台一家醫院打電話過來。丈夫在這裡接受醫學檢查，CT掃描啦、X光透視啦、精神堅定啦。不過眼下頭腦功能已經恢復，身體也好像沒有問題，單單記憶消失罷了。離開母親房間和上樓梯之前記得，往下的記憶就沒有了。但不管怎樣，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東京。”
“那就好！”
“勞您調查到現在，深表感謝。可是看這情形，往下好像沒必要再勞駕了。”
“看來是的。”我說。
“所有的一切全都亂糟糟的，費解之處為數多多，但丈夫總之是好端端地回來了。不用說，這對於我是再要緊不過的事。”
“當然。千真萬確。”我說，“那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酬金還是想請您收下，收下可以嗎？”
“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說了，酬金之類概不接受。所以，關於這點，請別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謝。”
沉默。該說明的事已大致說明完畢——便是這麼一種意味的涼絲絲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種沉默，領略了片刻這涼絲絲的意味。
“那麼，請多保重！”少頃，她掛斷電話。話中帶有未嘗不可以說是同情的餘韻。
我也放下聽筒，隨後一邊把新鉛筆挾在指間旋轉，一邊盯視著雪白的便箋。雪白的便箋使我想起剛從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單，新床單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躺在新床單上面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圖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靜下來。之後，我梳理記憶，把她所說的用工整的字跡一一記在雪白的便箋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電話，體重減少十公斤，眼鏡丟失，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我把鉛筆放在寫字檯上，在椅子上把身體大大向後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駁駁地沾有不規則的圖形。眯fèng眼睛細看，未嘗不像天體圖。我一面仰視虛構的星空，一面思忖為了健康或許該重新吸菸才對。腦袋裡仍微微迴響著上下樓梯的高跟鞋聲。
“胡桃澤先生”和我對著天花板一端出聲地訴說：“歡迎回歸現實世界，回到被患有焦慮性神經症的母親、腳穿冰錐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圍的美麗三角形世界中來！”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個場所尋找門、雨傘、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狀的東西，在所有可能找見的場所。
4、天天移動的腎形石
淳平十六歲時，父親說過這樣的話。雖是骨肉父子，但一來關係並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談，二來父親就人生發表哲學（想必，大概）見解是極為稀罕的事，以致當時的交談作為鮮明的記憶存留下來了。至於因怎樣的情由說到那上面的，卻是全然想不起來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當中，真正有意義的女人只有三個。既不多於三個，又不少於三個。”父親說。不，堪稱斷定。父親以輕淡而果斷的語氣這樣說道，就像再說地球用一年時間繞太陽一周。淳平默默聽著——也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話語讓他感到吃驚，至少想不出當時應表達的意見。
“所以，即使你日後同多種多樣的女人相識和交往，”父親繼續道，“如果弄錯了對象，那也是徒勞無益的行為。這點最好記在心裡。”
後來，幾個疑問浮上年輕兒子的腦海：父親已然邂逅了三個女人不成？母親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兩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這樣的疑問不可能問父親。如開頭所說，兩人的關係並非親密到可以暢所欲言。
十八歲離開家，進入東京一所大學，自那以來同幾個女性相識和交往，其中一個對於淳平是“真正有意義”的，對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現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體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別人多花時間才能將什麼變成具體形式，天性如此），已經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結了婚，如今已當了母親。因此，基本上應該把她從人生選項中剔除，必須橫下心將這一存在從頭腦中驅除出去。結果，剩給他人生的“真正有意義”的女性的數目——如果原封不動地接受父親的說法的話——就成了兩個。
“裡面有果凍餡的傢伙，好吃著哩！媽媽卻說光吃甜的腦袋不好使，不常給我買。”
“好像好吃。”我說。
“噯，叔叔，你在這裡幹什麼呢？昨天也好像在這裡了，一閃瞧見的。”女孩兒問。
“在這裡照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實話實說，“大概像門那樣的東西。”
“門？”女孩兒問，“什麼門？門也有好多形狀和顏色的。”
我開始沉思。什麼形狀和顏色？那麼說來，以前還從沒考慮過門的形狀和顏色。不可思議。“不知道啊。到底什麼形狀和顏色呢？說不定也不是門。”
“沒準像雨傘似的？”
“雨傘？”我接口道，“是啊，不準是雨傘的理由也好像沒有，我覺得。”
“雨傘和門，無論形狀、顏色還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確。不過只要看上一眼，當場就會看明白的：噢，對了，這就是正找的東西。雨傘也好，門也好，炸面圈也好，都無所謂。”
“嗬，”女孩兒應道，“很長時間一直找那個？”
“找了很久，從你出生前就開始找了。”
“原來是這樣。”說著，女孩兒看了好一會兒自己的手心，思考著什麼。“我也幫忙好了，幫你找那個。”“若肯幫忙真叫人高興。”我說。
“門也好，雨傘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東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麼回事。”我說，“不過見到了馬上就能知道找對了沒有。”
“有意思！”女孩兒說，“可今天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練芭蕾舞。”
“那好，”我說，“跟我說了這麼多，謝謝！”
“噯，叔叔你喜歡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說一遍？”
“‘老年時裝’。”
女孩兒現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聲反覆說了幾次“老年時裝”。
“再見！”女孩兒說。
“再見！”我說。
女孩兒站起，唱著歌跑上樓梯，消失了。我閉起眼睛，再次把身體交給時間的流沙，讓時間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託人打來電話。
“丈夫找到了。”她劈頭一句，沒有寒暄話沒有開場白。
“找到了？”我反問。
“嗯，昨天中午警察來了電話，說在仙台站候車室長椅上躺著的時候被監護起來了。身無分文，證件之類也沒帶，但姓名、住所和電話號碼漸漸想起來了。我立即趕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麼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說意識到時就躺在仙台站長椅上了，被站務員搖醒的。至於身無分文怎麼去的仙台，二十天時間裡在哪裡做了什麼，怎麼吃的東西，都記不起來了。”
“什麼衣著？”
“衣著和離開家時一樣。長了二十天長度的鬍鬚，體重減了十來公斤。眼鏡好像在哪裡弄沒了。我現在是從仙台一家醫院打電話過來。丈夫在這裡接受醫學檢查，CT掃描啦、X光透視啦、精神堅定啦。不過眼下頭腦功能已經恢復，身體也好像沒有問題，單單記憶消失罷了。離開母親房間和上樓梯之前記得，往下的記憶就沒有了。但不管怎樣，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東京。”
“那就好！”
“勞您調查到現在，深表感謝。可是看這情形，往下好像沒必要再勞駕了。”
“看來是的。”我說。
“所有的一切全都亂糟糟的，費解之處為數多多，但丈夫總之是好端端地回來了。不用說，這對於我是再要緊不過的事。”
“當然。千真萬確。”我說，“那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酬金還是想請您收下，收下可以嗎？”
“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說了，酬金之類概不接受。所以，關於這點，請別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謝。”
沉默。該說明的事已大致說明完畢——便是這麼一種意味的涼絲絲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種沉默，領略了片刻這涼絲絲的意味。
“那麼，請多保重！”少頃，她掛斷電話。話中帶有未嘗不可以說是同情的餘韻。
我也放下聽筒，隨後一邊把新鉛筆挾在指間旋轉，一邊盯視著雪白的便箋。雪白的便箋使我想起剛從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單，新床單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躺在新床單上面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圖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靜下來。之後，我梳理記憶，把她所說的用工整的字跡一一記在雪白的便箋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電話，體重減少十公斤，眼鏡丟失，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我把鉛筆放在寫字檯上，在椅子上把身體大大向後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駁駁地沾有不規則的圖形。眯fèng眼睛細看，未嘗不像天體圖。我一面仰視虛構的星空，一面思忖為了健康或許該重新吸菸才對。腦袋裡仍微微迴響著上下樓梯的高跟鞋聲。
“胡桃澤先生”和我對著天花板一端出聲地訴說：“歡迎回歸現實世界，回到被患有焦慮性神經症的母親、腳穿冰錐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圍的美麗三角形世界中來！”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個場所尋找門、雨傘、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狀的東西，在所有可能找見的場所。
4、天天移動的腎形石
淳平十六歲時，父親說過這樣的話。雖是骨肉父子，但一來關係並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談，二來父親就人生發表哲學（想必，大概）見解是極為稀罕的事，以致當時的交談作為鮮明的記憶存留下來了。至於因怎樣的情由說到那上面的，卻是全然想不起來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當中，真正有意義的女人只有三個。既不多於三個，又不少於三個。”父親說。不，堪稱斷定。父親以輕淡而果斷的語氣這樣說道，就像再說地球用一年時間繞太陽一周。淳平默默聽著——也是因為這突如其來的話語讓他感到吃驚，至少想不出當時應表達的意見。
“所以，即使你日後同多種多樣的女人相識和交往，”父親繼續道，“如果弄錯了對象，那也是徒勞無益的行為。這點最好記在心裡。”
後來，幾個疑問浮上年輕兒子的腦海：父親已然邂逅了三個女人不成？母親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兩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這樣的疑問不可能問父親。如開頭所說，兩人的關係並非親密到可以暢所欲言。
十八歲離開家，進入東京一所大學，自那以來同幾個女性相識和交往，其中一個對於淳平是“真正有意義”的，對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現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體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別人多花時間才能將什麼變成具體形式，天性如此），已經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結了婚，如今已當了母親。因此，基本上應該把她從人生選項中剔除，必須橫下心將這一存在從頭腦中驅除出去。結果，剩給他人生的“真正有意義”的女性的數目——如果原封不動地接受父親的說法的話——就成了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