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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試試就明白，翻譯這東西真是費神又棘手的工作。然而這不應該只是單方面費神的工作，必須有互惠互利的部分。對打算進軍國外的作家來說，譯者將成為最重要的夥伴。找到與自己氣味相投的譯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譯者，如果與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是不適應那固有的韻味，也無法產生好結果，只會令彼此的精神負擔越積越重。首先，如果沒有對文本的熱愛，翻譯無非是一項煩人的“工作”罷了。
還有一點，其實可能用不著我來誇誇其談，在外國，尤其在歐美，個人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不論什麼事，隨意交託給某人，說上一句“那好，接下來就拜託您啦”，這樣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在每個階段都必須自己擔起責任、勇下決斷。這麼做既耗時費力，還需要某種程度的語言能力。當然，基本事務會有代理幫忙處理，但他們也工作繁忙，老實說對還默默無名、沒什麼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顧周到。所以，自己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還得由自己來照應。我也是，在日本還馬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聲，可在外國市場上剛起步時當然是個無名小卒。業內人士和部分讀書人另當別論，普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連音都讀不准，管我叫“春上”。不過，這件事反而激發了我的熱情，心裡念叨：在這個尚未開拓的市場，從一張白紙開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情來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說。
剛才也提到過，留在景氣沸騰的日本，作為寫了《挪威的森林》的暢銷書作家（自己來說有點那個），種種約稿接踵而至，要賺個缽滿盆滿也並非難事。然而我卻想擺脫這樣的環境，作為一介（幾乎是）寂寂無名的作家、一個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場究竟能走多遠。這對我來說成了個人的命題和目標。事到如今細細想來，將那樣的目標當作旗號高高舉起，於我而言其實是一件好事。要永遠保持挑戰新疆域的熱情，因為這對從事創作的人至關重要。安居於一個位置、一個場所（比喻意義上的場所），創作激情的新鮮程度就會衰減，終至消失。也許我碰巧是在一個恰如其分的時間，把美好的目標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性格使然，我不善於裝模作樣地拋頭露面，不過在國外也多多少少會接受採訪，得了什麼獎時也會出席頒獎禮，進行致詞。朗讀會也好，演講之類也好，某種程度上也會接受。次數雖然不算多（我作為“不喜歡拋頭露面的作家”好像名聲在外，在海外也一樣），也是盡了一己之力，儘量拓寬自身的格局，努力轉過臉面對外界。雖然並沒有多少會話能力，卻留心儘量不通過翻譯，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意見。不過在日本，除非特別的場合，我一般不這麼做，因此時不時會受到責難：“光在國外賣乖討好！”“雙重標準！”
這倒不是辯解：我在海外努力公開露面，是因為有一種自覺，覺得必須時不時地站出來，盡一盡“日本作家的職責”。前面說過，泡沫經濟時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時屢屢因為日本人“沒有臉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這種經歷接二連三反反覆覆，我自然就會想，無論是為了在海外生活的眾多日本人，還是為了自己，都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哪怕一絲一毫也好。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愛國的人（反倒覺得世界主義的傾向更為強烈），不過一旦長住國外，不管你喜不喜歡，都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個“日本作家”。周圍的人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我，連我也以這樣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覺還會生出“同胞意識”。想想真是不可思議，因為我分明是打算從日本這片土壤、這個僵固的框架中逃脫出來，作為所謂的“自我流放者”來到外國的，結果又不得不回歸與原來那片土壤的關係。
如果被誤解，可就尷尬了。我的意思並非指回歸土壤本身，說到底是指回歸與那片土壤的“關係”。其間有巨大的差異。時常看到有些人從國外回到日本後，該說是一種反彈嗎，變得莫名地愛國（有時成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可我並非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對於自己身為日本作家的意義，以及這個身份的歸屬，變得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了。
到目前為止，我的作品被譯成了五十多種語言，我自負地以為這是非常大的成就，因為這直截了當地意味著我的作品在各種文化的種種坐標系中得到了肯定。作為作家，我對此感到高興，也感到自豪，但並不認為“所以我堅持至今的事情就是正確的”，也不打算把這種話說出口來。那歸那，這歸這。我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作家，還有（幾乎是）無限的發展餘地，或者說發展的可能。
那麼，你認為哪裡才有這種餘地呢？
我認為這餘地就在自己身上。首先，我在日本構築起了作家的立足點，然後把目光轉向海外，擴大了讀者層面。今後我大概會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在那裡展開更深更遠的探索。那裡對我來說將成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將是最後的疆域。
能否順利地開拓這片疆域？我心裡也沒底。然而又要重複前言了：能把某個目標當作旗號高高地舉起，總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問年齡幾何，不問身處何地。
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懷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稱呼別人“某某先生”，唯獨對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覺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別使用。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態從未改變過。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將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大叔。
只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係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只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慡的緊張，是內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雖然我對隨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了解。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仿佛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
還有一點，其實可能用不著我來誇誇其談，在外國，尤其在歐美，個人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不論什麼事，隨意交託給某人，說上一句“那好，接下來就拜託您啦”，這樣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在每個階段都必須自己擔起責任、勇下決斷。這麼做既耗時費力，還需要某種程度的語言能力。當然，基本事務會有代理幫忙處理，但他們也工作繁忙，老實說對還默默無名、沒什麼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顧周到。所以，自己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還得由自己來照應。我也是，在日本還馬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聲，可在外國市場上剛起步時當然是個無名小卒。業內人士和部分讀書人另當別論，普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連音都讀不准，管我叫“春上”。不過，這件事反而激發了我的熱情，心裡念叨：在這個尚未開拓的市場，從一張白紙開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情來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說。
剛才也提到過，留在景氣沸騰的日本，作為寫了《挪威的森林》的暢銷書作家（自己來說有點那個），種種約稿接踵而至，要賺個缽滿盆滿也並非難事。然而我卻想擺脫這樣的環境，作為一介（幾乎是）寂寂無名的作家、一個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場究竟能走多遠。這對我來說成了個人的命題和目標。事到如今細細想來，將那樣的目標當作旗號高高舉起，於我而言其實是一件好事。要永遠保持挑戰新疆域的熱情，因為這對從事創作的人至關重要。安居於一個位置、一個場所（比喻意義上的場所），創作激情的新鮮程度就會衰減，終至消失。也許我碰巧是在一個恰如其分的時間，把美好的目標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性格使然，我不善於裝模作樣地拋頭露面，不過在國外也多多少少會接受採訪，得了什麼獎時也會出席頒獎禮，進行致詞。朗讀會也好，演講之類也好，某種程度上也會接受。次數雖然不算多（我作為“不喜歡拋頭露面的作家”好像名聲在外，在海外也一樣），也是盡了一己之力，儘量拓寬自身的格局，努力轉過臉面對外界。雖然並沒有多少會話能力，卻留心儘量不通過翻譯，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自己的意見。不過在日本，除非特別的場合，我一般不這麼做，因此時不時會受到責難：“光在國外賣乖討好！”“雙重標準！”
這倒不是辯解：我在海外努力公開露面，是因為有一種自覺，覺得必須時不時地站出來，盡一盡“日本作家的職責”。前面說過，泡沫經濟時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時屢屢因為日本人“沒有臉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這種經歷接二連三反反覆覆，我自然就會想，無論是為了在海外生活的眾多日本人，還是為了自己，都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哪怕一絲一毫也好。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愛國的人（反倒覺得世界主義的傾向更為強烈），不過一旦長住國外，不管你喜不喜歡，都必須意識到自己是個“日本作家”。周圍的人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我，連我也以這樣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覺還會生出“同胞意識”。想想真是不可思議，因為我分明是打算從日本這片土壤、這個僵固的框架中逃脫出來，作為所謂的“自我流放者”來到外國的，結果又不得不回歸與原來那片土壤的關係。
如果被誤解，可就尷尬了。我的意思並非指回歸土壤本身，說到底是指回歸與那片土壤的“關係”。其間有巨大的差異。時常看到有些人從國外回到日本後，該說是一種反彈嗎，變得莫名地愛國（有時成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可我並非這個意思。我只是說，對於自己身為日本作家的意義，以及這個身份的歸屬，變得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了。
到目前為止，我的作品被譯成了五十多種語言，我自負地以為這是非常大的成就，因為這直截了當地意味著我的作品在各種文化的種種坐標系中得到了肯定。作為作家，我對此感到高興，也感到自豪，但並不認為“所以我堅持至今的事情就是正確的”，也不打算把這種話說出口來。那歸那，這歸這。我現在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作家，還有（幾乎是）無限的發展餘地，或者說發展的可能。
那麼，你認為哪裡才有這種餘地呢？
我認為這餘地就在自己身上。首先，我在日本構築起了作家的立足點，然後把目光轉向海外，擴大了讀者層面。今後我大概會走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在那裡展開更深更遠的探索。那裡對我來說將成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將是最後的疆域。
能否順利地開拓這片疆域？我心裡也沒底。然而又要重複前言了：能把某個目標當作旗號高高地舉起，總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問年齡幾何，不問身處何地。
第十二章 有故事的地方·懷念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稱呼別人“某某先生”，唯獨對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覺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覺得不可思議。到了現在，仍舊會自然地稱呼“河合先生”。
在我的印象中，河合先生把“河合隼雄”這個活生生的人，與“河合先生”這個具有社會使命的人物巧妙地分離開來，區別使用。我與河合先生曾經多次見面，親切地聊過天，可對我來說，河合隼雄始終如一，就是“河合先生”，這種姿態從未改變過。興許他一旦回到家裡，三下兩下便將社會使命脫下來扔掉，仍舊變成那個名叫河合隼雄、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大叔。
只是我感覺，我與河合先生見面時，不管私底下關係何等親密，彼此卻從未脫去“小說家”和“心理治療師”的戲裝。這倒不是生分見外，恐怕只是彼此的處境使然，不得不完成各自的社會使命。在某種意義上，其中始終有種類似職業性的緊張感。不過那說起來倒是一種神清氣慡的緊張，是內容充實的緊張。
所以，我打算仍舊維持那種心曠神怡的緊張感，繼續稱河合隼雄為“河合先生”。雖然我對隨處可見的大叔河合桑也頗感興趣，不過姑且這樣吧。
我第一次見到河合先生，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當客座研究員，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待到他來的前一個學期，兩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時已前往波士頓近郊的塔夫茨大學，在那裡教日本文學課。
因為在普林斯頓待過兩年半，結交了許多好朋友，所以時不時開車去普林斯頓，就是在那裡有了與河合先生相遇的機會。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麼樣的人物，我那時還不太了解。以前我幾乎對心理療法、精神分析這類東西毫無興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沒讀過。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絲，好像在熱心地讀先生寫的書，但我們夫妻兩人的書櫥涇渭分明地一分為二，就仿佛從前的東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來。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讀河合先生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