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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是煞有介事地打量我的臉，就好像我是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再次拿起訂書器細看。隨便哪個家庭哪問辦公室都備有的極其普通的小訂書器——臻於完美境地的廉價事務用品。保安員口叼“七星”，用大大的打火機在頂端點燃，側過臉吐煙。
我轉向孩子那邊，溫和地問道：“為什麼要訂書器呢？”
一直在看地板的胡蘿蔔靜靜地拾起臉看我，但什麼也沒說。這時我才發覺他的神色與平時截然不同，表情奇怪地消失了，眼睛的焦點也對不上，視線沒有縱深感。
“不會是受誰威脅才幹的？”
胡蘿蔔仍不回答，連是否理解我的意思都無從判斷。我只好作罷。現在在這裡怎麼問恐怕都一無所獲。他已關上門，窗也封了。
“那，怎麼辦呢，老師？”保安員問我，“我的工作是在店內巡視、用監控攝影機監視、發現現行扒竊分子帶到這房間來，這份薪水我拿了。至於往下怎麼辦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對象若是小孩子，就更傷腦筋。您看如何是好呢，老師？這方面當老師的更清楚吧？或者乾脆把事情端到警察那裡去？那一來作為我可就省事了，大可不必這麼往棉花堆打拳頭，白白搭上半天時間。”
說實在話，此刻我腦袋正另有所思。超市這大煞風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個希臘小島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蹤。
所以竟好一會沒弄懂保安員想要對我說什麼。
“跟他父親也說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講明白扒竊是一種犯罪，再不會給您添麻煩了。”她用缺乏起伏的聲調說。
“因此不希望弄得滿城風雨——剛才就聽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為不耐煩地說。他在煙缸里磕落菸灰，然後重新轉向我說：“不過依我看，同樣的事情干三次無論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裡剎住。老師您對此有何高見呢？”
我深吸一口氣，將思緒拉回現實：八個訂書器，九月一個星期日午後。
我說：“在同孩子談話之前，什麼都不好說。這孩子以前從未招惹是非，腦袋也不笨。至於他為什麼如此無謂地扒竊，現在還無法判斷。往下花時間找他好好談談。談的過程中我想肯定可以發現起因或線索。給您添麻煩了，實在非常抱歉。”
“我說，我是不好理解，”對方在鏡片後眯起眼睛，“這孩子——仁村晉一——是您教的學生吧？就是說天天都在教室見面吧？是這樣的吧？”
“是的。”
“四年級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個月了，不錯吧？”
“不錯。從三年級教上來的。”
“班上一共多少學生？”
“三十五人。”
“那麼，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沒有料到這孩子會捅出漏子，連跡象都沒覺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著，這小子可是半年時間裡就扒竊了三次喲！而且總是單獨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於需要，不是一時心血來cháo，不是為了錢——聽他母親說零花錢綽綽有餘。那麼就是說是主觀故意犯罪，為了偷而偷。也就是說，這孩子顯然是有‘問題’的。對吧？而這東西多少總會有一點跡象吧？”
“從教師角度來說，習慣性扒竊這一行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況下，較之犯罪性，很多時候更來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當然，假如我再細心些觀察，有的情況也許就看出來了，這點我表示反省。問題是，這種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難以推測的，或者說並非將行為本身作為行為單獨提出來而給予相應懲罰就能馬上解決的，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糾正，否則事後還會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兒童採取扒竊這一形式發送某種信息的情況並不少見。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談來解決。”
保安員掐掉煙，半張開嘴，像觀察什麼珍稀動物似的久久盯視我的臉。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儼然長有黑毛的十個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過氣。
“您剛才講的，就是人們在上大學教育學之類時所聽到的？”
“不盡然。因是心理學常識，哪本書上都有。”
“哪本書上都有。”他面無表情地重複我的話，然後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麼呢，這？我說老師，作為警察我可是從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來著。世上這樣的人橫躺豎臥，拿掃帚掃都掃不過來。若是花長時間細細聽這些人的話，認真琢磨話里到底有什麼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腦漿也怕不夠用。”
他喟嘆一聲，把裝有訂書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說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不能體罰，人們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數取人，要慢慢商量解決。這倒也未嘗不可。問題是世道會因此多少變好嗎？甭想，莫不如說在變壞。我說，人恐怕並不都是平等的吧？這話聽都沒聽過。跟您說，這狹小的日本可是有一億一千萬人擠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試試看，簡直地獄！
“漂亮話說起來容易。閉上眼睛裝沒看見，把問題往後一推即可。風平浪靜地讓孩子唱著螢火蟲之歌畢業就算萬事大吉。扒竊是孩子的心靈信息，別的與我無關，這當然快活自在。誰給揩屁股呢？我們！您以為我們天生歡喜於這個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說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罷了，可你從被偷者的角度想想。這裡幹活的有一百多人，為了一兩元差價，每個人都像烏眼雞似的。收款機的現金統計若有一百元對不上帳，就得加班弄個水落石出。您曉得這超市打收款機的阿姨一小時掙多少錢？為什麼就不能把這個講給學生聽？”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說累了，蜷縮在沉默之中。別的房間裡電話短促地響了一聲，有人接起。
“那麼，怎麼辦才好呢？”
我說：“用繩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說出對不起——這樣可以麼？”
“那怕也不壞吧。不過您也知道，果真那麼干，我也好您也好，飯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時間耐住性子同他談。這是我的最終意見。”
別的部門有人門也沒敲就闖進房間，說道：“中村君，借倉庫鑰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屜里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沒有。”他說，“奇怪啊，一直在這裡來著。”對方說事情重要，無論如何馬上要用鑰匙。從兩人的口氣聽來，那鑰匙非同兒戲，本該在那裡才是。桌子幾個抽屜都翻個底朝上，還是沒有找到。
這時間裡我們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時以若有所語的眼神覷我一眼。胡蘿蔔依舊面無表情地目視地板。我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熱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