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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8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3)

  數不得超過1000字。為了強調這個副刊的宗旨,他又在發刊不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彥,日以詩章見賜,無任感謝。惟《最後關頭》稿件,顧名思義,殊不能納閒適之作,諸維高明察之。”3月下旬又再一次《告白》讀者:“本欄名為《最後關頭》,一切詩詞小品,必須與抗戰及喚起民眾有關。

  此外,雖有傑作,礙於體格只得割愛,均乞原諒。”

  從《發刊詞》及這兩次告白讀者,可以看到父親那滿腔愛國熱情與忠忱,不得不被他的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精神所感動!父親不僅這樣說了,而且也確實這樣做了,8年來,他一直以一個國民“士卒”的身份在祖國“最後關頭”的時刻守關把寨,吶喊衝鋒。他也經常以“關卒”的筆名,在《最後關頭》以文作箭,彎弓she日。他不僅以詩、以文、以小說作為武器,喚起民眾同仇敵愾,團結抗日,而且還用漫畫來諷刺揭露漢jian的醜態。我現在還存有一幅父親所繪嘲弄漢jian頭子湯爾和的漫畫照片。可以這樣說,為了抗日,為了鼓舞士氣,他竭盡一切,調動了他所有的能力,這種愛國熱忱,實在可敬!可佩!父親入川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瘋狂》就是連載在《最後關頭》上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下筆出言與初衷有很大出入,但他並不氣餒,不管是遭到“腰折”和“封殺”,也不管別人的誤解和嘲弄,他絲毫沒有動搖過自己的抗日信念與熱情!

  父親主編《最後關頭》,從1938年1月15日始至1941年10月9日被迫停刊止。在這3年多的時間裡,除小說外,他的詩文創作無一日間斷,天天都能讀到他寫的小品、散文、雜文或是詩詞。據我不完全的估計,除小說外,至少有上千篇(首),近百萬言,這些詩文,嬉笑怒罵,辛辣冷峻,既讓人感到痛快淋漓,又讓人掩卷深思。

  父親入川、上海自淪為孤島後,父親就沒有一字寄往上海,但奇怪的是,上海各報刊上仍不斷有所謂“ 張恨水小說”發表。他於是在1938年3月31日的《最後關頭》上刊登了一則《張恨水啟事》:自上海淪為孤島後,該處出版界情形甚為複雜,鄙人從未有片紙隻字寄往。今據友人告知,上海刊物最近仍有將拙作發表者,殊深詫異。查其來源,不外二途,一則將他人著作擅署賤名,一則將舊日拙作刪改翻版。鄙人現遠客重慶,綿力無法干涉,只得聽之。唯人愛惜羽毛誰不如我,事實在所必明是非,不可不辨,特此聲明,敬請社會垂察是幸。

  細心讀者,一定知道,父親從來不參與“筆仗”,對他的著作,不管是捧的還是罵的,他都緘默不語,尤其是批評他的,善意的批評也好,惡意的歪曲也好,他從不作答。他認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字之交,正需要切磋,國需諍臣,人需諍友,批評的對,你改過就是,不用解釋,惡意的中傷,更不用回答,所以有關他的文字批評,他是從不打“筆仗”的,他說當事人參與其中,是徒亂是非。但是對於冒用他的名字寫的偽書,他是從不敢“掠美”的,後來得知,敵偽在淪陷區一直盜用父親的名字,在許多城市的報刊上發表小說。父親怒不可遏,多次在漢口、香港、桂林等地發表聲明。

  在父親苦心的經營下,《最後關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讀者歡迎,尤其是發表了連載小說《八十一夢》以後,可說是風靡大後方,《八十一夢》更是成了當時最轟動、最暢銷的小說,父親的小說也就成了《新民報》的王牌!

  不僅父親的連載小說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父親在《最後關頭》發表的散文、小品、隨筆、雜文也同樣受到了讀者的熱愛,這些文章都是宣傳抗戰,針砭時弊的。為了更好地激勵民氣,父親曾在《最後關頭》徵求戰區消息,他在啟事中說:

  第四部分

  第49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4)

  本刊為免除稿件腐濫起見,曾徵求戰區通訊。近來陸續發表數篇,頗得讀者歡迎。蓋此項文字,全屬事實,足補新聞之未及。而戰區流亡在後方之人士讀之,思鄉東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復可資鼓勵。現由前方來渝者,各戰區人士均有,家鄉消息,當不致完全斷絕。茲徵求讀者將所得家鄉信件,刪去私人事項,交本刊公開發表。其有必須修潤之處,編者可代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須多事修潤。(一經發表,當較平常敘述、批評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來者,將所見聞分別記載見賜尤所歡迎!)父親的老友,重慶《新民報》同事陳理源叔叔,在幫助我們搜集當年在《新民報》的文稿時,於此“啟事”親綴按語。“這個徵稿啟事,為《最後關頭》副刊主編人的恨水所寫。啟事登出後,效果甚好,使這個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讀者喜歡父親的“關頭語錄”,寥寥幾十字,卻是寄託遙深,短小精悍,一針見血,我也非常喜歡父親的這種小文章,大手筆的文風。其實早在20世紀的20年代,父親就以《寸鐵》為名的“小專欄”,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警句。我現在摘錄幾條《關頭語錄》,以饗讀者:穿著中山服,夾著大皮包,胸襟掛上一塊徽章。這樣的姿態,於北伐時出現於武漢市上,表示一種朝氣,現在你若看到,作一種什麼感謝呢?問問讀者。

  公務員聚攏在什麼地方,就繁榮著什麼地方。換一句話說,也就毀滅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種工作,並不是可鄙視的事情。但在中國,由今日一直向上數,做官絕不是工作。有之,則辦事員與錄事耳。

  官,一方面受著人們的尊敬與欽慕,一方面又受著人們的鄙視與咒罵。

  將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爺、老太太放在家鄉(包括淪陷區),愛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慶鬼混,這必是汽車階級。

  評價委員會,必須官辦,官辦之後,必有官樣,所以物價比不評價時還要貴。連我在內,鼓吹組織評價委員會的人,害了市民與難民。

  “關頭語錄”犀利辛辣,父親的雜文更是“當頭棒喝”。所謂“禍從口出”,打中了當權者的痛處,他自然不高興,你能“筆沒遮攔”,他就能“封條上門”,因而《最後關頭》被迫於1939年5月3日停刊,經過多方周旋,才於同年8月13日復刊。父親於復刊之日寫了《久違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讀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細及他無可奈何的強烈憤怒:日子是這樣的容易過去,本刊與讀者不相見,已經有一百天了。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積十八個一百天,便是一個五年計劃。對這一百天的消逝,我們是守財奴一般的看法,頗為捨不得。

  一百天之間,我們不知道讀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們自己而論,仿佛像那些祿蠹,三日無官則遑遑如也。許多日子不扯幾句淡,真整得難受,在這裡也看出新聞記者是一條勞碌命。不像古來言責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開口動筆,依然吃飯睡覺,其肥如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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