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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到一篇鈕先銘先生生前在台灣發表的《我為什麼寫———抗戰初期南京籠城戰血淚史》，文中鈕先生自認不諱地說《大江東去》就是寫的他，附筆於此，留待有興趣的人去考證吧。
第46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1）
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1938年1月10日，父親來到山城重慶。
經張友鸞叔的介紹，父親認識了父執陳銘德、鄧悸惺伉儷，且是一見如故。他們正擬原在南京的《新民報》在諭復刊，陳銘德、鄧悸惺兩先生熱忱敦請父親加入。其實早在30年代初，父親就曾為《新民報》寫過《舊時京華》和《屠沽列傳》兩部小說，所以可以說和陳、鄧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們的邀請。不久，張慧劍叔也參加進來，這就是被文壇報苑傳為佳話的《新民報》“三張”大會師。“三張”雖相識於承平之時，但他們深厚的友誼，卻是鍛鑄在國難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關頭，他們抱著必勝的信心，共同戰鬥，而成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報三張”是見之於許多詩文的。我曾於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報紙上，見過一位署名錚洵寫的《前塵回首憶“三張”》一文。文曰：“二十餘年間，報壇藝苑，論文筆雅暢，撰輯精嫻者，莫不推三張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慶），濫竽報界，於此三子，夙接歡笑。”
著名報人劉郎先生（唐大郎）也寫了一組詠“三張”的詩，並寫了注，刊於1978年的香港《大公報》，詩云：多年病廢命搖搖，出手名書聲價高。
重向春明尋舊夢，弦聲一路過天橋。
———張恨水注云：“聽說，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為已故小說家張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緣》重新校勘，重新標點，看來將重新出版。果爾，則樊家樹、沈鳳喜之名，又將流傳於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門柳色尚依依，亂世才輕命亦微。
老死情緣無半縷，一生慧劍竟空揮。
———張慧劍注云：“1972年我在奉賢時，從南京傳來慧劍噩耗，作為老友，我是非常悲慟的。那時正是‘四害’橫行，他在南京經常遭到批鬥。一天，他覺得胸悶難熬，由他的侄子陪往醫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氣絕於三輪車上。慧劍與我同庚，死時只六十有四。他終身不娶，也從未聽他談過戀愛，是朋友中的一個異人。
”三樓直上急匆匆，推門進來見老翁。
為道閒居無個事，任他南北趕西東。
———張友鸞注云：“ 去年秋天，友鸞從北京來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層樓上。十多年不見，鬚髮如銀，齒牙零落，問其年，誑稱八十四，其實只七十五。他已退休，來滬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裡都有他兒女的住家。後來聽說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為出版社寫點什麼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飲，飲必‘ 硬貨’，我請他吃飯，餉以啤酒三瓶，他甚不樂意。”
上面三位姓張的都是《新民報》舊人，各有一枝健筆，故當時人稱“新民報三張”。
第47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2）
說來也巧，“三張”都是被新聞界謔稱為“徽駱駝”的安徽人。友鸞叔在新聞界以“多面手”著稱，足智多謀，綽號智多星；慧劍叔被譽為“副刊聖手”，他在南京主編《朝報》副刊時，曾以《水滸》三十六罡為南京新聞界做點將錄：點父親為“及時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稱父親有大哥風範，乃群雄之首；點友鸞叔為“智多星吳用”；還自點為“花和尚魯智深”。當時程滄波是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被點為“大刀關勝”，注曰：“架子不錯。”大頭詩人許君武，被點為“青面獸楊志”，注曰：“空學得一身武藝，沒有識家，只落得天壽橋頭，賣刀餬口。”許氏認為點評恰當，自居不疑。張友鶴叔是友鸞胞弟，是《南京晚報》社長，雖是小報，名氣也不大，但尚能撐持下去，被點為“撲天雕李應”，注文是：“小雖小，俺也是一莊之主。”所點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貼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傳誦一時。
關於“三張”奇聞軼事甚多，但有一事卻讓我深感內疚和自責。1945年，抗日勝利在望，“三張”分手在即，將走向新的工作崗位和不同的城市，於是他們在重慶照相館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合影，父親還在照片上親筆用半行半楷寫下了“新民報三張”五個字，這張照片也一直壓在他的寫字檯的玻璃下，順帶說一句，凡是父親壓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認為一生中重要足跡的印證。本來這張照片壓在玻璃板下，靜靜地向人們述說著一段歷史和一段患難與共的友誼，沒招誰也沒惹誰。殊不知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聲中來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日子裡，這張照片自然是“反動學術權威臭味相投”的“罪證”，而且聽說友鸞叔、慧劍叔都被“揪”出來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萬一紅衛兵小將高興起來，興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來造一下反玩玩，看到這張照片，那還了得！我在那“黃雀在後”，不知大難何時臨頭的惶恐與焦慮中，為了保護父親，我做了一件終生痛悔的錯事，我用剪刀把“三張”照片中的友鸞叔、慧劍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來。粉碎“四人幫”後，我以為這張珍貴的“三張”照片將永不再見，豈不知我在友鸞叔女公子張鈺姐處，得知她尚有世上僅存的一張“新民報三張”相片，說什麼喜出望外，簡直是歡喜欲狂，我馬上把這如獲至寶的照片複印數張，並拿去發表。現在讀者在報刊見到的“新民報三張”照片，就是這樣有戲劇性地與讀者見面的。
“ 三張”在《新民報》都是主筆，父親主編文藝副刊，後來又兼任了重慶版的經理。當時重慶《新民報》有兩個副刊，一個由謝冰瑩先生主編，一個就是由父親主編的《最後關頭》，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發刊詞《這一關》中說得明白：關這個字，在中國文字里，已夠嚴重。關上再加最後兩個字，這嚴重性是無待詞費了。
最後一語，最後一步，最後一舉……這一些最後，表示著人生就是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這裡前進。不成功，也決不再有一下。那暗示著絕對的只有成功，不許失敗。事情不許失敗了，那還有什麼考慮，我們只有絕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一舉，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吶喊意義包含在內。
……
這吶喊聲里，那意味絕對是熱烈的，雄壯的，憤慨的。絕不許有一些消極意味。我相信，我們總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為那裡，是我們南京報人的。
這吶喊聲氣壯山河，它不僅鼓勵民心士氣，也是對達官貴人的當頭棒喝，是父親的心聲，也是獅子吼，能發聾振聵！父親開宗明義的為這個副刊規定了內容是：一、抗戰故事（包括短篇小說）；二、游擊區情況一斑；三、勞苦民眾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談的人事批評；五、抗戰韻文。他還規定每篇文章的字
第46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1）
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1938年1月10日，父親來到山城重慶。
經張友鸞叔的介紹，父親認識了父執陳銘德、鄧悸惺伉儷，且是一見如故。他們正擬原在南京的《新民報》在諭復刊，陳銘德、鄧悸惺兩先生熱忱敦請父親加入。其實早在30年代初，父親就曾為《新民報》寫過《舊時京華》和《屠沽列傳》兩部小說，所以可以說和陳、鄧二氏早已是文字之交了，因而很愉快地同意了他們的邀請。不久，張慧劍叔也參加進來，這就是被文壇報苑傳為佳話的《新民報》“三張”大會師。“三張”雖相識於承平之時，但他們深厚的友誼，卻是鍛鑄在國難之中，正是在那日月如晦，民族危亡的關頭，他們抱著必勝的信心，共同戰鬥，而成為生死之交的。提起“新民報三張”是見之於許多詩文的。我曾於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報紙上，見過一位署名錚洵寫的《前塵回首憶“三張”》一文。文曰：“二十餘年間，報壇藝苑，論文筆雅暢，撰輯精嫻者，莫不推三張為巨擘。不侫曩客三都（北平、南京、重慶），濫竽報界，於此三子，夙接歡笑。”
著名報人劉郎先生（唐大郎）也寫了一組詠“三張”的詩，並寫了注，刊於1978年的香港《大公報》，詩云：多年病廢命搖搖，出手名書聲價高。
重向春明尋舊夢，弦聲一路過天橋。
———張恨水注云：“聽說，上海一家出版社，正在為已故小說家張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緣》重新校勘，重新標點，看來將重新出版。果爾，則樊家樹、沈鳳喜之名，又將流傳於今日青年人之口矣。”
白門柳色尚依依，亂世才輕命亦微。
老死情緣無半縷，一生慧劍竟空揮。
———張慧劍注云：“1972年我在奉賢時，從南京傳來慧劍噩耗，作為老友，我是非常悲慟的。那時正是‘四害’橫行，他在南京經常遭到批鬥。一天，他覺得胸悶難熬，由他的侄子陪往醫院，不料中途病作，竟氣絕於三輪車上。慧劍與我同庚，死時只六十有四。他終身不娶，也從未聽他談過戀愛，是朋友中的一個異人。
”三樓直上急匆匆，推門進來見老翁。
為道閒居無個事，任他南北趕西東。
———張友鸞注云：“ 去年秋天，友鸞從北京來上海。一天，突然摸到吾家三層樓上。十多年不見，鬚髮如銀，齒牙零落，問其年，誑稱八十四，其實只七十五。他已退休，來滬小住，即去杭州，再往合肥，因那裡都有他兒女的住家。後來聽說他今年才返北京，而且又在為出版社寫點什麼了。此人面容衰老，但精神奇健，每食必飲，飲必‘ 硬貨’，我請他吃飯，餉以啤酒三瓶，他甚不樂意。”
上面三位姓張的都是《新民報》舊人，各有一枝健筆，故當時人稱“新民報三張”。
第47節：最後關頭的《最後關頭》（2）
說來也巧，“三張”都是被新聞界謔稱為“徽駱駝”的安徽人。友鸞叔在新聞界以“多面手”著稱，足智多謀，綽號智多星；慧劍叔被譽為“副刊聖手”，他在南京主編《朝報》副刊時，曾以《水滸》三十六罡為南京新聞界做點將錄：點父親為“及時雨宋江”，注文已忘，大意是稱父親有大哥風範，乃群雄之首；點友鸞叔為“智多星吳用”；還自點為“花和尚魯智深”。當時程滄波是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被點為“大刀關勝”，注曰：“架子不錯。”大頭詩人許君武，被點為“青面獸楊志”，注曰：“空學得一身武藝，沒有識家，只落得天壽橋頭，賣刀餬口。”許氏認為點評恰當，自居不疑。張友鶴叔是友鸞胞弟，是《南京晚報》社長，雖是小報，名氣也不大，但尚能撐持下去，被點為“撲天雕李應”，注文是：“小雖小，俺也是一莊之主。”所點既符合人望，所注又貼切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故傳誦一時。
關於“三張”奇聞軼事甚多，但有一事卻讓我深感內疚和自責。1945年，抗日勝利在望，“三張”分手在即，將走向新的工作崗位和不同的城市，於是他們在重慶照相館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合影，父親還在照片上親筆用半行半楷寫下了“新民報三張”五個字，這張照片也一直壓在他的寫字檯的玻璃下，順帶說一句，凡是父親壓在玻璃板下的照片，都是他認為一生中重要足跡的印證。本來這張照片壓在玻璃板下，靜靜地向人們述說著一段歷史和一段患難與共的友誼，沒招誰也沒惹誰。殊不知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片打倒聲中來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日子裡，這張照片自然是“反動學術權威臭味相投”的“罪證”，而且聽說友鸞叔、慧劍叔都被“揪”出來了，全是在“生死未卜”的行列中，萬一紅衛兵小將高興起來，興之所至地到我家小院來造一下反玩玩，看到這張照片，那還了得！我在那“黃雀在後”，不知大難何時臨頭的惶恐與焦慮中，為了保護父親，我做了一件終生痛悔的錯事，我用剪刀把“三張”照片中的友鸞叔、慧劍叔剪去，再把照片藏起來。粉碎“四人幫”後，我以為這張珍貴的“三張”照片將永不再見，豈不知我在友鸞叔女公子張鈺姐處，得知她尚有世上僅存的一張“新民報三張”相片，說什麼喜出望外，簡直是歡喜欲狂，我馬上把這如獲至寶的照片複印數張，並拿去發表。現在讀者在報刊見到的“新民報三張”照片，就是這樣有戲劇性地與讀者見面的。
“ 三張”在《新民報》都是主筆，父親主編文藝副刊，後來又兼任了重慶版的經理。當時重慶《新民報》有兩個副刊，一個由謝冰瑩先生主編，一個就是由父親主編的《最後關頭》，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發刊詞《這一關》中說得明白：關這個字，在中國文字里，已夠嚴重。關上再加最後兩個字，這嚴重性是無待詞費了。
最後一語，最後一步，最後一舉……這一些最後，表示著人生就是這一下子。成功，自然由這裡前進。不成功，也決不再有一下。那暗示著絕對的只有成功，不許失敗。事情不許失敗了，那還有什麼考慮，我們只有絕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一舉，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吶喊意義包含在內。
……
這吶喊聲里，那意味絕對是熱烈的，雄壯的，憤慨的。絕不許有一些消極意味。我相信，我們總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為那裡，是我們南京報人的。
這吶喊聲氣壯山河，它不僅鼓勵民心士氣，也是對達官貴人的當頭棒喝，是父親的心聲，也是獅子吼，能發聾振聵！父親開宗明義的為這個副刊規定了內容是：一、抗戰故事（包括短篇小說）；二、游擊區情況一斑；三、勞苦民眾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談的人事批評；五、抗戰韻文。他還規定每篇文章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