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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小說
——肖仁福小說集《局長紅人》序
我最害怕兩件事，赴飯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飯桌，我不喝酒，卻又要說很多廢話，真是辛苦；為人家的作品寫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還有點兒自知之明，總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幾位朋友，都是官場的，都說要出版小說，囑我作序。真是難煞我了。我總對
他們說，好好的放著官不當，寫什么小說呢？我的這般婉辭未能被朋友理解，他們仍執意要我寫幾句話。這幾位朋友，都是官場上風頭正勁的人物，眼看著就要飛黃騰達了，卻走火入魔，寫起小說來了。我雖是這麼說，但並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話。多一位文學同道，我是高興的；可能會少一位官員，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官員靠幾個人點頭就可以下文件批發，作家得靠千百萬讀者認同才算數。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樣，是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只是業餘幹些文學勾當。我們偶爾聚在一起，吃飯，喝茶，開玩笑，說段子。只是從來不談文學。這年頭將文學掛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闊的事。肖仁福不太說話，習慣摸著他那濃黑的小鬍子傾聽，模樣有些高深。我以為他是在深宅大院裡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謹小慎微的小幹部病。
讀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說，方知他骨子裡面永遠只能是個書生。我說他是書生，意思自是褒揚的。而別人聽了，肯定以為是揶揄。詞典是死的，人世卻是活的。比方官場裡面，聰明的意思是滑頭，成熟的意思是虛偽，嚴肅認真就是裝腔作勢。我說肖仁福是個書生，只因讀了他的小說，知道他仍然是個認死理的人。很多時候，如果沒學會指鹿為馬、沒學會混淆黑白，就會被人嘲笑為書生。
我喜歡有些書生氣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說，將當下官場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過來，真實得有點兒殘酷。人生本應有多種可能，而官場是條單行線。在這些小說里，行走官場的人們，憧憬著錦繡前程，而事實上他們更多的希望被閹割了。他們或者春風得意，或者懷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臉譜就是看上去渾渾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時髦的生活方式，放棄原則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則。不論成功與否，靈魂總免不了墮落。靈魂的墮落成了特定時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體運動，運行軌跡來自上帝第一腳的恩賜，同靈魂的質量沒有關係。這些靈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贖纖弱無力，亦如自由落體運動所能憑藉的阻力僅僅是稀薄的空氣。我讀這些小說，時常透不出氣，感覺氧氣被抽空了。
有種批評，說是太貼近生活的小說，是新聞式寫作，沒什麼文學價值。我的文學觀很陳舊，始終不明白文學為什麼要疏遠生活。還有一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可那些專司新聞的媒體，會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布下迷魂陣的，那麼，小說真能起到新聞的效果，倒也是功德無量。我便以為批評別人小說是新聞式寫作，實在也是一種抬舉。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靜。可偏偏有類作家是多事的人，專挑有些人不高興的事說。誰想裝聾作啞，可以不看這部小說集。
廢言小說
書越是弄得一本正經，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廢言的小說絕不作態，讀他的小說集《城市愛人》，就像在同一位經事頗多的朋友聊天。
廢言稱自己的小說為方志體。其實關於歷史，我倒寧願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間傳說，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鑿鑿，卻免不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中國沒那麼多史馬遷或董狐，秉筆直書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氣。史家只要端著官家的飯碗，就別指望
他可信。倒是中國史家的筆法，簡約凝鍊得好。廢言所謂方志體小說，大概就在筆法的神韻上。他那一組《廣東房子人》，寫一個個人物，總是廖廖數筆，鬚眉畢見。廢言的小說，就像我喜歡的稗官野史和民間傳說一樣，沒有自私的功利，不理會什麼叫正統，不講究為尊者諱，也不替誰隱惡揚善，只認天地良心。有人說文學是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也許就因為文學作品超越著正統的史志。
真說史志筆法，最為可貴的，就是作者並非迫不及待地要從字裡行間爬出來。廢言的方志體小說，只有小說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會聽見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裡嘰哩咕嚕，也不會讓你感覺有一位救世主一樣的作家在你頭頂飄忽，向你布道傳教。我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打扮得像聖經一樣的小說。中國老百姓好像永遠長不大，每天得聽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誨，回頭想看看小說，還得聽你作家說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讀者才有資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廢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讀者的作家。
廢言盡寫小人物。關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懷。如今我見的較多的是小人物夢想做大人物，大人物夢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廢言這位小人物卻悲天憫人，寫了多年小說而只寫小人物，真的可愛。
說來奇怪，廢言小說時間地點都很實，可我讀了總覺得時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覺不對，還是廢言營造了某種魔幻般的藝術氛圍？不過依我的讀書心得，小說人物若能游離於時空之外，必是傳神。確實，廢言小說中有些人物，屬於過去的歲月，卻又像我們成天可見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寫當下生活的小說，今後再讀，也不會覺得陳舊。但對於生活，某些藝術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見得就是好事。比方說，一百年之後，我們讀到阿Q時不再倍覺親切，就是民族大幸。這卻是文學搭救不了的。
廢言筆下沒有大事件，只有無數平常的日子，一如我們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著的。我是個總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動的人，所以偏愛廢言的小說。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態，也是歷史的常態，詮釋著人世間所有的含義。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與沖淡，因為有些所謂大事件，往往意味著陰謀、掠奪、殺戮，擬或謊言和荒誕。而平常日子是寧靜的，老百姓願意寧靜。廢言筆下的人物，就像我農村的鄉親、我城裡的街坊、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們在承沐陽光，在覓生度日，在生兒育女，在經歷苦難，在享受愛情。我們是糙民，糙一樣柔弱，也糙一樣柔韌。
流年碎影
——劉曉閩散文集《她和他，搖啊搖》序
如果我們沿時光往回走，倒回去三十年，在長江口，一個叫滸浦的小鎮。盛夏中午的陽光被老宅子舊得褪盡顏色的木格窗擋在外面。一個女孩，也許七歲，趴在一張“巨重無比”、“有九個抽屜”的大桌子上看照片。這些照片被壓在一塊玻璃板下，上面有外公、外婆、父母、舅舅，還有更小時候胖乎乎的自己。小女孩像著了魔，一遍又一遍，仿佛永遠看不夠
。老宅子的牆上有一面古舊的黑色大鐘，門外的院子裡有天井，有青苔，還有舅舅們種的兩棵梨樹。
三十年過去，當年趴在桌上看照片的小女孩已經成了一個年輕婦人。她還在著魔般地打量那些照片，目光中卻多了許多複雜的東西。她的手指輕輕撫過那些照片。照片上當年英俊儒雅的外公已經過世，抱在穿著旗袍的外婆手裡的二舅過繼給了別人，母親兩條粗黑的長辮真的只在照片上見過，而照片上手持紅寶書、佩著領袖像章的二三歲時的自己今天已有了一個八歲的調皮兒子。
——肖仁福小說集《局長紅人》序
我最害怕兩件事，赴飯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飯桌，我不喝酒，卻又要說很多廢話，真是辛苦；為人家的作品寫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還有點兒自知之明，總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幾位朋友，都是官場的，都說要出版小說，囑我作序。真是難煞我了。我總對
他們說，好好的放著官不當，寫什么小說呢？我的這般婉辭未能被朋友理解，他們仍執意要我寫幾句話。這幾位朋友，都是官場上風頭正勁的人物，眼看著就要飛黃騰達了，卻走火入魔，寫起小說來了。我雖是這麼說，但並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話。多一位文學同道，我是高興的；可能會少一位官員，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官員靠幾個人點頭就可以下文件批發，作家得靠千百萬讀者認同才算數。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樣，是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只是業餘幹些文學勾當。我們偶爾聚在一起，吃飯，喝茶，開玩笑，說段子。只是從來不談文學。這年頭將文學掛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闊的事。肖仁福不太說話，習慣摸著他那濃黑的小鬍子傾聽，模樣有些高深。我以為他是在深宅大院裡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謹小慎微的小幹部病。
讀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說，方知他骨子裡面永遠只能是個書生。我說他是書生，意思自是褒揚的。而別人聽了，肯定以為是揶揄。詞典是死的，人世卻是活的。比方官場裡面，聰明的意思是滑頭，成熟的意思是虛偽，嚴肅認真就是裝腔作勢。我說肖仁福是個書生，只因讀了他的小說，知道他仍然是個認死理的人。很多時候，如果沒學會指鹿為馬、沒學會混淆黑白，就會被人嘲笑為書生。
我喜歡有些書生氣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說，將當下官場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過來，真實得有點兒殘酷。人生本應有多種可能，而官場是條單行線。在這些小說里，行走官場的人們，憧憬著錦繡前程，而事實上他們更多的希望被閹割了。他們或者春風得意，或者懷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臉譜就是看上去渾渾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時髦的生活方式，放棄原則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則。不論成功與否，靈魂總免不了墮落。靈魂的墮落成了特定時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體運動，運行軌跡來自上帝第一腳的恩賜，同靈魂的質量沒有關係。這些靈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贖纖弱無力，亦如自由落體運動所能憑藉的阻力僅僅是稀薄的空氣。我讀這些小說，時常透不出氣，感覺氧氣被抽空了。
有種批評，說是太貼近生活的小說，是新聞式寫作，沒什麼文學價值。我的文學觀很陳舊，始終不明白文學為什麼要疏遠生活。還有一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可那些專司新聞的媒體，會為未來的歷史學家布下迷魂陣的，那麼，小說真能起到新聞的效果，倒也是功德無量。我便以為批評別人小說是新聞式寫作，實在也是一種抬舉。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靜。可偏偏有類作家是多事的人，專挑有些人不高興的事說。誰想裝聾作啞，可以不看這部小說集。
廢言小說
書越是弄得一本正經，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廢言的小說絕不作態，讀他的小說集《城市愛人》，就像在同一位經事頗多的朋友聊天。
廢言稱自己的小說為方志體。其實關於歷史，我倒寧願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間傳說，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鑿鑿，卻免不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中國沒那麼多史馬遷或董狐，秉筆直書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氣。史家只要端著官家的飯碗，就別指望
他可信。倒是中國史家的筆法，簡約凝鍊得好。廢言所謂方志體小說，大概就在筆法的神韻上。他那一組《廣東房子人》，寫一個個人物，總是廖廖數筆，鬚眉畢見。廢言的小說，就像我喜歡的稗官野史和民間傳說一樣，沒有自私的功利，不理會什麼叫正統，不講究為尊者諱，也不替誰隱惡揚善，只認天地良心。有人說文學是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也許就因為文學作品超越著正統的史志。
真說史志筆法，最為可貴的，就是作者並非迫不及待地要從字裡行間爬出來。廢言的方志體小說，只有小說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會聽見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裡嘰哩咕嚕，也不會讓你感覺有一位救世主一樣的作家在你頭頂飄忽，向你布道傳教。我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打扮得像聖經一樣的小說。中國老百姓好像永遠長不大，每天得聽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誨，回頭想看看小說，還得聽你作家說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讀者才有資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廢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讀者的作家。
廢言盡寫小人物。關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懷。如今我見的較多的是小人物夢想做大人物，大人物夢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廢言這位小人物卻悲天憫人，寫了多年小說而只寫小人物，真的可愛。
說來奇怪，廢言小說時間地點都很實，可我讀了總覺得時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覺不對，還是廢言營造了某種魔幻般的藝術氛圍？不過依我的讀書心得，小說人物若能游離於時空之外，必是傳神。確實，廢言小說中有些人物，屬於過去的歲月，卻又像我們成天可見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寫當下生活的小說，今後再讀，也不會覺得陳舊。但對於生活，某些藝術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見得就是好事。比方說，一百年之後，我們讀到阿Q時不再倍覺親切，就是民族大幸。這卻是文學搭救不了的。
廢言筆下沒有大事件，只有無數平常的日子，一如我們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著的。我是個總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動的人，所以偏愛廢言的小說。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態，也是歷史的常態，詮釋著人世間所有的含義。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與沖淡，因為有些所謂大事件，往往意味著陰謀、掠奪、殺戮，擬或謊言和荒誕。而平常日子是寧靜的，老百姓願意寧靜。廢言筆下的人物，就像我農村的鄉親、我城裡的街坊、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們在承沐陽光，在覓生度日，在生兒育女，在經歷苦難，在享受愛情。我們是糙民，糙一樣柔弱，也糙一樣柔韌。
流年碎影
——劉曉閩散文集《她和他，搖啊搖》序
如果我們沿時光往回走，倒回去三十年，在長江口，一個叫滸浦的小鎮。盛夏中午的陽光被老宅子舊得褪盡顏色的木格窗擋在外面。一個女孩，也許七歲，趴在一張“巨重無比”、“有九個抽屜”的大桌子上看照片。這些照片被壓在一塊玻璃板下，上面有外公、外婆、父母、舅舅，還有更小時候胖乎乎的自己。小女孩像著了魔，一遍又一遍，仿佛永遠看不夠
。老宅子的牆上有一面古舊的黑色大鐘，門外的院子裡有天井，有青苔，還有舅舅們種的兩棵梨樹。
三十年過去，當年趴在桌上看照片的小女孩已經成了一個年輕婦人。她還在著魔般地打量那些照片，目光中卻多了許多複雜的東西。她的手指輕輕撫過那些照片。照片上當年英俊儒雅的外公已經過世，抱在穿著旗袍的外婆手裡的二舅過繼給了別人，母親兩條粗黑的長辮真的只在照片上見過，而照片上手持紅寶書、佩著領袖像章的二三歲時的自己今天已有了一個八歲的調皮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