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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滿19歲的曾國藩，與10歲的弟弟國潢去衡陽唐氏家塾，跟汪覺庵學習。國潢伶俐，有問必答，甚得塾師歡心，常被誇獎，而曾國藩沉默不好言，塾師對他的詩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國藩背書不流暢，塾師訓斥他說：“你這個生成的蠢貨，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將來要是有點出息，我給你背傘！”誰知，這句氣惱時的話，曾國藩始終記在心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參加會試，高中進士，還鄉拜謝老師汪覺庵時，特地帶了把傘，進門便放在汪家的神龕側。後來告辭，起身便走，剛到槽門口，突然對送行的汪覺庵說：“我忘了帶傘。”汪覺庵連忙雙手攔住說：“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來便是。”汪覺庵取了傘再來時，曾國藩不冷不熱地說：“謝謝汪師，今天給我背傘了！”汪覺庵猛想起往年的話，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長揖而已。
可見，曾國藩在少年和青年時與普通人一樣，也是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但是，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國藩並不是長期沉溺於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體運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國藩年輕時，有一天到陳岱雲住處，與岱雲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籮，言無不盡”，他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一股腦地全部吐露出來，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後，他就後悔了，自己這樣天天沉溺於詩文，而不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已經自誤了，難道還要以此誤人嗎？
第二天，馮樹堂來訪，於是他把陳岱雲約來。三個人聊備酒菜，暢談起來。馮樹堂與陳岱雲都很節制，只有曾國藩高談闊論，無休無止。所談的內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話題，然而曾國藩卻反反覆覆，沾沾自喜。朋友散後，曾國藩又檢討起來：忘記了韓愈《知名箴》中的訓告，只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誇誇其談，幾乎成了自己的惡習啊！曾國藩的長處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國藩不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別注重聽取朋友的意見，從他們的建議和評價中獲得自己道德修養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面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忌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取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言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曾記下了他的感受：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德行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養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動，並不意味著曾國藩立刻就成了聖人，恰恰相反，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曾國藩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他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自己“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
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國藩認為，在溫室中培養出來的道德修養畢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仍能保持高潔的操守、圓融的處事手腕，才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真境界。這個問題，在曾國藩投筆從戎，親自領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反映得極為明顯。
1857年，曾國藩在軍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時，父親死去的噩耗又傳到了，曾國藩便立刻率曾國華、曾國荃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示人的理學家面孔大相逕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摺中常以不填宮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
第一部分：養 心修身課程——十二條課程 終日惕厲（4）
好朋友羅汝懷也寫信給曾國藩，指責他不應不分輕重緩急，“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身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並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綺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去所無’，豈足以為解手”。最令他難堪的是“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譁然和之”。曾國藩自知心虧理缺，無法辯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卻使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其後談及此事時，仍感憤懣，“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面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採取的鐵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頗。
可見，曾國藩在少年和青年時與普通人一樣，也是斤斤計較，睚眥必報的，但是，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國藩並不是長期沉溺於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體運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國藩年輕時，有一天到陳岱雲住處，與岱雲談論詩歌。曾國藩“傾筐倒籮，言無不盡”，他把自己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一股腦地全部吐露出來，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到家後，他就後悔了，自己這樣天天沉溺於詩文，而不從戒懼、慎獨上切實用功，已經自誤了，難道還要以此誤人嗎？
第二天，馮樹堂來訪，於是他把陳岱雲約來。三個人聊備酒菜，暢談起來。馮樹堂與陳岱雲都很節制，只有曾國藩高談闊論，無休無止。所談的內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話題，然而曾國藩卻反反覆覆，沾沾自喜。朋友散後，曾國藩又檢討起來：忘記了韓愈《知名箴》中的訓告，只重視外表，而輕視了內修，誇誇其談，幾乎成了自己的惡習啊！曾國藩的長處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國藩不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別注重聽取朋友的意見，從他們的建議和評價中獲得自己道德修養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面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忌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取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言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溫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曾記下了他的感受：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德行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養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動，並不意味著曾國藩立刻就成了聖人，恰恰相反，我們從當時曾國藩的一些家書中可以發現，曾國藩也曾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也會為自己升官發財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國藩參加翰詹大考，題為《遠佞賦》，以“請問下民常厥德”為韻；《君子慎獨論》；《賦得“澡身浴德”》。曾國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後通過了仕途上層層的八股制藝考試。六月初二日，他六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擢次如此之快，連曾國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於十七日寫信給祖父說：自己“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惶悚實深”。話雖然這般說，實際上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
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嚀諸弟說：“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癬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國藩認為，在溫室中培養出來的道德修養畢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仍能保持高潔的操守、圓融的處事手腕，才是一個人道德修養的真境界。這個問題，在曾國藩投筆從戎，親自領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反映得極為明顯。
1857年，曾國藩在軍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時，父親死去的噩耗又傳到了，曾國藩便立刻率曾國華、曾國荃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復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示人的理學家面孔大相逕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非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制，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摺中常以不填宮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
第一部分：養 心修身課程——十二條課程 終日惕厲（4）
好朋友羅汝懷也寫信給曾國藩，指責他不應不分輕重緩急，“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身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並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綺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去所無’，豈足以為解手”。最令他難堪的是“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譁然和之”。曾國藩自知心虧理缺，無法辯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卻使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其後談及此事時，仍感憤懣，“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面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採取的鐵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