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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二十二年後,朱棣兒子明仁宗朱高熾繼位,才下詔稱:“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終者,只有魏國公徐輝祖一人。朱棣召見,徐輝祖不出一語。由於他是功臣徐達之子,家有免死的誓書鐵券,其弟徐增壽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殺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祿米,把他一直軟禁在家。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很想又換張臉皮以“仁德”形象留諸後世。特別可笑的是,永樂二十二年的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一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最後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態,細細研讀,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古文是豎版,所以兩個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老混蛋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一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邢寬,乃“刑寬”的諧音,以此來顯示永樂皇帝治下輕刑薄賦、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動輒誅臣下“十族”、殺人過萬眼都不眨、處心積慮把忠臣妻女送入窯子每日定量供人輪jian的凶戾變態之人,臨老又忽然變得似乎連只螞蟻都不願踩死,連一“暴”字都堵心礙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讓人佩服職業統治者的演戲才能,已臻乎爐火純青之境。

  蓋棺論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業得失

  後世講起朱棣,大多褒大於貶。對外方面,特別是他五征漠北,先後擊敗瓦刺和韃靼諸部(元朝滅亡後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歸順明朝,大寧的朵顏三衛即是兀良哈部)。同時,他又在西北設“關西七衛”,增設貴州布政司,在安南設交趾布政司。對內方面,他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使國家歲糧收入大幅增加;同時剝奪藩王實權,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編篡《永樂大典》(當然主要目的是為了他自己歌功頌德和篡改史實),對文化典籍進行系統整理。因此,《明史》中對他讚揚道:“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慕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細緻地研究明代歷史,卻可得出這樣一個驚人結論——雖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於萬曆,但一切深禍至憂其皆肇自這位“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對內,明朝正是從朱棣起開始大用宦官。因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報告金陵空虛的實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諸地兜圈子的常態,直搗京師,得登帝位。篡弒成功之後,朱棣大用太監,其間有鄭和下西洋(這倒不是什麼大壞事),李興充當前往暹羅的國使,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特別是永樂十八年,明祖又開設專由太監負責的東廠(朱棣又恢復朱元璋本已廢除的錦衣衛,廠衛之禍,流毒深遠)——由此,宦官擁有了出使、專征、監軍、坐鎮、刺探等諸多大權。明太祖本來有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朱棣卻一反其制,聽憑太監們“學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內廷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小內侍們書寫。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jian。所以,明朝太監之禍日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積重難返,直至明亡。

  對外,朱棣主要防備蒙古,盡壞朱元璋邊疆政策的成制。本來谷王在宣府,寧王在大寧,韓王在開原,遼王在廣寧,沈王在瀋陽。朱棣自己篡位後,深恐兄弟蹈習自己前路,盡遷五王於內地,致使東北無邊備強兵,邊疆嚴重內縮,山西等地也逐漸失去屏依。雖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設遼東都司的基礎上又設奴兒干都司,但卻用女真族太監亦失哈掌管大權。太監貪財重貨,每每騷擾女真各部,種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聯合重組。至明朝中後期,奴兒干都司僅是一空名機構,滿洲日益強大,而建州附近又無重鎮,致使連連敗績,直至於亡。明朝最終未敗於蒙古,而亡於明初不知名的滿洲,細究原由,正是基禍於這位明成祖朱棣。

  當然,“塗金”工作一直有條不紊地進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傳”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一次)。他任命兩個降臣李景隆和茹瑺為正、副監修官,以大才子解縉為總裁。同時,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僅僅花了九個月時間,這些“深體朕意”的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後來,解縉因儲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態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實錄》,派心腹姚廣孝主管監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細”,費時五年,刪除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為是的“史實”。永曆十六年,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並對跪伏於殿下的幾個奴才文人高興地說:“庶幾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製造理論依據,不僅明白地寫明朱棣是馬皇后親生子(其實他是碩妃所生),還編造了馬皇后夢見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們又編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臨死前一直咽不下氣,反覆問“燕王來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臨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誡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對不會在臨崩前想把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什麼“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況且,建文帝即位時已經成年,根本不是什麼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這東西的力量絕不可小看,加諸史書上更是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大家有時評價一個皇帝,都是往往聽信史臣的史書,以為風骨文人們會直筆鋪陳,所謂“國亡而史不亡”。

  其實,真正的情況往往大相逕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後人一講起此人就覺得他荒yín昏庸、荒唐至極——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他死後無子,皇位由他在湖北當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繼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與臣下的“大禮儀”之爭(即大臣們堅持朱厚璁應該依禮以正德父親明孝宗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興獻王為皇父),使得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實錄》時,心懷隱恨,大暴正德皇帝這位堂兄的短處,滿書都是醜行和yín暴,一點也沒有“為尊者諱”的意思。使得這位並非特別壞的皇帝成為明朝“壞皇帝”的最高榜樣。由此,可知歷史的塗脂抹粉和歌功頌德是多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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