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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二年後，朱棣兒子明仁宗朱高熾繼位，才下詔稱：“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終者，只有魏國公徐輝祖一人。朱棣召見，徐輝祖不出一語。由於他是功臣徐達之子，家有免死的誓書鐵券，其弟徐增壽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殺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祿米，把他一直軟禁在家。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很想又換張臉皮以“仁德”形象留諸後世。特別可笑的是，永樂二十二年的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一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最後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態，細細研讀，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古文是豎版，所以兩個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老混蛋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一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邢寬，乃“刑寬”的諧音，以此來顯示永樂皇帝治下輕刑薄賦、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動輒誅臣下“十族”、殺人過萬眼都不眨、處心積慮把忠臣妻女送入窯子每日定量供人輪jian的凶戾變態之人，臨老又忽然變得似乎連只螞蟻都不願踩死，連一“暴”字都堵心礙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讓人佩服職業統治者的演戲才能，已臻乎爐火純青之境。
蓋棺論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業得失
後世講起朱棣，大多褒大於貶。對外方面，特別是他五征漠北，先後擊敗瓦刺和韃靼諸部（元朝滅亡後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歸順明朝，大寧的朵顏三衛即是兀良哈部）。同時，他又在西北設“關西七衛”，增設貴州布政司，在安南設交趾布政司。對內方面，他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使國家歲糧收入大幅增加；同時剝奪藩王實權，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編篡《永樂大典》（當然主要目的是為了他自己歌功頌德和篡改史實），對文化典籍進行系統整理。因此，《明史》中對他讚揚道：“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慕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細緻地研究明代歷史，卻可得出這樣一個驚人結論——雖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於萬曆，但一切深禍至憂其皆肇自這位“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對內，明朝正是從朱棣起開始大用宦官。因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報告金陵空虛的實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諸地兜圈子的常態，直搗京師，得登帝位。篡弒成功之後，朱棣大用太監，其間有鄭和下西洋（這倒不是什麼大壞事），李興充當前往暹羅的國使，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特別是永樂十八年，明祖又開設專由太監負責的東廠（朱棣又恢復朱元璋本已廢除的錦衣衛，廠衛之禍，流毒深遠）——由此，宦官擁有了出使、專征、監軍、坐鎮、刺探等諸多大權。明太祖本來有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朱棣卻一反其制，聽憑太監們“學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內廷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小內侍們書寫。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jian。所以，明朝太監之禍日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積重難返，直至明亡。
對外，朱棣主要防備蒙古，盡壞朱元璋邊疆政策的成制。本來谷王在宣府，寧王在大寧，韓王在開原，遼王在廣寧，沈王在瀋陽。朱棣自己篡位後，深恐兄弟蹈習自己前路，盡遷五王於內地，致使東北無邊備強兵，邊疆嚴重內縮，山西等地也逐漸失去屏依。雖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設遼東都司的基礎上又設奴兒干都司，但卻用女真族太監亦失哈掌管大權。太監貪財重貨，每每騷擾女真各部，種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聯合重組。至明朝中後期，奴兒干都司僅是一空名機構，滿洲日益強大，而建州附近又無重鎮，致使連連敗績，直至於亡。明朝最終未敗於蒙古，而亡於明初不知名的滿洲，細究原由，正是基禍於這位明成祖朱棣。
當然，“塗金”工作一直有條不紊地進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傳”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一次）。他任命兩個降臣李景隆和茹瑺為正、副監修官，以大才子解縉為總裁。同時，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僅僅花了九個月時間，這些“深體朕意”的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後來，解縉因儲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態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實錄》，派心腹姚廣孝主管監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細”，費時五年，刪除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為是的“史實”。永曆十六年，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並對跪伏於殿下的幾個奴才文人高興地說：“庶幾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製造理論依據，不僅明白地寫明朱棣是馬皇后親生子（其實他是碩妃所生），還編造了馬皇后夢見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們又編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臨死前一直咽不下氣，反覆問“燕王來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臨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誡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對不會在臨崩前想把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什麼“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況且，建文帝即位時已經成年，根本不是什麼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這東西的力量絕不可小看，加諸史書上更是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大家有時評價一個皇帝，都是往往聽信史臣的史書，以為風骨文人們會直筆鋪陳，所謂“國亡而史不亡”。
其實，真正的情況往往大相逕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後人一講起此人就覺得他荒yín昏庸、荒唐至極——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他死後無子，皇位由他在湖北當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繼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與臣下的“大禮儀”之爭（即大臣們堅持朱厚璁應該依禮以正德父親明孝宗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興獻王為皇父），使得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實錄》時，心懷隱恨，大暴正德皇帝這位堂兄的短處，滿書都是醜行和yín暴，一點也沒有“為尊者諱”的意思。使得這位並非特別壞的皇帝成為明朝“壞皇帝”的最高榜樣。由此，可知歷史的塗脂抹粉和歌功頌德是多麼的重要！
建文帝忠臣惟一善終者，只有魏國公徐輝祖一人。朱棣召見，徐輝祖不出一語。由於他是功臣徐達之子，家有免死的誓書鐵券，其弟徐增壽又因想投降朱棣被建文帝殺掉，朱棣才免其一死，革其祿米，把他一直軟禁在家。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很想又換張臉皮以“仁德”形象留諸後世。特別可笑的是，永樂二十二年的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一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最後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一反常態，細細研讀，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古文是豎版，所以兩個字看上去就是“暴”字）朕一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老混蛋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一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邢寬，乃“刑寬”的諧音，以此來顯示永樂皇帝治下輕刑薄賦、仁德四海的“太平景象”。動輒誅臣下“十族”、殺人過萬眼都不眨、處心積慮把忠臣妻女送入窯子每日定量供人輪jian的凶戾變態之人，臨老又忽然變得似乎連只螞蟻都不願踩死，連一“暴”字都堵心礙眼“仁德”之人，不得又讓人佩服職業統治者的演戲才能，已臻乎爐火純青之境。
蓋棺論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業得失
後世講起朱棣，大多褒大於貶。對外方面，特別是他五征漠北，先後擊敗瓦刺和韃靼諸部（元朝滅亡後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歸順明朝，大寧的朵顏三衛即是兀良哈部）。同時，他又在西北設“關西七衛”，增設貴州布政司，在安南設交趾布政司。對內方面，他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使國家歲糧收入大幅增加；同時剝奪藩王實權，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編篡《永樂大典》（當然主要目的是為了他自己歌功頌德和篡改史實），對文化典籍進行系統整理。因此，《明史》中對他讚揚道：“文皇少長習兵，據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內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後，慕行節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細緻地研究明代歷史，卻可得出這樣一個驚人結論——雖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於萬曆，但一切深禍至憂其皆肇自這位“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的文皇朱棣。
對內，明朝正是從朱棣起開始大用宦官。因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報告金陵空虛的實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諸地兜圈子的常態，直搗京師，得登帝位。篡弒成功之後，朱棣大用太監，其間有鄭和下西洋（這倒不是什麼大壞事），李興充當前往暹羅的國使，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趾。特別是永樂十八年，明祖又開設專由太監負責的東廠（朱棣又恢復朱元璋本已廢除的錦衣衛，廠衛之禍，流毒深遠）——由此，宦官擁有了出使、專征、監軍、坐鎮、刺探等諸多大權。明太祖本來有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朱棣卻一反其制，聽憑太監們“學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內廷設內書堂，派大學士教小內侍們書寫。這些太監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關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jian。所以，明朝太監之禍日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積重難返，直至明亡。
對外，朱棣主要防備蒙古，盡壞朱元璋邊疆政策的成制。本來谷王在宣府，寧王在大寧，韓王在開原，遼王在廣寧，沈王在瀋陽。朱棣自己篡位後，深恐兄弟蹈習自己前路，盡遷五王於內地，致使東北無邊備強兵，邊疆嚴重內縮，山西等地也逐漸失去屏依。雖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設遼東都司的基礎上又設奴兒干都司，但卻用女真族太監亦失哈掌管大權。太監貪財重貨，每每騷擾女真各部，種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聯合重組。至明朝中後期，奴兒干都司僅是一空名機構，滿洲日益強大，而建州附近又無重鎮，致使連連敗績，直至於亡。明朝最終未敗於蒙古，而亡於明初不知名的滿洲，細究原由，正是基禍於這位明成祖朱棣。
當然，“塗金”工作一直有條不紊地進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傳”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一次）。他任命兩個降臣李景隆和茹瑺為正、副監修官，以大才子解縉為總裁。同時，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僅僅花了九個月時間，這些“深體朕意”的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後來，解縉因儲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態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實錄》，派心腹姚廣孝主管監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細”，費時五年，刪除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為是的“史實”。永曆十六年，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並對跪伏於殿下的幾個奴才文人高興地說：“庶幾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製造理論依據，不僅明白地寫明朱棣是馬皇后親生子（其實他是碩妃所生），還編造了馬皇后夢見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們又編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臨死前一直咽不下氣，反覆問“燕王來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臨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誡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對不會在臨崩前想把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什麼“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況且，建文帝即位時已經成年，根本不是什麼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這東西的力量絕不可小看，加諸史書上更是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大家有時評價一個皇帝，都是往往聽信史臣的史書，以為風骨文人們會直筆鋪陳，所謂“國亡而史不亡”。
其實，真正的情況往往大相逕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後人一講起此人就覺得他荒yín昏庸、荒唐至極——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他死後無子，皇位由他在湖北當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繼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與臣下的“大禮儀”之爭（即大臣們堅持朱厚璁應該依禮以正德父親明孝宗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興獻王為皇父），使得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實錄》時，心懷隱恨，大暴正德皇帝這位堂兄的短處，滿書都是醜行和yín暴，一點也沒有“為尊者諱”的意思。使得這位並非特別壞的皇帝成為明朝“壞皇帝”的最高榜樣。由此，可知歷史的塗脂抹粉和歌功頌德是多麼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