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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載關羽為人性情殘烈，剛愎自用，愛陵暴士人，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就是不尊重知識分子。而演義中暴躁的張飛在正史中則喜於和士大夫名流之士相交往，禮遇士人。由此推斷，三顧茅廬的時候隨侍劉備的關張二人，按他們的脾氣，要放火燒房子把諸葛燒出來見大哥的應是關羽而不是“待文士以彬彬”的張飛。
話題回到本文開頭，為什麼粵地商販多供關羽神位呢，我想這一問題如果民俗學家來解答的話可以寫上厚厚一本書。我個人以為，嶺南自古蠻夷之地，文化落後，而又多奔走流離的商販，他們之間難免為蠅頭小利而爾虞吾詐。傳說中關公忠義剛直，大概小販們都希望其他同行象演義中的關公那么正直不欺，那樣的話自己趁機做孟德之輩寧我負人也好多賺點兒銅板，這也符合國人阿Q精神的劣根性吧。
無論關公為人品性到底如何，人們的願望終究是善良的，《水滸》中也出了個大刀關勝，同樣是面若重棗，蠶眉鳳目，手中偃月刀，以示關聖帝君有後，實際上，龐德之子隨鄧艾伐蜀，劉禪出降，小龐德“盡滅關氏族”，冤冤相報，可嗟可嘆。國恨家仇，千載之下，關雲長之面也不得不赤！
注釋：關公，即三國時期蜀漢的關羽，字雲長（見圖）。當時他與吳國作戰而死被封為壯繆候，在當地建廟供奉，唐代以後被視為人鬼。宋徽宗追封其為“忠患公”，佛教將其列為伽藍神之一，道教傳說關羽為老龍化身，列為張天師的神將之一。宣和年間封武安王，明萬曆時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道”與“心”
“道”與“心”
——小論莊與禪的同異
莊與禪是中國古代藝術哲學中兩大神奇而綺麗的瑰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二者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之點。辨明兩者的關係，對於了解和掌握古代藝術哲學大有裨益。從其產生來看，莊子哲學是中華本土的產物，禪宗則是印度佛學傳入中土之後，由中國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後而成的一個佛教變宗。從真正意義上講，禪宗的產地是中國，只有當禪進入中國士階層的精舍書齋之後，它才成為具有哲學意義的並具備無形體系的禪宗。
莊子哲學的“道”與禪宗的“心”具有相近之處，在莊子哲學中，“道”是宇宙的本體，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由“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道”本身是萬物之源，是終極，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而且，這個“道”是“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何芒乎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子·天下》）。“道”雖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測，但又不是主宰和統治人的東西，而是一種能賦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東西。人如果獲得了“道”，即獲得了無限和自由。
同樣，禪宗的“心”也是一種神秘而“芴漠”的東西，“心”不是指肉體的心，而是一種哲學理念。禪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種自由和無限，也就是說，從“本心”出發，欲達到超越經驗的內心自悟，最終達到存在的本源，獲取對宇宙與人生的總體性根本認識，這種境界，即禪宗的“梵我合一”。所謂“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觀。以此而論，在追求無限與自由這種境界的意義上，莊禪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無為與任運隨緣
在莊子哲學中，“自然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談著述中，對“自然無為”的溢美之辭隨處可見。“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莊子·大宗師》），莊子進而認為一切人為有意的東西都會導致傷損“自然”的後果，他以馬為喻，說道：
“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禦寒；食糙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馬陸居則食糙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詭銜竊轡。則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
馬本自然之物，自由馳騁於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樂）卻以自己的意願約束破壞它的“自然”之性，驅之以役，束之以羈鞍，使馬的自由天性遭到毀壞。因此，莊子主張一切任其自然，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有常然”。他進而又解釋說：“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莊子·駢拇》）莊子把“自然”當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認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是“萬物之本”，人們如果能以此“自然無為”當作準則，就會達到最大的自由。莊子一生所讚美的“真人”、“聖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無為之道而達到絕對自由的典範。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齊物論》）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發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犧牲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祿，那麼，“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煢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俱然，可不謂大哀乎！”（《莊子·齊物論》）。可見，莊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會人的異化，顯示出他對作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無為”境界的深切熱愛與執著追求，而這些也是後來古代詩詞和繪畫等文學藝術作品所求的境界。
禪宗的“任運隨緣”同莊子的“自然無為”名殊而意類。對於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禪師曾加以嘲笑說：“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禪宗太師們把世上的一切均視為“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偈）。
永嘉禪師曾言：“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繼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這些玄而又玄的言語，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無為無不為”的禪悟。而禪宗徒眾參禪的方法，更是“自然無為”這種原則的具體表現，即所謂“著衣吃飯，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違反自然，違反“任運隨緣”的原則，刻意苦心去修什麼“正果”，不僅無成，反而虛妄有害。《古尊宿語錄》中記載：
話題回到本文開頭，為什麼粵地商販多供關羽神位呢，我想這一問題如果民俗學家來解答的話可以寫上厚厚一本書。我個人以為，嶺南自古蠻夷之地，文化落後，而又多奔走流離的商販，他們之間難免為蠅頭小利而爾虞吾詐。傳說中關公忠義剛直，大概小販們都希望其他同行象演義中的關公那么正直不欺，那樣的話自己趁機做孟德之輩寧我負人也好多賺點兒銅板，這也符合國人阿Q精神的劣根性吧。
無論關公為人品性到底如何，人們的願望終究是善良的，《水滸》中也出了個大刀關勝，同樣是面若重棗，蠶眉鳳目，手中偃月刀，以示關聖帝君有後，實際上，龐德之子隨鄧艾伐蜀，劉禪出降，小龐德“盡滅關氏族”，冤冤相報，可嗟可嘆。國恨家仇，千載之下，關雲長之面也不得不赤！
注釋：關公，即三國時期蜀漢的關羽，字雲長（見圖）。當時他與吳國作戰而死被封為壯繆候，在當地建廟供奉，唐代以後被視為人鬼。宋徽宗追封其為“忠患公”，佛教將其列為伽藍神之一，道教傳說關羽為老龍化身，列為張天師的神將之一。宣和年間封武安王，明萬曆時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道”與“心”
“道”與“心”
——小論莊與禪的同異
莊與禪是中國古代藝術哲學中兩大神奇而綺麗的瑰寶。它們對於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二者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之點。辨明兩者的關係，對於了解和掌握古代藝術哲學大有裨益。從其產生來看，莊子哲學是中華本土的產物，禪宗則是印度佛學傳入中土之後，由中國士大夫加以改造吸收之後而成的一個佛教變宗。從真正意義上講，禪宗的產地是中國，只有當禪進入中國士階層的精舍書齋之後，它才成為具有哲學意義的並具備無形體系的禪宗。
莊子哲學的“道”與禪宗的“心”具有相近之處，在莊子哲學中，“道”是宇宙的本體，是一個無限的概念。由“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道”本身是萬物之源，是終極，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在空間上無邊無際。“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而且，這個“道”是“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何芒乎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子·天下》）。“道”雖如此恢宏博大，神秘莫測，但又不是主宰和統治人的東西，而是一種能賦予人以幸福和力量的東西。人如果獲得了“道”，即獲得了無限和自由。
同樣，禪宗的“心”也是一種神秘而“芴漠”的東西，“心”不是指肉體的心，而是一種哲學理念。禪宗的“心”所包容的也是一種自由和無限，也就是說，從“本心”出發，欲達到超越經驗的內心自悟，最終達到存在的本源，獲取對宇宙與人生的總體性根本認識，這種境界，即禪宗的“梵我合一”。所謂“梵我合一”，亦即“我心就是一切”的世界觀。以此而論，在追求無限與自由這種境界的意義上，莊禪有共同的旨趣。
自然無為與任運隨緣
在莊子哲學中，“自然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他的言談著述中，對“自然無為”的溢美之辭隨處可見。“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游已。”（《莊子·大宗師》），莊子進而認為一切人為有意的東西都會導致傷損“自然”的後果，他以馬為喻，說道：
“馬，蹄可以踏霜雪，毛可以禦寒；食糙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馬陸居則食糙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蹄子，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詭銜竊轡。則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莊子·馬蹄》）
馬本自然之物，自由馳騁於沃野，本性法天。可人（伯樂）卻以自己的意願約束破壞它的“自然”之性，驅之以役，束之以羈鞍，使馬的自由天性遭到毀壞。因此，莊子主張一切任其自然，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天下有常然”。他進而又解釋說：“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莊子·駢拇》）莊子把“自然”當作人生最高的境界，認為“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是“萬物之本”，人們如果能以此“自然無為”當作準則，就會達到最大的自由。莊子一生所讚美的“真人”、“聖人”、“神人”等等皆是因追循自然無為之道而達到絕對自由的典範。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莊子·齊物論》）
因此，人自身的“自然”是存在和發展的最高目的，人如果犧牲這一目的，追求功名利祿，那麼，“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煢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俱然，可不謂大哀乎！”（《莊子·齊物論》）。可見，莊子深刻提示了古代社會人的異化，顯示出他對作為“人生之大美”的“自然無為”境界的深切熱愛與執著追求，而這些也是後來古代詩詞和繪畫等文學藝術作品所求的境界。
禪宗的“任運隨緣”同莊子的“自然無為”名殊而意類。對於枉然的做作追逐，惟政禪師曾加以嘲笑說：“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禪宗太師們把世上的一切均視為“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偈）。
永嘉禪師曾言：“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皎皎，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繼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這些玄而又玄的言語，其中真旨，便是道法自然而“無為無不為”的禪悟。而禪宗徒眾參禪的方法，更是“自然無為”這種原則的具體表現，即所謂“著衣吃飯，屙屎送尿”的自然。如果違反自然，違反“任運隨緣”的原則，刻意苦心去修什麼“正果”，不僅無成，反而虛妄有害。《古尊宿語錄》中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