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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陶德（1）
瑪麗的風格是高傲，她堅信自己日後會成為總統夫人。
在安妮去世兩年後，也就是1837年的3月，林肯騎馬離開了紐沙勒。他來到春田鎮，開始了“實習律師”的生涯。
他在馬鞍袋裡塞進幾本法律書、幾件襯衫和內衣褲，這就是他的全部財物了。在一隻藍色的舊襪子裡面，有幾枚數額不大的硬幣，那是他做郵遞員時所代收的郵資。到春田鎮的第一年，林肯手頭非常緊。要是別人也許早就挪用這筆郵資了，待以後再補上。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覺得這樣不誠實。所以，當郵局裡來人跟他結帳時，他交出的錢正是前一兩年收進來的那幾枚，而且一文不差。
店鋪倒閉後，貝利又酗酒致死，留下來一大堆債務。林肯騎馬走進春田鎮的那天，身上已負了1100元的債務。
那時，林肯完全可以通過鑽法律上的空子，聲明生意失敗，請求分攤責任的辦法躲過債務。但他沒有這樣做，相反，卻主動找上門去，請求債主給他時間，到時他保證連本帶息一併償還。除一個叫彼得·凡柏金的人提起訴訟之外，別人都應允了；那人勝訴後，林肯的馬兒和測量工具就被拍賣了。其他債權人耐心地等了14年，直到1848年林肯當選國會議員之後，他才將薪水寄回家，還清這筆老帳，兌現了他的諾言。
那天早晨，當林肯到達春田鎮的公共廣場後，他就在西北端的“約書亞·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下了馬，將馬兒拴在那兒。史匹德後來回憶道：
他下馬後，打算向鎮上惟一一家家具匠訂做一個床架。他走進我的店鋪，把馬鞍袋擱在櫃檯上，就向我打聽做一個床架需要多少錢。我算了一下材料的費用，發現總共要花17元。他說：“不算貴，可是無論多便宜，我都買不起。你假如讓我欠帳，那麼，到聖誕節時我的律師事務所成功了，就可以還你錢；但假如失敗了，可能一輩子也還不起。”我抬頭打量著他，心裡暗自驚訝：這輩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張憂鬱的臉孔……一直到現在，我仍然這麼想。我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於是對他說：“我的房間裡有一張大床，如果你不嫌棄的話，請你來跟我分享它。”他問：“你的房間在什麼地方？”我指了指通往臥室的樓梯說：“在樓上。”他什麼也沒說，抱起馬鞍袋上了樓，下樓時，他笑逐顏開地對我說：“好啦！我十分感激你，史匹德！”
就這樣，沒付一分錢房租，林肯和史匹德一起在店鋪樓上同住了五年半。
威廉·伯特勒是林肯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不但提供林肯五年的伙食，而且還為他買過不少衣服。伯特勒並未明說要收多少錢，這完全是出於朋友間的友誼和幫助。林肯可能付過伯特勒一點錢，那是在他有經濟能力的時候。
林肯認為，如果沒有伯特勒和史匹德的援助，他的律師事業絕對不可能成功。林肯把這兩個好朋友視為上帝的恩賜。
林肯與一位姓史都華的律師合作。大部分時間史都華都在關注政治，律師事務所的例行事務都由林肯負責，不過業務並不多。辦公室內的陳設也有點寒酸：一張骯髒的床、一塊野牛皮毯、一把椅子和一條長凳，還有一個書架，上邊擱了幾本法律書。
律師事務所開業的頭半年，只收了五筆律師費：一筆二元五角的、兩筆五元的、一筆十元的，他們還收了一件大衣作酬勞。
瑪麗·陶德（2）
林肯慘澹經營，心灰意冷。他想放棄法律改做木匠。一天，在春田鎮的“佩吉·伊頓木匠店”前停留，林肯又回憶起在紐沙勒讀法律時，曾想要拋下書本，去當鐵匠。
在春田鎮的第一年，林肯非常孤獨。有時在晚上，在史匹德店鋪後面，偶爾會來幾個議論政治的男子，他們算是林肯有限的交際圈了。他星期天很少上教堂，他覺得自己在春田鎮幽雅的教堂里會很不自在。
在寫給瑪麗·歐文斯小姐的一封信中，林肯提到，在春田鎮的第一年，只有一個女人曾和他說過話，他還說：“如果不是出於必要，她是不會跟我講話的。”
不過到了1839年，林肯的處境有了起色。那一年，有個女人不但與他說話，而且還追求他， 最後嫁給了他。她的名字叫瑪麗·陶德。
後來當有人問起，陶德這個姓氏為什麼是這種拼法時，林肯回答得很幽默：“或許是因為上帝 （God） 只一個‘d’就夠了，而陶德 （Todd） 家卻需要兩個‘d’的緣故吧！”
瑪麗·陶德出生於貴族世家，她的曾祖父輩、祖父輩和叔伯舅公輩中，曾出過將軍和州長。陶德家族的人愛誇耀他們家族的歷史，說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紀。瑪麗曾在肯塔基州萊辛頓城一所法國學校念過書，這所學校是法國貴族維多麗·夏洛蒂·里克瑞·曼特爾夫人與她丈夫辦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他們為躲避斷頭台的鍘刀，由巴黎逃到美國。於是在學校里，瑪麗學了一口巴黎腔調的貴族法語，還學會了跳八人舞和塞加西亞圓圈舞，那是法國貴族們在凡爾賽宮裡跳的舞。
瑪麗心高氣傲，她堅信自己日後會成為總統夫人。她不僅堅信這一點，還喜歡在人前這樣說。對於旁人的嘲笑，她毫不在意，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瑪麗的一個親姐姐說她“愛炫耀、誇飾和權力”，是“我所見過的女人中野心最大的一個”。
瑪麗平時的脾氣很暴躁，情緒上來時很難克制。1839年的一天，她和繼母發生口角，忽然把門“砰”地一關，就跑到了嫁在春田鎮的姐姐家住，一直沒有回去過。
一個立志要嫁給未來的美國總統的人，到春田鎮來住，她可算找對了地方。當時這個地處邊疆糙原的小鎮，既沒有石板車道、人行道，也沒有電燈、下水道；豬在泥濘中打滾，牛群在鎮上亂闖，牛糞豬糞散發著陣陣臭氣。在當時，鎮上的人口只有1500人。可這裡卻是美國政治的重鎮：1839年，代表民主黨北派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和代表共和黨的亞伯拉
罕·林肯都住在這裡，而他們都是1860年的總統候選人。
這兩人都結識了瑪麗·陶德，並同時追求她，且兩人都曾擁抱她。瑪麗還說他們都曾經向她求婚。有人問：“您打算嫁給哪一位？”瑪麗答道：“誰最有希望當總統，就嫁給誰。”
道格拉斯當時年僅26歲，且已經是國務卿，人稱他“小巨人”。看來，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遠比林肯光明。因此“最有可能當總統的那位”，實際上指的就是道格拉斯。而林肯，那時還是個窮律師，借住在史匹德店鋪的樓上，連伙食都要朋友幫助。
即使在林肯當上總統的前兩年，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林肯還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他曾跟最有勢力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辯論過一番。而道格拉斯在林肯毫無聲望的時候，就已是美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了。
瑪麗·陶德（3）
瑪麗的風格是高傲，她堅信自己日後會成為總統夫人。
在安妮去世兩年後，也就是1837年的3月，林肯騎馬離開了紐沙勒。他來到春田鎮，開始了“實習律師”的生涯。
他在馬鞍袋裡塞進幾本法律書、幾件襯衫和內衣褲，這就是他的全部財物了。在一隻藍色的舊襪子裡面，有幾枚數額不大的硬幣，那是他做郵遞員時所代收的郵資。到春田鎮的第一年，林肯手頭非常緊。要是別人也許早就挪用這筆郵資了，待以後再補上。但他沒有這樣做，他覺得這樣不誠實。所以，當郵局裡來人跟他結帳時，他交出的錢正是前一兩年收進來的那幾枚，而且一文不差。
店鋪倒閉後，貝利又酗酒致死，留下來一大堆債務。林肯騎馬走進春田鎮的那天，身上已負了1100元的債務。
那時，林肯完全可以通過鑽法律上的空子，聲明生意失敗，請求分攤責任的辦法躲過債務。但他沒有這樣做，相反，卻主動找上門去，請求債主給他時間，到時他保證連本帶息一併償還。除一個叫彼得·凡柏金的人提起訴訟之外，別人都應允了；那人勝訴後，林肯的馬兒和測量工具就被拍賣了。其他債權人耐心地等了14年，直到1848年林肯當選國會議員之後，他才將薪水寄回家，還清這筆老帳，兌現了他的諾言。
那天早晨，當林肯到達春田鎮的公共廣場後，他就在西北端的“約書亞·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下了馬，將馬兒拴在那兒。史匹德後來回憶道：
他下馬後，打算向鎮上惟一一家家具匠訂做一個床架。他走進我的店鋪，把馬鞍袋擱在櫃檯上，就向我打聽做一個床架需要多少錢。我算了一下材料的費用，發現總共要花17元。他說：“不算貴，可是無論多便宜，我都買不起。你假如讓我欠帳，那麼，到聖誕節時我的律師事務所成功了，就可以還你錢；但假如失敗了，可能一輩子也還不起。”我抬頭打量著他，心裡暗自驚訝：這輩子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張憂鬱的臉孔……一直到現在，我仍然這麼想。我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於是對他說：“我的房間裡有一張大床，如果你不嫌棄的話，請你來跟我分享它。”他問：“你的房間在什麼地方？”我指了指通往臥室的樓梯說：“在樓上。”他什麼也沒說，抱起馬鞍袋上了樓，下樓時，他笑逐顏開地對我說：“好啦！我十分感激你，史匹德！”
就這樣，沒付一分錢房租，林肯和史匹德一起在店鋪樓上同住了五年半。
威廉·伯特勒是林肯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不但提供林肯五年的伙食，而且還為他買過不少衣服。伯特勒並未明說要收多少錢，這完全是出於朋友間的友誼和幫助。林肯可能付過伯特勒一點錢，那是在他有經濟能力的時候。
林肯認為，如果沒有伯特勒和史匹德的援助，他的律師事業絕對不可能成功。林肯把這兩個好朋友視為上帝的恩賜。
林肯與一位姓史都華的律師合作。大部分時間史都華都在關注政治，律師事務所的例行事務都由林肯負責，不過業務並不多。辦公室內的陳設也有點寒酸：一張骯髒的床、一塊野牛皮毯、一把椅子和一條長凳，還有一個書架，上邊擱了幾本法律書。
律師事務所開業的頭半年，只收了五筆律師費：一筆二元五角的、兩筆五元的、一筆十元的，他們還收了一件大衣作酬勞。
瑪麗·陶德（2）
林肯慘澹經營，心灰意冷。他想放棄法律改做木匠。一天，在春田鎮的“佩吉·伊頓木匠店”前停留，林肯又回憶起在紐沙勒讀法律時，曾想要拋下書本，去當鐵匠。
在春田鎮的第一年，林肯非常孤獨。有時在晚上，在史匹德店鋪後面，偶爾會來幾個議論政治的男子，他們算是林肯有限的交際圈了。他星期天很少上教堂，他覺得自己在春田鎮幽雅的教堂里會很不自在。
在寫給瑪麗·歐文斯小姐的一封信中，林肯提到，在春田鎮的第一年，只有一個女人曾和他說過話，他還說：“如果不是出於必要，她是不會跟我講話的。”
不過到了1839年，林肯的處境有了起色。那一年，有個女人不但與他說話，而且還追求他， 最後嫁給了他。她的名字叫瑪麗·陶德。
後來當有人問起，陶德這個姓氏為什麼是這種拼法時，林肯回答得很幽默：“或許是因為上帝 （God） 只一個‘d’就夠了，而陶德 （Todd） 家卻需要兩個‘d’的緣故吧！”
瑪麗·陶德出生於貴族世家，她的曾祖父輩、祖父輩和叔伯舅公輩中，曾出過將軍和州長。陶德家族的人愛誇耀他們家族的歷史，說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紀。瑪麗曾在肯塔基州萊辛頓城一所法國學校念過書，這所學校是法國貴族維多麗·夏洛蒂·里克瑞·曼特爾夫人與她丈夫辦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他們為躲避斷頭台的鍘刀，由巴黎逃到美國。於是在學校里，瑪麗學了一口巴黎腔調的貴族法語，還學會了跳八人舞和塞加西亞圓圈舞，那是法國貴族們在凡爾賽宮裡跳的舞。
瑪麗心高氣傲，她堅信自己日後會成為總統夫人。她不僅堅信這一點，還喜歡在人前這樣說。對於旁人的嘲笑，她毫不在意，這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瑪麗的一個親姐姐說她“愛炫耀、誇飾和權力”，是“我所見過的女人中野心最大的一個”。
瑪麗平時的脾氣很暴躁，情緒上來時很難克制。1839年的一天，她和繼母發生口角，忽然把門“砰”地一關，就跑到了嫁在春田鎮的姐姐家住，一直沒有回去過。
一個立志要嫁給未來的美國總統的人，到春田鎮來住，她可算找對了地方。當時這個地處邊疆糙原的小鎮，既沒有石板車道、人行道，也沒有電燈、下水道；豬在泥濘中打滾，牛群在鎮上亂闖，牛糞豬糞散發著陣陣臭氣。在當時，鎮上的人口只有1500人。可這裡卻是美國政治的重鎮：1839年，代表民主黨北派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和代表共和黨的亞伯拉
罕·林肯都住在這裡，而他們都是1860年的總統候選人。
這兩人都結識了瑪麗·陶德，並同時追求她，且兩人都曾擁抱她。瑪麗還說他們都曾經向她求婚。有人問：“您打算嫁給哪一位？”瑪麗答道：“誰最有希望當總統，就嫁給誰。”
道格拉斯當時年僅26歲，且已經是國務卿，人稱他“小巨人”。看來，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遠比林肯光明。因此“最有可能當總統的那位”，實際上指的就是道格拉斯。而林肯，那時還是個窮律師，借住在史匹德店鋪的樓上，連伙食都要朋友幫助。
即使在林肯當上總統的前兩年，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林肯還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他曾跟最有勢力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辯論過一番。而道格拉斯在林肯毫無聲望的時候，就已是美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了。
瑪麗·陶德（3）